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科學（主要指自然科學）的關系，是中國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近代以來，一些學者認為，儒學排斥科學、阻礙科學，與科學和現(xiàn)代化勢同水火。對這種觀點，有必要予以辨析。

　　對于儒學與科學的關系，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認識：在儒學作為中國哲學要素的意義上，二者是哲學與科學的關系；在儒學作為中華傳統(tǒng)文化要素的意義上，二者是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科學的關系；在儒學作為人文科學要素的意義上，二者是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如果再進一步提煉和概括，則可以說，儒學與科學之間是善與真的關系。儒學和科學的旨趣，當然都涵蓋真、善、美三個領域。但從本質(zhì)上說，儒學是一種追求以仁為核心的善的哲學；而在科學的價值取向中，求真是基礎性的。從這個角度說，儒學與科學不是互斥的，而是相容、互促的。

　　儒學所求之善以科學之真為前提之一。在求善的問題上，盡管儒學一向重視言傳身教的作用，但也強調(diào)從求真的角度對什么是善、為什么要求善以及求善的方式方法有準確深入的認知。儒學的核心價值取向是尊德性，但同時認為必須道問學。在一定意義上說，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前提。所以，儒家歷來強調(diào)以德攝知。孔子明確主張“未知，焉得仁”“知者利仁”，把知作為得仁的手段，視利仁為知的目的�？鬃铀_立的以德攝知傳統(tǒng)，為歷代儒家所繼承和發(fā)揚。孟子認為：“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董仲舒認為：“仁而不知，則愛而不別也；知而不仁，則知而不為也。”二者都強調(diào)知為仁和義服務。朱熹認為：“學者功夫唯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fā)，能窮理則居敬功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功夫日益密”，強調(diào)窮理之知與居敬之德相輔相成，以及知服務于德。王夫之強調(diào)見聞之知，認為“人于所未見聞者不能生其心”。戴震則提出了“德性資于學問”的命題，明確把學問置于德性的基礎地位。

　　儒學把明道德之善作為知的基本方向，但并沒有否定和忽視對自然萬物的認知，而是把對自然萬物之知主要限定在德性之知的范圍內(nèi)，視知為實現(xiàn)善的手段。所以，儒學并非與求真絕緣，也絕不反科學。只不過在儒學看來，求真主要是“窮天理、明人倫”，自然之真必須從屬和服務于倫理與性命之理以及政治之真。正因為如此，儒學對于科學具有內(nèi)在的需求。譬如，敬授民時，需要天文歷法；“安民富而教之”，需要農(nóng)學；“療君親之疾，救貧賤之厄”，需要醫(yī)學；治國安邦，需要地理學；等等。

　　儒學所求之善可以為科學之求真提供導向和規(guī)范。求真有端正目的、提高效率的問題，二者均需要善的導向和規(guī)范。我國古代科學家的研究目的，大都深深打上了儒學的烙印。其最常見的目的有：追求儒學所提倡的富國安民，實踐儒學的忠、孝道德，掃除儒家經(jīng)典所包含科技知識的閱讀障礙，準確理解儒家經(jīng)典的本義，等等。儒學對現(xiàn)代科學家端正研究目的，也有一定助益。愛因斯坦認為，現(xiàn)代科學家應樹立崇尚真理的價值觀。其基本價值取向不是官本位，也不是金錢本位、名譽本位， 而是事實本位、真理本位。樹立崇尚真理的價值觀，離不開人文素養(yǎng)的支撐。盡管歷史上儒學在培育我國科學家崇尚真理的價值觀方面存在局限性，但可用的思想資源還是不少的，如儒家提倡的天下為公的理想、敬事而信的作風以及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誠實態(tài)度等。

　　科學的求真要提高效率，也離不開善的規(guī)范。為了提高研究效率，科學家必須恰當處理個人與他人、個人與集體、科學界與社會以及事業(yè)與名利等方面的關系。處理好這些關系，適當吸收儒家倫理必將大有裨益。儒學所倡導的許多道德規(guī)范，可以為科學研究提供有效的倫理基礎。例如，“誠”能夠引導科學家實事求是，不作偽；“信”能夠引導科學家堅守諾言，保持信譽；“恕”能夠引導科學家推己及人，團結(jié)同事；等等。

　�。ㄗ髡邽樯綎|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