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陳寅恪在回憶錄《寒柳堂記夢稿》中感慨自己的家世：“吾家素寒賤，先祖始入邑庠，故寅恪非姚逃虛所謂讀書種子者。”謙稱自己非世代簪纓子弟，辭謝友朋安在他頭上的“讀書種子”桂冠。四年后陳寅恪棄世，香港《春秋雜志》發(fā)表《史學權(quán)威一死了之》一文，作者慨嘆“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從此失去了一個真正的讀書種子”。而那個發(fā)現(xiàn)、呵護這個“讀書種子”的人——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已在1950年不幸猝逝。

　　傅斯年與陳寅恪是留德同學。當年在德國的一班留學生中，最用功的是陳寅恪與傅斯年，被稱為“寧國府大門前的一對石獅子”。傅斯年則向毛子水稱贊“在德國有兩位留學生是我國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一是陳寅�。灰皇怯岽缶S”。這是1923年到1926年間的事。

　　陳寅恪1926年2月回國，受聘于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傅斯年1926年11月回國，受聘于廣州中山大學，任文學院院長兼國文、歷史兩系主任，1928年創(chuàng)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中研院”“史語所”）。俞大維1929年回國，傅斯年想延攬他到史語所來，任專職研究員，托陳寅恪力請他從上海來北平任職，又請時在上海的蔡元培出面做俞大維的工作。但俞大維無意于學術(shù)，走上了從政的道路。

　　上面披露的陳寅恪回國的月份、傅斯年欲請俞大維到史語所來搞研究都是新發(fā)現(xiàn)的材料，出自《傅斯年遺札》（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編，2011年10月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出版。以下簡稱《遺札》）�！哆z札》記載的陳寅恪在史語所草創(chuàng)時期的表現(xiàn)與貢獻，前所未聞，尤為珍貴。陳寅恪在史語所的身份是研究員兼歷史組主任，對史語所的史學發(fā)展功不可沒。但由于他同時又是清華大學、中山大學的著名教授，其身份、生平的另一面被大學教授聲名所掩。

　　傅斯年1928年受命創(chuàng)辦史語所時，確立了要與法國、日本漢學爭勝，要把漢學中心從法國、日本移到中國來的目標，制定了“請名家”的進人方針，自然會想到具有這方面硏究實力的陳寅恪。而陳寅恪對傅斯年新史學的視野境界、理念方法也頗為欣賞，欣然接受聘任。1928年9月20日，傅斯年致函陳寅�。骸氨驹涸洪L蔡先生聘先生為本研究所研究員，懇請許諾，感荷無置。查歷史的語言的材料聚集北平者至多，整理發(fā)明端賴博學如先生者。不維冒昧，敢煩先生常川住在北平，以便從事整理。聞先生于內(nèi)閣大庫中頗得重要史料，有意編輯，又得數(shù)種文書之蒙古史，思考校之，無任欣佩，頗思早觀厥成，以樹研究史學之表儀，至于推此項及其它。先生在北平工作之用費，如抄寫之費及助員之費等，自當由本所擔任，因出版由本所任之也。又本研究所之研究生須分附研究員名下，以便指導其工作，或煩請先生擔任此項研究生一人或三人，至感高誼。先生本是清華學校研究院教授，有常川住校，當由本院長函致清華學校校長，請其許可。先生改住北平，至少可以在北平每周住數(shù)日，以便從事上列工作。至于因此而先生在清華任務(wù)減少，當由本院退還清華。先生在清華所領(lǐng)薪俸之一部從先生在北平開始工作日起算，凡此種種，如荷同意，請即示復�！保ā哆z札》第43函）這封信比較重要，故全文引錄。它使我們獲知陳寅恪被史語所聘任的事由過程，陳寅恪薪金的處理方式，陳寅恪在北平城內(nèi)租賃住房的背后原因。

　　陳寅恪積極響應(yīng)加盟史語所這個學術(shù)團隊后，為史語所辦成了兩件大事。一是購置“八千麻袋”明清內(nèi)閣大庫檔案。1928年10月初，陳寅恪從上海返回北平后，即著手與在天津定居的原藏主李盛鐸聯(lián)系洽談。一度頗為糾結(jié)，主要是賣方要價、買方籌資和存放房屋棘手。陳寅恪不得不放下不管閑事的身段，與傅斯年函電往還，與賣方周旋較勁，處理各方關(guān)系，終于在半年內(nèi)，使這批重要文獻在與燕京大學、日本滿鐵的競爭中落戶史語所，為“國寶”沒有外流和史語所掘得文獻材料的“第一桶金”作出了貢獻。使原定八個組之中的史學組有了重要工作內(nèi)容，并因此加快了史語所從南疆遷往北國的步伐。

　　二是為史語所遷移北平的辦公用房奔走盡力。他先打“御史衙門”（都察院）公廨的主意，最后相中北海靜心齋。1929年3月到5月，陳寅恪不斷向傅斯年、楊詮（中研院總干事）報告與外交部洽談接收靜心齋詳情。楊、傅指示陳寅恪“先占靜心齋再圖發(fā)展”。一個“占”字，意蘊多重，歷練豐富的人閱后當會心莞爾，同時也透露出史語所當年在北平立足不易�？傊�，陳寅恪在上司的支持下，穩(wěn)妥搞定第二件大事。

　　1929年6月，史語所從廣州遷入北海靜心齋，將原計劃的八個組縮編為三個組，即第一組（歷史組），陳寅恪任主任；第二組（語言組），趙元任任主任；第三組（考古組），李濟任主任。三個組主任實際是三個學科的帶頭人。既是組主任，就得理事。但陳寅恪在史語所的身份有點特殊，他不是在史語所坐班的專職研究員，而在清華大學、史語所兩邊任職，這就與史語所的規(guī)章制度發(fā)生了沖突。平衡的結(jié)果，是傅斯年采取一種變通破例的辦法，對外陳寅恪是史語所專職研究員兼第一組主任，對內(nèi)實行兼職研究員一百元的薪金標準。

　　歷史組是史語所的“頭塊招牌”，故傅斯年尤其重視，組內(nèi)事務(wù)，小事他自己辦理，大事則與陳寅恪商量。1935年進史語所的陳述回憶：“寅恪先生不常到研究所，但所里的事，特別是第一組的事，還是經(jīng)常關(guān)注、指導。”他不僅處理歷史組的事務(wù)，對史語所的事也很上心，常發(fā)表自己的見解、建議。如1929年9、10月間，第三組在河南安陽殷墟考古發(fā)掘時受到當?shù)卣�、民間的阻擾，陳寅恪到傅宅談此事，提出四點看法。10月23日傅斯年致函李濟：“寅恪昨來談，其言頗有可采……寅恪雖古怪，然官場情形，中國社會，實比吾等透徹也�！保ā哆z札》第101函）

　　1933年春，史語所因平津時局不靖，執(zhí)行中研院集中各所于首都的計劃而南遷上海，次年再遷南京。但第一組因整理內(nèi)閣大庫檔案，尚有一部分人留在北平。傅斯年因在北大兼課，也常在北平。故從1929年到1937年6月這八年，陳寅恪與史語所的關(guān)系穩(wěn)定正常，他在史語所兼職的局限還不是太明顯。他在城內(nèi)有住宅，清華校園也有居所，兩邊都不誤事，有時還代理所長事務(wù)。1930年10月20日，傅斯年致函蔡元培：“請準假兩星期，在請假期內(nèi)所有應(yīng)行職務(wù)由陳寅恪代理。”如果不是抗戰(zhàn)爆發(fā)，陳寅恪這個在清華、史語所兩邊理事的模式會長久保持下去。

　　然而戰(zhàn)爭打亂了社會與個人的秩序。1937年11月，史語所從南京撤退到長沙再到昆明，1941年初再次播遷到四川宜賓李莊板栗坳。陳寅恪1937年11月隨校從北平撤退到長沙再到昆明，家屬則安頓在香港。史語所與陳寅恪都歷盡顛沛流離之苦。1939年陳寅恪被英國牛津大學聘為漢學教授，1940年因歐洲戰(zhàn)事，航路阻隔，無法遠赴英國，困在香港。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后，陳寅恪陷入危險之中。他貧病交加，到處籌措逃離的旅費。更為嚴重的是，日偽文化組織誘逼他入彀。在陳寅恪一家最困難的時刻，傅斯年伸出了救援之手，并提升到為國家保存讀書種子的高度。

　　1941年12月10日，傅斯年一連發(fā)出三個電報給當時在港的杭立武（行政院中英庚款董事會總干事）、陳寅恪和中研院重慶辦事處王毅侯，先墊款四千元，救助陳寅恪一家飛離香港到重慶（《遺札》第868函）。當時國民政府派飛機前往搶運，但陳寅恪不是政府要員，沒有列入搶運名單，這次營救沒有成功。

　　1942年1月11日，傅斯年又致電朱家驊（中研院代院長），建議他抓緊時間與駐港的情報機關(guān)聯(lián)系，救援陳寅恪離港（《遺札》第879函）。

　　1942年4月，陳寅恪請離港的熟人陳漢帶口信給杭立武，請國內(nèi)給予接濟。傅斯年于4月14日致函杭立武：“……茲擬將寅恪兄一月至六月份薪俸共六百元先行轉(zhuǎn)去，倘無問題，弟再向好友集湊，續(xù)轉(zhuǎn)較大數(shù)目。頃已函托王毅侯兄將款送上，即煩我兄代匯陳漢君。寅恪兄在港，終非長久之計，弟亟擬接其來內(nèi)地，正在設(shè)法中�！保ā哆z札》第908函）

　　陳寅恪一家最終逃離香港，救援的過程頗為復雜，其中傅斯年、朱家驊出力最大，顯示出中研院作為政府部門的辦事實力。但陳寅恪到桂林后卻遇到全家筋疲力盡、自己病痛纏身無力再往前走到達四川史語所駐地李莊的困難。1942年6月下旬，陳寅恪請傅斯年幫忙在廣西大學謀得教職。事后傅斯年在致葉企孫（中研院總干事）函中說：“寅恪就廣西大學之聘，弟不特未加以阻止，且他來信派弟寫信給杭立武兄，弟即照辦了。弟一向之態(tài)度，是一切由寅恪自決，彼決后，再盡力效勞……但求為國家保存此一讀書種子耳。”（《遺札》第955函）這是傅斯年第二次稱譽陳寅恪為“讀書種子”。從1923年翩翩留洋到1942年漂泊困頓于西南之際，歷經(jīng)二十年的人事變遷，傅斯年對陳寅恪的基本態(tài)度仍未改變。傅斯年的侄子傅樂成說乃叔平生敬仰的只有蔡元培、胡適、陳寅恪等少數(shù)幾個人，看來是有根據(jù)的。回到“讀書種子陳寅恪”這個話題，書種本人固然令后人高山仰止，那發(fā)現(xiàn)、呵護書種的人，也應(yīng)位在伯仲之間啊。（作者單位：南昌大學江右哲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