《李希凡文集》七卷四百余萬字，可謂博大精論，評古講今，體察萬物，卷抒風云。

　　我用了一周的時間，閱讀了第一、二、三卷的大部分論著；又讀了第五卷的《藝術評論集》，重點讀了此集李希凡在編撰《中華藝術通史》中一至六次及九至十一次編委上的發(fā)言和希凡所撰《中華藝術通史》總序和總后記；讀了第七卷的第五章，李希凡與藍翎針對俞平伯《紅樓夢簡論》《紅樓夢辯》、胡適《紅樓夢考證》所發(fā)表的《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評紅樓夢研究》兩篇著名文章，并重讀了因兩個“小人物”的發(fā)表而引起毛澤東同志高度重視的有關歷史資料。

　　我不贊成完全或基本否定1954年那次紅學大討論，因為歷史證明那次大討論意識形態(tài)的指向沒有錯，學術方向沒有錯，是討論方法有“教訓”。學術問題要平等切磋，以理服人，不可簡單生硬亂扣政治帽子。因此，我認為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和學術領域，既要正確地、全面地認識當初，又要心平氣和地總結經(jīng)驗，汲取教訓，還要借以思考當今，展望未來。既要敢于在意識形態(tài)和學術領域批評錯誤，堅持正確的學術發(fā)展方向，又要講究學術討論的正確方法。既不可毫無原則地放任錯誤的學術思潮泛濫，又要百家爭鳴，相互商榷、切磋，心平氣和地商酌討論。

　　李希凡的《中國古典小說論叢》是一部立意于中華民族五千年博大精深思想文化史，精彩地、深刻地展示中國古典文學的大論著，它論證了中國古典小說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文學價值、時代價值。是一部生動的、有血有肉、有靈魂、有神氣的論述中華文化血脈、中國人精神脊梁的中國古典文學教科書。讀《李希凡文集》，特別是讀他的《中國古典小說論叢》卷，我有三點感受:

　　第一，他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學術研究過程中，他始終堅持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觀。

　　在紅學研究領域，他與藍翎共同開創(chuàng)了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批判唯心主義觀點的紅學研究的新階段，使紅學研究跨過“五四”前舊紅學研究、“五四”后新紅學研究的兩個階段，開創(chuàng)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

　　在涉及《三國演義》“尊劉抑曹”這個主題性立意問題時，李希凡同樣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參與了上世紀五十年代曾經(jīng)發(fā)生的為“曹操翻案”的一場大爭論。曹操究竟是《三國志》作者陳壽所頌揚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還是羅貫中《三國演義》所貶斥的“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當年甚至有人提出“只有打倒了《三國演義》才能給歷史人物的曹操翻案，殺出一條血路來”。1959年4月，李希凡同志在這場爭論中，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以認真、嚴謹、科學的學術態(tài)度，查閱研究了大量史料，陳壽《三國志》、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章學誠《丙辰札記》、黃摩西《小說小話》，從歷史資料的依據(jù)中，全面著眼評價曹操歷史上的功過是非。同時，又讀了魏晉南北朝期間的《世說新語》，唐李商隱的《驕兒詩》、杜牧的《赤壁詩》、宋人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稏|坡志林》中有兩句名句，“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態(tài)度鮮明地表示了尊劉抑曹之情……經(jīng)過多方面材料核正，依史證全面評價曹操，又依史證與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規(guī)律，他堅持稱《三國演義》是一部杰出的歷史小說。因為它鮮明、形象、生動、深刻地揭露了在漢末農(nóng)民黃巾起義軍進攻面前，封建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赤裸裸爭權奪利的猙獰面貌，在中外文學史上少見如此曲折壯觀、紛繁錯綜地把后漢、三國中一切人、一切情節(jié)、一切事件、一切人物關系（包括兄弟間、婚姻間、朋友間、家庭間……）都盤根錯節(jié)地貫穿其中，卷入了一場政治利益集團之間的慘烈之戰(zhàn)爭，或走進人物間政治爭奪血淋淋的漩渦之中。這樣，在作品里，何為“正統(tǒng)”之爭，就自然作出了本質(zhì)性的回答，對如何歷史唯物主義地科學地評價歷史人物，提出了鮮明的論點，同時也就為“尊劉抑曹”的歷史由來，作出了具有說服力的回答。

　　第二，他善于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史，以文學與學術研究相統(tǒng)一的辯證研究方法，挖掘中國古典小說典型環(huán)境、典型人物、典型形象的文化價值和精神力量，弘揚中華民族五千年的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

　　在《三國演義》里劉備、曹操、孫權，以及諸葛亮、關羽、張飛……諸多人物，都是活生生的、感人的歷史人物形象。我當然很喜歡他們，更尊崇多謀多智的諸葛亮。但從人物性格與品格、人格上我最喜歡讀的還是關羽。希凡同志在第一卷中，有一章專論關羽的形象——《〈三國演義〉里的關羽的形象》（《李希凡文集》第一章第401頁）。李希凡指出：“在《三國演義》里，真正能從‘正面典型’的意義上，和曹操的形象造成對立情勢并受到人們（有人民也有統(tǒng)治者）尊崇的，應該說是關羽的形象�！辈懿賿短熳右粤钪T侯，“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甚至其父至交呂伯奢一家被他殘殺之悲慘事例，與關羽大義凜然華容道釋曹操，兩者相對照，何者英雄？何者奸雄？豈非一目了然。在此希凡還特別引證了《圣嘆外書》的作者把《三國演義》里關羽的形象稱為“三絕”之一，并稱關羽“是自古今來名將中第一人”。當然正如希凡所云：“關羽的形象是一個文學典型，而并非歷史人物傳記。”而這個文學典型的意義和價值，在于早已被人們奉為心靈中的歷史英雄，奉為義貫千古之至尊。

　　希凡在我印象中，沒寫過小說，更沒寫過長篇，但他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立意、構思、處理情節(jié)、人物、故事之技巧，敘事、描寫之巧妙，確頗為熟悉，論述精當而精準。他還常把小說人物關系和戲曲人物的亮相、坐白、自報家門相聯(lián)系，且論得又十分貼切。在他這里關羽的出場，就十分震撼，“溫酒斬華雄”，何等的險中見英豪。當初根本不被袁術放在眼里的一名馬弓手，卻不一時“鸞鈴響處，馬到軍中”，云長提華雄之頭，擲于地上……一個威震眾將的英雄形象，頓時屹立于軍帳前。

　　在《水滸傳》里，希凡也強調(diào)了梁山好漢，被逼上梁山“八方共域，異姓一家……相貌言語，南北東西雖各別，心情肝膽，忠誠信義并無差”。從關羽到梁山好漢，再到楊家將的一系列英雄形象，希凡在學術論證中讓我們看到了中華優(yōu)秀文化史上英雄典型形象的品格、品德、人格。這正是當今社會上倡導諸子文化可借鑒的、古典文學作品所謳歌的活生生的藝術形象，站起來的諸子文化人物精神是中華優(yōu)秀文化軟實力的重要內(nèi)容。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guī)赘叭毡�，考察新聞、出版，發(fā)現(xiàn)我們的四大經(jīng)典名著，在他們那里備受尊崇，以精裝版本多次出版，并以動畫、影視等多媒體傳播，在社會上特別是在青少年中，廣為流傳、稱道，許多日本朋友，引證三國人物，可謂精熟于口，拈手即來。作為中國古代經(jīng)典名著，在我們的青少年中，并沒有形成讀經(jīng)典之自覺。

　　第三，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在文學作品典型人物、典型形象研究中，探求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辯證統(tǒng)一，現(xiàn)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辯證統(tǒng)一，是李希凡研究中國古典小說又一重要課題，并獲得顯著成果。

　　李希凡同志在這部大作中，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觀點，以科學嚴謹?shù)膶W術作風，對兩者關系作了明確、深刻、生動的論證。希凡同志學術研究的科學精神、科學態(tài)度、嚴謹作風在他的作品中無處不見，因而他的學術論說，具有極強的說服力。

　　在他的論著中，我們可以認識到，歷史的真實，是歷史學家憑借文物、史證、史料等真實的資料根據(jù)，科學論證，準確論史，那是歷史學家的任務。而文學家的文學創(chuàng)作則以史實做依據(jù)、做背景，進行藝術創(chuàng)作塑造歷史典型環(huán)境、典型人物、典型形象。同時，在創(chuàng)作方法上，還要善于把現(xiàn)實主義融于浪漫主義，浪漫主義充實現(xiàn)實主義，即謂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要“神與物游”，在創(chuàng)作中才能吐納珠玉。

　　李希凡七部文集，論及了《紅樓夢》封建大家族奢靡衰敗的情景，以及賈寶玉對封建傳統(tǒng)仕途的反抗精神；論及了《水滸傳》各路英雄被逼上梁山的壯觀情景；論及了《西游記》孫悟空敢于戰(zhàn)勝邪惡之勇，敢于大鬧天宮的反抗之搏；論及了《聊齋志異》中，借妖魔、怪異，揭露封建統(tǒng)治階級大小官僚的腐朽丑陋……內(nèi)容豐碩，論證嚴謹，是當代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的珍品大作，同時也是當今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難得的古典文學理論體系的完美論證，弘揚了中華優(yōu)秀文化的高尚形象。故此建議文化界、教育界與相關媒體，組織一次更為廣泛的社會性的討論，社會各界都要重視并大力提倡和重讀中國古典名著，從中汲取、繼承中華民族優(yōu)秀文化精神，讓中華民族的文化血液成為永駐民族精神之精髓，之力臂，之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