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斯·韋伯有言：一個國家的落后，首先是政治精英的落后。而此時此刻的中國，既不能出現(xiàn)福澤渝吉一樣高瞻遠矚的偉大啟蒙思想家和政治謀略家，更沒有出現(xiàn)吉田松陰、坂本龍馬、高杉晉作一樣的“明治前三杰”，以及像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西鄉(xiāng)隆盛一樣的“明治后三杰”等一批既有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的政治家和政治精英。中國雖然出了像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一樣唯“圣意”是從的政治“裱糊匠”。盡管后來也涌現(xiàn)出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一批具有強烈歷史使命感的士人，但與日本“明治前三杰”和“明治后三杰”相比，無論是血性，還是奉獻、犧牲精神，抑或器局、才具，都遠不是一個檔次。個中原因，發(fā)人深省。

　　李鴻章是個時勢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時勢的英雄。梁啟超認為，伊藤博文才是造時勢的英雄，而這樣的人在日本層出不窮。然中國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輩中不得一人。人是改革的最大動力，也會成為改革的最大阻力。成事在人，敗事也在人。甲午戰(zhàn)爭以李鴻章一人之力，抵倭人舉國之兵，焉能不��！

　　從甲午戰(zhàn)爭時期中日兩國政治精英思維模式、思想觀念的巨大反差中又可看出，落后的制度固然可怕，而思維模式和思想觀念的落后更可怕：近代化事業(yè)的真正主體只能是人，因為近代技術工藝和設備，本身是沒有生命的。所以，當一個國家的國民和政治精英的思維模式、行為方式尚未從傳統(tǒng)轉變到近代時，再完美的近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進的技術和設備，在傳統(tǒng)人的手中很可能成為一堆廢物。近代中國的畸形發(fā)展和失敗的悲劇也就難以避免。

　　李鴻章在美國訪問時，美國記者問：你贊成將美國的報紙介紹到中國嗎？李鴻章回答：清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清國的編輯們不愿將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像你們的報紙講真話，他們只講部分的事實，由于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就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價值，也就未能成為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即便時至今日，對照李鴻章的認識，我們敢說已經超越了古人嗎？

　　在過去，愚民政策可以保障社稷的安穩(wěn)，到了近代，這種做法只能是開歷史的倒車。只是，歷史的車輪，不會因北京沒有人敢說真話了，就一定會倒著走。朝廷可以倒退，歷史不會倒退。

　　2

　　制度

　　中國的甲午之敗是制度的失敗。福澤渝吉說過：一個民族要崛起，必須改變三個方面：第一是人心；第二是政治制度；第三是器物。這個順序不能顛倒，如果顛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徑，其實是走不通的。日本是按照福澤渝吉的順序走的，而中國則是走反了。

　　甲午戰(zhàn)爭中日本與清朝的對決，是一個近代國家與中世紀國家的對決，其實勝負早已明確。

　　從1895年開始，中國人就在反省中日兩國的差別，認為中國之所以被日本打敗，是因為中國的制度沒有改變。孫中山、康有為都這樣認為。在《馬關條約》簽訂的當月，康有為、嚴復、譚嗣同、劉光第等人就在思考中國戰(zhàn)敗的深層次原因。連被指為賣國的李鴻章也認為：“中國今非變法不足自強，豈書生腐論所能補救者也？”這時的國人已經認識到此前的改革可能有問題。

　　清政府經過30年的改革，建立了一支新式的海陸軍，但其軍事觀念仍然落后。勝利的軍隊是用未來的觀念打今天的戰(zhàn)爭，失敗的軍隊是用昨天的觀念打今天的戰(zhàn)爭。農耕文化的眼睛是向內的，國人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宮廷內斗，卻看不到整個世界。清朝的新軍原本是在湘淮軍的基礎上組建的，門戶對立，內斗激烈。北洋水師雖然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鐵甲艦，但執(zhí)行的卻是落后的防御戰(zhàn)略，這是一支僅能守土的農民海軍，絕不是經略大洋的近代海軍。

　　在這場戰(zhàn)爭中，一些優(yōu)秀的清軍官兵盡力了，但并未能改變戰(zhàn)爭的結局。這是一場歷史上中外軍隊裝備差距最小的戰(zhàn)爭，然而中國軍隊卻敗得最慘。北洋水師11名管帶7名殉國，近3000名官兵血灑海疆。軍人的英勇犧牲襯托出的只能是政府的昏聵無能�！肚迦諔�(zhàn)爭》一書的作者宗澤亞認為：甲午戰(zhàn)爭以來，日本人真正開始重視中國并試探與中國建立邦交，始自抗美援朝。在此之前，日本稱中國為“支那”，言辭中包含蔑視的意思。韓戰(zhàn)之后，日本悄悄地更改了稱呼，始稱中國。這一切都源自半個世紀前朝鮮的那場戰(zhàn)爭，因為那是和美國人的較量。

　　日本的改革是學西方，搞的是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體制，只有20多年的時間，民間經濟就成長了。甲午戰(zhàn)爭時，日本已經有6000家規(guī)范的現(xiàn)代企業(yè)。而中國直到甲午戰(zhàn)爭時，我們的資本還都是官辦企業(yè)。例如：輪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天津制造局等等，皆是國企。我們沒有企業(yè)家，只有買辦和國企高管，即紅頂商人。我們有資本，沒有資本主義。在洋務運動中，清政府還通過行政保護壟斷市場，奉行“唯兵”、“重官抑民”政策，導致國內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受到嚴重鉗制。但是，清廷并沒有明確感受到這一點。1898年春天，張之洞在《勸學篇》中還說道：“議會政治，中國是不要的了�！�

　　跛足的改革，注定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指導思想的具有大清特色的洋務運動失敗的命運。1861年后，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沈葆楨、丁汝昌等人紛紛在治下建立興辦輪船招商局、礦務局、電報局、鐵路、機器織布局等工礦企業(yè)。然而，由于這些企業(yè)、廠礦以官辦、官督商辦為主，官商合辦為輔，一大批政府官僚和紈绔子弟進入充職。在衙門官僚式的管理下，人浮于事，腐敗叢生，浪費嚴重，嚴重制約著生產效率的提高，企業(yè)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更無從談起。

　　在甲午戰(zhàn)后，慈禧和光緒也有深刻的反省，認為之前的改革做得不夠徹底，應該進一步對社會釋放權力。在1895年之后，清廷放開言論，允許自由辦報，一下子幾千份報紙就出來了，百姓可以自由議政，什么問題都可以談，人們有了一個言論空間。另外，允許自由結社，全國馬上就有幾千家新興社團產生，研究什么的都有。只有在這樣的氛圍中，清廷才有可能出現(xiàn)“戊戌變法”。

　　每一次在國家危機時出來收拾殘局的李鴻章，一直被國人目為賣國者，只有全體軍機大臣在給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說道：中國之敗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鴻章之過。曾令李鴻章老淚縱橫，感慨萬千。

　　3

　　戰(zhàn)略

　　甲午戰(zhàn)爭是中日兩國發(fā)展戰(zhàn)略的對撞。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入侵東方，亞洲各國相繼沉淪，只有中日兩國奮起自強。中國走“中體西用”之路，發(fā)動了洋務運動，日本走“脫亞入歐”之路，搞了明治維新。這一時期，作為國家自強的倡導者和參與者，中國和日本的那一代人，都同樣值得尊重。

　　一個國家的發(fā)展，最重要的是要有清晰的戰(zhàn)略。日本對此認識非常清楚。它知道，東亞狹窄，容不下像中國這樣大塊頭的崛起，這決定了中日之間必有一戰(zhàn)。故而日本抓住時機，迅速實現(xiàn)了向近代國家戰(zhàn)略的轉變。而清廷則懵懵懂懂，直到國家覆亡也沒有制定出現(xiàn)代意義上的國家戰(zhàn)略。

　　中國歷代不乏大的思想家、戰(zhàn)略家，但他們的主張一直沒有能夠上升成為國家的戰(zhàn)略意志。在晚清近代化大變局的過程中，李鴻章提出過非常重要的主張。1874年底，李鴻章給朝廷上了一個《籌議海防折》，他在這個奏折中呼吁清政府關注海防建設，希望清廷在海防建設上大量投入經費。

　　李鴻章為此曾三次進京，其中一次和慈禧太后當面談這個問題。他提出了三個主張：第一是建海軍。不僅要組建艦隊，而且還要在沿海的重要口岸修筑炮臺，以防止中國東南沿海口岸被洋人入侵；第二主張裁減綠營。當時清軍綠營有120萬人，這些軍隊在對付太平天國時就已經顯示出它的無用，李鴻章主張將它撤銷，重新組建一支使用洋槍洋炮武裝的現(xiàn)代化軍隊。第三設立海軍衙門。這個海軍衙門統(tǒng)管所有海防事宜，包括組建海軍、修筑炮臺、建立兵工廠、建郵局、建鐵路、開礦山等等。另外李鴻章說，建海防需要人才，要派人出去留學。當時的科舉取士當然不能改了，他想搞一個特例，讓搞洋務的人也可以走科舉之路。這些主張的核心便是“內須變法”。這里李鴻章所提的“海防”是個大海防，是國家國防的總概念。

　　但是，當李鴻章將這個奏折報給清政府時，朝廷意見分歧非常大。左宗棠也上了奏章，要求朝廷收復新疆。當時在新疆西部一些土地被俄國人支持的阿古柏部落占領，左宗棠認為新疆是祖宗曾經收復過的土地，不能在我們的手里把它丟掉。最后是由軍機大臣文祥拍板，支持了左宗棠的意見。他認為土地才是疆土，海洋不是國土，與其把錢扔進海里，不如把錢用在版圖上。李鴻章的意見因此沒有被朝廷所采用，這也說明李鴻章在清政府內部權力格局當中，還不是舉足輕重的人，他的運作和主張受到了各方面的阻撓與制約。

　　不去做定性的分析，僅算一筆經濟賬。清政府當時一年的總收入是白銀7000萬兩，左宗棠西征花了7700萬兩，是清政府一年多的財政收入。一直到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前，李鴻章建海防所用的全部經費是2130萬兩。李鴻章用這筆錢建立了一支艦隊，并維持到甲午戰(zhàn)爭。1888年北洋水師成立的時候，是世界排第六位的海軍力量，幾乎和美國并列。美國海軍的建設僅比我們早了兩年。1888年中國建成了北洋艦隊后，清政府再也沒有為海軍撥款，也沒有擴大艦隊、更新裝備，這使中國海軍的實力漸漸衰落下去，甚至不敵日本。

　　由于觀念、制度的落后，短短時間里，“亞洲第一海軍強國”便被“小日本”悄然超越：1890年之時，北洋海軍2000噸位以上的戰(zhàn)艦有7艘，總噸位27000多噸；而日本海軍2000噸位以上的戰(zhàn)艦僅有5艘，總噸位約17000多噸。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10年擴軍計劃。到了甲午戰(zhàn)爭前夕，日本已經建立了一支擁有63000名常備兵和23萬預備兵的陸軍，包括6個野戰(zhàn)師和1個近衛(wèi)師。擁有軍艦32艘。與日本新添的戰(zhàn)艦相比，此時的北洋海軍艦只不但數(shù)量被超過，而且呈現(xiàn)出明顯的老齡化、火力弱、射速慢、航速遲緩等弱點。

　　李鴻章組建如此強大的一支艦隊，也就花了2000多萬兩銀子！假設把左宗棠西征的7700萬兩銀子全部投到海防上，清廷可以再建三支這樣的艦隊，就能實現(xiàn)李鴻章當年設想的，擁有戰(zhàn)艦60艘。那樣，中國可以有北海艦隊、南海艦隊、東海艦隊、還可以有一支聯(lián)合艦隊，巡游中國的海疆。如果有這四支艦隊駐守中國的沿海，中國就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軍強國！哪個國家也不敢欺負中國。也許中法戰(zhàn)爭不會爆發(fā)，日本人不敢跟我們打甲午戰(zhàn)爭，八國聯(lián)軍入侵中國也得認真掂量一下。如果中國是亞洲最大的海上強國，日本人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打了滿洲又發(fā)動“盧溝橋事變”，然后把戰(zhàn)火燒到珍珠港，這樣整個世界的歷史也將改寫。但是，歷史已沒有也許！

　　近代中國最大的威脅來自東南沿海，然而清廷卻不再在東南沿海設防，把大量的經費用到了西北邊陲。清廷堅持這樣的國防戰(zhàn)略，中國的海疆能不被洋人打破嗎？靠大刀長矛武裝的舊式軍隊能擋住洋人的進攻嗎？海疆是近代列強進入中國的最大門戶，是最大的危險之地，中國近代的幾次侵略戰(zhàn)爭都發(fā)生在海上：中法戰(zhàn)爭、甲午戰(zhàn)爭、八國聯(lián)軍入侵、抗日戰(zhàn)爭。因為中國沒能守住東南沿海，港口不斷被洋人入侵，中國接二連三失敗。英法聯(lián)軍入侵北京火燒了圓明園，八國聯(lián)軍入侵北京把慈禧趕到了西安。清廷一次次地戰(zhàn)敗投降，一次次地簽訂屈辱的不平等條約，國家一步步地走向歷史的深淵。近代的戰(zhàn)爭賠款加上利息總數(shù)共達12億兩白銀！12億兩白銀，等于西征和海防全部經費總和的12倍！朝廷拿不出1億兩白銀去建海防，卻可以拿出了12億兩白銀去支付戰(zhàn)爭的賠款，真是匪夷所思！

　　300年前，彼得大帝說，俄羅斯一定要發(fā)展成為海上強國。所以俄羅斯300年間都在尋找出海口，尋找一個不凍港，最終選擇了中國的旅順。甲午戰(zhàn)敗，中國把遼東半島割給了日本。俄國隨即聯(lián)合法國、德國共同干涉，讓日本把遼東半島還給中國。當中國用3000萬兩銀子把遼東半島贖回后，立即被俄國占去，用來發(fā)展它的太平洋艦隊。

　　從海上走向世界，這是英國、美國、日本、德國等所有發(fā)達國家的共同經驗。日本是個島國，它始終認為自己的出路在大陸。為了踏上列島西邊的這片大陸，它已經準備了上千年。這種大陸情緒貫穿了日本歷史的始終。歷史上的日本有兩個特點：一是權力集中后，就要征韓；二是發(fā)生自然災害后，就會出現(xiàn)對外動武的聲音。福島地震后，日本右翼分子對釣魚島的染指，就與它的大陸戰(zhàn)略有關。

　　中日兩國最高統(tǒng)治者在重要歷史關頭的態(tài)度，導致李鴻章和伊藤博文兩人的命運截然不同的結果。李鴻章因一生代表清政府與列強簽訂了太多不平等條約而落得“漢奸”、“賣國賊”的罵名。與李鴻章相比，伊藤博文可謂志得意滿，一生無憾！雖最后死于朝鮮志士安重根之手，但在日本人眼中，卻是一位令人肅然起敬的民族英雄，是日本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

　　李鴻章和伊藤博文相同歷史條件下的截然不同命運，可以說是兩個國家政治人物和民族命運的一個縮影。

　　（作者系近代史研究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