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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陳寅恪在回憶錄《寒柳堂記夢稿》中感慨自己的家世:“吾家素寒賤,先祖始入邑庠,故寅恪非姚逃虛所謂讀書種子者。”謙稱自己非世代簪纓子弟,辭謝友朋安在他頭上的“讀書種子”桂冠。四年后陳寅恪棄世,香港《春秋雜志》發(fā)表《史學權(quán)威一死了之》一文,作者慨嘆“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從此失去了一個真正的讀書種子”。而那個發(fā)現(xiàn)、呵護這個“讀書種子”的人——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已在1950年不幸猝逝。
傅斯年與陳寅恪是留德同學。當年在德國的一班留學生中,最用功的是陳寅恪與傅斯年,被稱為“寧國府大門前的一對石獅子”。傅斯年則向毛子水稱贊“在德國有兩位留學生是我國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一是陳寅。灰皇怯岽缶S”。這是1923年到1926年間的事。
陳寅恪1926年2月回國,受聘于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傅斯年1926年11月回國,受聘于廣州中山大學,任文學院院長兼國文、歷史兩系主任,1928年創(chuàng)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中研院”“史語所”)。俞大維1929年回國,傅斯年想延攬他到史語所來,任專職研究員,托陳寅恪力請他從上海來北平任職,又請時在上海的蔡元培出面做俞大維的工作。但俞大維無意于學術(shù),走上了從政的道路。
上面披露的陳寅恪回國的月份、傅斯年欲請俞大維到史語所來搞研究都是新發(fā)現(xiàn)的材料,出自《傅斯年遺札》(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編,2011年10月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出版。以下簡稱《遺札》)!哆z札》記載的陳寅恪在史語所草創(chuàng)時期的表現(xiàn)與貢獻,前所未聞,尤為珍貴。陳寅恪在史語所的身份是研究員兼歷史組主任,對史語所的史學發(fā)展功不可沒。但由于他同時又是清華大學、中山大學的著名教授,其身份、生平的另一面被大學教授聲名所掩。
傅斯年1928年受命創(chuàng)辦史語所時,確立了要與法國、日本漢學爭勝,要把漢學中心從法國、日本移到中國來的目標,制定了“請名家”的進人方針,自然會想到具有這方面硏究實力的陳寅恪。而陳寅恪對傅斯年新史學的視野境界、理念方法也頗為欣賞,欣然接受聘任。1928年9月20日,傅斯年致函陳寅。骸氨驹涸洪L蔡先生聘先生為本研究所研究員,懇請許諾,感荷無置。查歷史的語言的材料聚集北平者至多,整理發(fā)明端賴博學如先生者。不維冒昧,敢煩先生常川住在北平,以便從事整理。聞先生于內(nèi)閣大庫中頗得重要史料,有意編輯,又得數(shù)種文書之蒙古史,思考校之,無任欣佩,頗思早觀厥成,以樹研究史學之表儀,至于推此項及其它。先生在北平工作之用費,如抄寫之費及助員之費等,自當由本所擔任,因出版由本所任之也。又本研究所之研究生須分附研究員名下,以便指導其工作,或煩請先生擔任此項研究生一人或三人,至感高誼。先生本是清華學校研究院教授,有常川住校,當由本院長函致清華學校校長,請其許可。先生改住北平,至少可以在北平每周住數(shù)日,以便從事上列工作。至于因此而先生在清華任務(wù)減少,當由本院退還清華。先生在清華所領(lǐng)薪俸之一部從先生在北平開始工作日起算,凡此種種,如荷同意,請即示復!保ā哆z札》第43函)這封信比較重要,故全文引錄。它使我們獲知陳寅恪被史語所聘任的事由過程,陳寅恪薪金的處理方式,陳寅恪在北平城內(nèi)租賃住房的背后原因。
陳寅恪積極響應(yīng)加盟史語所這個學術(shù)團隊后,為史語所辦成了兩件大事。一是購置“八千麻袋”明清內(nèi)閣大庫檔案。1928年10月初,陳寅恪從上海返回北平后,即著手與在天津定居的原藏主李盛鐸聯(lián)系洽談。一度頗為糾結(jié),主要是賣方要價、買方籌資和存放房屋棘手。陳寅恪不得不放下不管閑事的身段,與傅斯年函電往還,與賣方周旋較勁,處理各方關(guān)系,終于在半年內(nèi),使這批重要文獻在與燕京大學、日本滿鐵的競爭中落戶史語所,為“國寶”沒有外流和史語所掘得文獻材料的“第一桶金”作出了貢獻。使原定八個組之中的史學組有了重要工作內(nèi)容,并因此加快了史語所從南疆遷往北國的步伐。
二是為史語所遷移北平的辦公用房奔走盡力。他先打“御史衙門”(都察院)公廨的主意,最后相中北海靜心齋。1929年3月到5月,陳寅恪不斷向傅斯年、楊詮(中研院總干事)報告與外交部洽談接收靜心齋詳情。楊、傅指示陳寅恪“先占靜心齋再圖發(fā)展”。一個“占”字,意蘊多重,歷練豐富的人閱后當會心莞爾,同時也透露出史語所當年在北平立足不易?傊,陳寅恪在上司的支持下,穩(wěn)妥搞定第二件大事。
1929年6月,史語所從廣州遷入北海靜心齋,將原計劃的八個組縮編為三個組,即第一組(歷史組),陳寅恪任主任;第二組(語言組),趙元任任主任;第三組(考古組),李濟任主任。三個組主任實際是三個學科的帶頭人。既是組主任,就得理事。但陳寅恪在史語所的身份有點特殊,他不是在史語所坐班的專職研究員,而在清華大學、史語所兩邊任職,這就與史語所的規(guī)章制度發(fā)生了沖突。平衡的結(jié)果,是傅斯年采取一種變通破例的辦法,對外陳寅恪是史語所專職研究員兼第一組主任,對內(nèi)實行兼職研究員一百元的薪金標準。
歷史組是史語所的“頭塊招牌”,故傅斯年尤其重視,組內(nèi)事務(wù),小事他自己辦理,大事則與陳寅恪商量。1935年進史語所的陳述回憶:“寅恪先生不常到研究所,但所里的事,特別是第一組的事,還是經(jīng)常關(guān)注、指導。”他不僅處理歷史組的事務(wù),對史語所的事也很上心,常發(fā)表自己的見解、建議。如1929年9、10月間,第三組在河南安陽殷墟考古發(fā)掘時受到當?shù)卣、民間的阻擾,陳寅恪到傅宅談此事,提出四點看法。10月23日傅斯年致函李濟:“寅恪昨來談,其言頗有可采……寅恪雖古怪,然官場情形,中國社會,實比吾等透徹也!保ā哆z札》第101函)
1933年春,史語所因平津時局不靖,執(zhí)行中研院集中各所于首都的計劃而南遷上海,次年再遷南京。但第一組因整理內(nèi)閣大庫檔案,尚有一部分人留在北平。傅斯年因在北大兼課,也常在北平。故從1929年到1937年6月這八年,陳寅恪與史語所的關(guān)系穩(wěn)定正常,他在史語所兼職的局限還不是太明顯。他在城內(nèi)有住宅,清華校園也有居所,兩邊都不誤事,有時還代理所長事務(wù)。1930年10月20日,傅斯年致函蔡元培:“請準假兩星期,在請假期內(nèi)所有應(yīng)行職務(wù)由陳寅恪代理。”如果不是抗戰(zhàn)爆發(fā),陳寅恪這個在清華、史語所兩邊理事的模式會長久保持下去。
然而戰(zhàn)爭打亂了社會與個人的秩序。1937年11月,史語所從南京撤退到長沙再到昆明,1941年初再次播遷到四川宜賓李莊板栗坳。陳寅恪1937年11月隨校從北平撤退到長沙再到昆明,家屬則安頓在香港。史語所與陳寅恪都歷盡顛沛流離之苦。1939年陳寅恪被英國牛津大學聘為漢學教授,1940年因歐洲戰(zhàn)事,航路阻隔,無法遠赴英國,困在香港。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后,陳寅恪陷入危險之中。他貧病交加,到處籌措逃離的旅費。更為嚴重的是,日偽文化組織誘逼他入彀。在陳寅恪一家最困難的時刻,傅斯年伸出了救援之手,并提升到為國家保存讀書種子的高度。
1941年12月10日,傅斯年一連發(fā)出三個電報給當時在港的杭立武(行政院中英庚款董事會總干事)、陳寅恪和中研院重慶辦事處王毅侯,先墊款四千元,救助陳寅恪一家飛離香港到重慶(《遺札》第868函)。當時國民政府派飛機前往搶運,但陳寅恪不是政府要員,沒有列入搶運名單,這次營救沒有成功。
1942年1月11日,傅斯年又致電朱家驊(中研院代院長),建議他抓緊時間與駐港的情報機關(guān)聯(lián)系,救援陳寅恪離港(《遺札》第879函)。
1942年4月,陳寅恪請離港的熟人陳漢帶口信給杭立武,請國內(nèi)給予接濟。傅斯年于4月14日致函杭立武:“……茲擬將寅恪兄一月至六月份薪俸共六百元先行轉(zhuǎn)去,倘無問題,弟再向好友集湊,續(xù)轉(zhuǎn)較大數(shù)目。頃已函托王毅侯兄將款送上,即煩我兄代匯陳漢君。寅恪兄在港,終非長久之計,弟亟擬接其來內(nèi)地,正在設(shè)法中!保ā哆z札》第908函)
陳寅恪一家最終逃離香港,救援的過程頗為復雜,其中傅斯年、朱家驊出力最大,顯示出中研院作為政府部門的辦事實力。但陳寅恪到桂林后卻遇到全家筋疲力盡、自己病痛纏身無力再往前走到達四川史語所駐地李莊的困難。1942年6月下旬,陳寅恪請傅斯年幫忙在廣西大學謀得教職。事后傅斯年在致葉企孫(中研院總干事)函中說:“寅恪就廣西大學之聘,弟不特未加以阻止,且他來信派弟寫信給杭立武兄,弟即照辦了。弟一向之態(tài)度,是一切由寅恪自決,彼決后,再盡力效勞……但求為國家保存此一讀書種子耳。”(《遺札》第955函)這是傅斯年第二次稱譽陳寅恪為“讀書種子”。從1923年翩翩留洋到1942年漂泊困頓于西南之際,歷經(jīng)二十年的人事變遷,傅斯年對陳寅恪的基本態(tài)度仍未改變。傅斯年的侄子傅樂成說乃叔平生敬仰的只有蔡元培、胡適、陳寅恪等少數(shù)幾個人,看來是有根據(jù)的。回到“讀書種子陳寅恪”這個話題,書種本人固然令后人高山仰止,那發(fā)現(xiàn)、呵護書種的人,也應(yīng)位在伯仲之間啊。(作者單位:南昌大學江右哲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