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zhàn)爭海戰(zhàn)圖

徐繼畬編著的《瀛寰志略》 李鴻章VS林則徐

　　 今年是甲午年，120年前的7月25日，中日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

　　 在這場戰(zhàn)爭中，日本這個蕞爾小國打敗了龐大的中華帝國，取代后者成為東亞的霸主。這種政治格局，甚至在今天仍有一定程度的延續(xù)。此前，中國雖然也打過多場敗仗，像兩次鴉片戰(zhàn)爭、中法戰(zhàn)爭，但是當時某些國人并不認為自己輸了，反而覺得不過是一場意外。如果我們抗戰(zhàn)的決心再堅決一些，如果我們的漢奸再少一些，說不定就打贏了。但是甲午戰(zhàn)爭證明了，中國人已經不能再心存僥幸，比洋務運動更堅決的變革從此開始了。

　　 不過，今天仍有一些言論認為甲午戰(zhàn)爭之敗，敗在漢奸，敗在意外。典型代表是中學歷史教科書，所持的觀點仍是因為李鴻章避戰(zhàn)求和，導致戰(zhàn)爭失敗和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避戰(zhàn)的理由則是為了保存其個人實力。至于《馬關條約》，則被視為賣國條約。“賣國”二字，就很能說明這種思維模式的心存僥幸：

　　 如果李鴻章不那么自私，或許戰(zhàn)爭就能打贏了吧？

　　 如果主政的不是李鴻章，而是一名愛國人士，這《馬關條約》或許就不用簽了吧？

　　 無獨有偶，歷史教科書在講述鴉片戰(zhàn)爭時，也是持類似的觀點，使人感覺要是多幾個像林則徐那樣的人，中國或許就不會在鴉片戰(zhàn)爭中戰(zhàn)敗了。

　　 歷史教科書說，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中國沿海地區(qū)除廣東在林則徐督飭下稍作戰(zhàn)備外，其余均防備松馳。英軍見廣州守衛(wèi)森嚴，便轉而北上。廈門因為是林則徐好友鄧廷楨在防守，同樣無機可乘。最后，英軍攻打浙江，占領了定海。然后道光皇帝心慌了，改剿為撫，撤辦了林則徐，林則徐做了戰(zhàn)敗的替罪羊。林則徐被換走之后，中國非但沒有迎來和平，反而是屢屢被打，屢戰(zhàn)屢敗，終至要與人簽訂《南京條約》。

　　 如果中國多幾個林則徐這樣的人，鴉片戰(zhàn)爭是不是就不會輸了？

　　 如果皇帝不是戰(zhàn)和不定，而是一心抗英，這仗是不是還有可能打贏了？

　　 更多論據(jù)，更多疑惑

　　 認為戰(zhàn)敗的原因在于抗戰(zhàn)的決心不夠、漢奸太多的一大理由是，以中國當時的兵力和戰(zhàn)備，是有可能戰(zhàn)勝的，甚至可能打得非常漂亮。

　　 比如說甲午戰(zhàn)爭中，中國海軍排名亞洲第一、世界第八，日本海軍不過亞洲第三、世界第十一。就這差距，怎么可能打不贏？

　　 又如鴉片戰(zhàn)爭，中國總兵力80萬人，英軍前期不過幾千人，后期最多不過2萬人，而且他們遠道而來，我們在家門口打仗，80萬人對2萬人，怎么可能打不贏？

　　 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此，且讓我們思考一個問題：

　　 甲午戰(zhàn)爭中，中國海軍排名世界第八，那么排名世界第一的是誰？

　　 你或許想到了，不是別人，正是英國。其次是法國、德國、俄國。

　　 中國的近代海軍始于1866年創(chuàng)建的福州馬尾船廠和馬尾船政學堂，在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前夕，中國用不到30年的時間試圖趕超歐洲在過去400多年發(fā)展起來的海軍。如同所有的后發(fā)國家一樣，中國這一時期的海軍發(fā)展速度可謂一日千里，而且歐洲列強似乎并不介意中國人購買他們的軍火，也不介意中國人學習他們的軍事技術。

　　 英、德兩國不僅賣軍火給中國，還有專人幫助訓練中國的海軍，英國教官叫瑯威，德國教官叫式百齡。更讓人意外的是，歐洲列強還允許中國人去他們那里留學，學習軍事技術。福州船政學船開辦幾年后，于1877年開始派遣留學生到英、法等國學習，有的進了英國皇家海軍學院，有的直接進了海軍實習；后來有些赴德學習炮兵技術，因為據(jù)說德國的炮兵最強。在這批留學生中，有許多是我們今天耳熟能詳?shù)�，如嚴復，如鄧世昌、劉步蟾。這些人學成歸國后，又擔任了國內學堂的教官，傳播著現(xiàn)代的軍事技術。

　　 就這樣緊趕慢趕，中國用20多年的時間，終于將海上力量的世界排名提到了世界第八。換句話說，鴉片戰(zhàn)爭的時候，英國海軍世界第一，中國海軍還在第八名之外，這仗還有不敗的可能嗎？

　　 中國的軍力到底怎樣

　　 關于鴉片戰(zhàn)爭的過程，學者茅海建在其代表作《天朝的崩潰：鴉片戰(zhàn)爭再研究》一書中有著詳盡的論述。要而言之，主要有三點：

　　 一、中英艦船水平懸殊，使得清軍在鴉片戰(zhàn)爭中根本不具備主動出擊的實力，只能放棄海上交鋒而專注于陸地。清軍實際上喪失了戰(zhàn)爭的主動權，想什么打、在哪里打，英軍說了算。英軍經常來了就打，打了就走，中方只能望洋興嘆。所以林則徐最多封鎖珠江口，發(fā)現(xiàn)英軍北上了，卻無力追擊。

　　 二、船速之快，也決定了英軍運兵速度快過中方。清朝雖有80萬兵力，但這些兵力是分散在全國各地的，且承擔著維持地方治安的責任。戰(zhàn)爭爆發(fā)的時候，真正能投入到戰(zhàn)場中的終究是少數(shù)。而且路途之遙遠、交通之落后，使得軍隊從內地調遣到沿海，經常要走上兩三個月，往往部隊還沒走到那里，戰(zhàn)斗已經結束了。

　　 具體而言，除戰(zhàn)爭前線的駐兵外，清廷還從各地調兵5.1萬人支援，前后投入的總兵力約10萬人。且這10萬人分散在沿海各地，較之兵力集中的英軍，并不占優(yōu)勢。據(jù)統(tǒng)計，在鴉片戰(zhàn)爭的12次較大規(guī)模的戰(zhàn)役中，除了1841年5月廣州之戰(zhàn)和1842年3月浙東之戰(zhàn)因各省援軍而保持兵力上的優(yōu)勢外，雙方兵力相當，有時候清軍還不如英軍多。

　　 三、船不如人快，兵不如人多，更糟糕的是，炮還不如人家的好。清軍的火器還比較原始，多是仿造明代引進的佛郎機、鳥銃、紅夷炮，步兵則多用刀矛弓箭等。英軍用的火器雖然樣式相近，但拜工業(yè)革命所賜，冶煉技術更高，且采用了鐵模鑄炮，射擊速度和精度遠超過清軍。兩軍對壘，且不說清軍是否打得過英軍，搞不好自己的大炮還會炸裂，傷了自己人。

　　 軍事實力懸殊，戰(zhàn)爭的結果自然慘烈：

　　 按照東北師范大學歷史系碩士張莉的最新統(tǒng)計，在鴉片戰(zhàn)爭中，英軍共死亡71人、傷400余人，而清軍死亡3100人、傷4000余人。其中英軍代價最慘重的鎮(zhèn)江之戰(zhàn)也不過死亡39人、傷130人，而清軍死亡239人、傷264人，還有68人下落不明。經常是對方零星受損，我方接二連三地有人犧牲，炮臺被毀，將領殉國。

　　 這也就不難理解，許多主戰(zhàn)派戰(zhàn)前態(tài)度強硬，戰(zhàn)后卻主張“撫夷”，甚至有悲觀情緒。沒有看到中英軍事實力相差有多大，就不免心存幻想，進而對那些主和、被迫簽約的官員抱有敵意，詈之為漢奸。

　　 后來，在被貶伊犁的路上，林則徐給友人寫了一封信，提及鴉片戰(zhàn)爭失敗的原因：

　　 “彼之大炮遠及十里內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

　　 “彼之放炮如內地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炮后，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

　　 “求其良且熟焉，亦無他深巧耳。不此之務，既遠調百萬貔貅，恐只供臨敵之一哄。

　　 “況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師始能尾追，岸兵能頃刻移動否？蓋內地將弁兵丁雖不乏久歷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見面而接仗者，未之前聞。

　　 “徐嘗謂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岳、韓束手，奈何奈何！”

　　 雖然承認清軍打不過英軍——大炮射程不及人、進攻速度不如人、運兵速度也不如人，就算是岳飛、韓世忠在世，那也是沒辦法——但是林則徐卻不會公開表達。他叮囑朋友說，千萬不要把這封信給別人看。他的好友徐廣縉后來升任兩廣總督，寫信問他有什么驅夷的辦法，林則徐回復說：民心可用。

　　 說到林則徐，近代學者蔣廷黻先生的看法獨到、犀利。他在《中國近代史大綱》一書說：

　　 “難怪他后來雖又作陜甘總督和云貴總督，他總不肯公開提倡改革。他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他讓國家日趨衰弱，而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斗。林文忠無疑的是中國舊文化最好的產品。他尚以為自己的名譽比國事重要，別人更不必說了�！�

　　 神光寺事件與徐繼畬

　　 1850年夏天，兩名英國人援引《南京條約》，向侯官縣（今福州市區(qū)）的縣令申請到城里居住。獲得批準后，他們在神光寺租了幾間房，一個開始傳教，一個給人看病。

　　 一些士紳對此大為不滿，認為外國人沒有資格和中國人共同居住，適逢林則徐回鄉(xiāng)，雙方聯(lián)合向福建巡撫徐繼畬告狀，要求把這兩個英國人趕出城去。徐繼畬有一定的壓力，但是外國人也不是那么好打發(fā)的。英國人拿出合約來，表示在此租房是合法合理，為什么要被轟走？

　　 林則徐和士紳們不斷向徐繼畬施壓，希望他能拿出中國人的骨氣來，像廣州人轟外國人一樣轟走他們。徐兩邊為難，便向皇帝報告了此事，皇帝的回復頗具領導藝術：“不可致生夷釁，亦不可稍拂民情�？偲诿褚膬砂�，方為不負疆寄。”總之，不要得罪外國人，也不要辜負了民意，至于如何調節(jié)，你自己想辦法。

　　 這時候，林則徐等坐不住了，質問徐繼畬為什么還不動手，并開始散布消息說他是投降派，甚至在大街上貼出了“某日定取夷人首級”的恐嚇小報，嚇得英國人兩次跑到巡撫衙門來控訴并申請保護。徐繼畬一邊勸他們搬出城去，一邊派兵在神光寺附近巡邏，生怕真的有人去搞謀殺，引發(fā)國際糾紛。這一下，林則徐們更憤怒了：你非但不對付他們，你還保護他們？你到底是幫中國人，還是幫外國人？不久，徐繼畬被免職，到京城接受皇帝訓問。一場是否驅逐外國人的斗爭，以咸豐帝和林則徐們的勝利而告終。

　　 其實不為這件事，按照當時士大夫們的價值觀，徐繼畬早晚也會被扣上漢奸的帽子。鴉片戰(zhàn)爭期間，他在廣東、福建一帶任職，就多次與美國、英國的傳教士及英國領事接觸，請教西方的地理、文化、政治知識，他的《瀛寰志略》寫了五年，“每晤泰西人，輒披冊子考證之�！�1848年，這本書出版了，書中不僅詳細地介紹了四大洲的風土人情，而且摒棄了過去那種蔑視外國的態(tài)度，盡量客觀中立，不用“夷”字來稱呼他們，甚至對歐美的政治制度予以肯定。

　　 提及華盛頓時，他盛贊道：“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于勝廣，割據(jù)雄于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chuàng)為推舉之法，幾于天下為公。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余見其畫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杰矣哉！”至于美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襲之規(guī)，公器付之公論，創(chuàng)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這些都成了后來守舊派彈劾他的一大罪狀，“張大外夷”。

　　 開眼看世界的下場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無疑徐繼畬的態(tài)度和見識比林則徐的更接近一個現(xiàn)代國家所應該有的狀態(tài)。然而，他和林則徐的遭遇大相徑庭。林則徐不僅在當時獲得了空前的聲譽，而且被后世譽為“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徐繼畬被召回京城后一貶再貶，終于罷官回鄉(xiāng)去了。

　　 且讓我們看一下當時其他開眼看世界的人們，又是怎樣的遭遇吧。

　　 1876年冬，郭嵩燾作為中國第一任駐外公使，出使英國。很多朋友勸他不要去，以免晚節(jié)不保。果然，他擔任使節(jié)后，漢奸的罵名隨之而來。他的湖南老鄉(xiāng)、晚清大才子王闿運寫了一副對聯(lián)挖苦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于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彼母笔箘㈠a鴻不斷寫信回國，報告他的漢奸行為，如參觀時因為天氣寒冷披上了外國人的衣服，看到巴西國王時跟著起立，有損天朝威嚴，聽音樂會時效仿洋人取閱音樂單，如此等等。至于他在寄回國的報告中肯定英國的地方，更是成了作為漢奸的“鐵證”。國內守舊派不斷抨擊他“有貳心于英國”。

　　 1854年冬天，中國第一位留學美國的學生、畢業(yè)于耶魯大學的容閎回國了，希望帶動更多人出國留學，“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然而招生極其困難，直到1870年有機會見到李鴻章時才使得這一想法付諸國家層面的實踐。招生過程中，不斷有謠言傳出，說在美國那種野蠻的地方，會把小孩子騙過去，將人皮扒下來披在狗身上。

　　 蔣廷黻認為有兩個林則徐，“一個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則徐，一個是真正的林則徐”，前一個林則徐對外國人強硬，百戰(zhàn)百勝，只是有奸臣誤國；后一個林則徐到了廣東之后，逐漸了解到中國軍事上不如外國人，開始購買外國船炮，派人翻譯外國刊物，但是他并不想公開這種態(tài)度，而是和傳統(tǒng)士大夫一樣鼓吹排外，大唱“民心可用”的高歌。他私底下承認軍事上不如人，但是對同僚、對國民、對皇帝并不這么說。

　　 蔣廷黻認為這是因為“林雖有這種覺悟，他怕清議的指摘，不敢公開的提倡。”似乎唯有如此，才能解釋得通林則徐的表里不一。以此觀之，稱林則徐為“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實在有待商榷，至少同一時期的徐繼畬比之更有資格，不過真正開眼的大多被所謂的清流貶為“漢奸”了。

　　 與列強的差距在哪里

　　 在近代史上，被迫打開國門的并不是只有中國。日本、朝鮮都先后被迫放棄了閉關鎖國的政策，泰國、越南、緬甸等東南亞國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殖民和經濟侵略、政治侵略。即便是在歐洲，也有許多國家飽受英國、荷蘭、俄國等新舊帝國的欺凌。

　　 說到近代歷史，不是每個歐洲國家都躋身“列強”。他們中的一些國家同近代之中國一樣，同近代之東亞、東南亞一樣，被人欺凌，割地賠款，甚至處于分崩離析的狀態(tài)。問題是，各個國家將以怎樣的姿態(tài)去面對？

　　 在亞洲，日本采取了一種完全不同于中國的態(tài)度。

　　 日本人好像有一種習慣，誰比我強，誰打贏我了，我就向誰學習。7世紀到9世紀時，他們向唐朝中國學習；后來，荷蘭崛起了，他們就向荷蘭學習，甚至形成了一門學科，叫“蘭學”；被迫打開國門后，日本政府派出使節(jié)團，考察歐美各國，考察時間長達1年零9個月，考察范圍也極廣泛，希望“凡是可予我國有益之事，概當研究熟覽”；1945年被美國打敗后，他們又開始向美國學習。

　　 中國的態(tài)度則相反，簡單點說就是，誰打我了，他的東西再好，我也不學了！甚至跟他有關的任何東西都不沾，誰沾了誰就是漢奸。

　　 兩種完全不同的國民心態(tài)，決定了中日兩國在近代走向了兩條大不相同的道路。

　　 國民心態(tài)對于國運的影響，遠大于領導人是否賢明、是否愛國，或是國家實行什么樣的政治體制。以前，我覺得中國敗在了沒有英雄的出現(xiàn)，而漢奸太多。日本有明治天皇，中國只有慈禧和袁世凱，好不容易出了個林則徐，還遭到昏君棄用、奸人排擠。人家天皇可以為了購買軍艦而捐款，中國的慈禧挪用軍費過大壽，袁世凱又在關鍵時刻出賣了變法人士，使得中國的變革功虧一簣。后來，我相信是不同的政治體制所決定的，腐朽的君主專制注定不能把國家利益置于第一位。然而，日本倒幕之后，天皇的權力反而加強了，似乎這樣一來，又要回到是否有明君的設想中去了。

　　 在諸多思考中，有個因素一直被忽略了，即我們自己對待現(xiàn)代文明的態(tài)度。

　　 態(tài)度不同，所采取的措施也不同。如果視為現(xiàn)代文明，我們就該熱情擁抱它，全力學習。如果認為這是某一國家、某一民族的專屬，我們雖然一時承認他們比我們的好，但總是不免要提醒自己“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學著學著，愛國的情懷一上來，又會覺得自己原來的東西也挺不錯的，何必要去學別人的東西呢？

　　 這種國民心態(tài)并不會因為領導人、政治體制的變化而變化。慈禧掌權時，中國人可以排外；光緒掌權了，中國人一樣可以“砍倒電線桿，扒了火車道”；哪個國家得罪我們了，我們就抵制所有與其有關的東西。這種心態(tài)不改變，改成什么樣的統(tǒng)治階層，依然融入不了現(xiàn)代文明的世界。

　　 中國的傳統(tǒng)不是排外

　　 中國并非自古便是與世隔絕，一味排外。且不說唐時公務員隊伍中有日本人、朝鮮人，宋元也任命過多名西方人擔任中國官員（著名者如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單說東周的秦國，它之所以能夠統(tǒng)一天下，便是因為有個其他各國所沒有的胸懷。

　　 秦國地處西隅，經濟、文化落后，但是春秋時的穆公、戰(zhàn)國時的孝公，都能以極廣大的胸懷招徠外國人、重用外國人。秦穆公所依賴的五個大臣全是外國人，百里奚是楚國人，蹇叔是宋國人，邳豹、公孫支是晉國人，還有個由余，來自本部的少數(shù)民族部落。至于軍隊，也是交由外國人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來統(tǒng)帥。戰(zhàn)國時期，這種現(xiàn)象更為明顯，實行變法的公孫鞅是衛(wèi)國人，入秦前長期在魏國工作，張儀、公孫衍、范雎都是魏國人，魏冉、李斯是楚國人，齊國的孟嘗君在秦國當人質，因為有才華，也被秦王任命為丞相。

　　 秦始皇嬴政剛執(zhí)政的時候，秦國發(fā)生了一起間諜案，韓國派水利工程師鄭國到秦國去，建議秦王修建水利工程，即后來的鄭國渠，希望以此疲秦。案發(fā)后，秦國的一些愛國人士建議秦王驅逐所有的外國人，由秦國人自己掌控國家政權，這就是戰(zhàn)國后期秦國驅逐客卿事件。為此，李斯寫了一份奏章，勸說秦王不要一味排外，這就是著名的公文《諫逐客書》。

　　 說起這篇文章，最有名的一句是“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個人覺得最有警示作用的卻是這句：“物不產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于秦，而愿忠者眾。”一個偉大的國家，就應該是“地無四方，民無異國”，普天之下的物品、人才皆可為我所用，而不是動輒問這是哪個國家的、是不是外國的那一套。

　　 80多年前的追問

　　 可惜，中國這樣的胸懷和優(yōu)良傳統(tǒng)傳到宋元時期便斷了，明朝開始搞閉關鎖國，確定的外交關系也是唯我獨尊的天朝體系，不再承認平等的外交關系，不屑與外人交流，也不允許老百姓與外界交流，終于發(fā)展到了落后挨打、盲目排外的地步。后來兵戎相見，對敵人一無所知，卻相信自己必勝；打輸了，卻不承認不如別人，更相信是內部出了漢奸，換個愛國人士就好了；終于意識到自己技不如人了，也恥于承認，堅持本國的政治、文化天下第一，無需向別人學習；后來開始學習了，也時不時地鬧一鬧情緒，糾結于這樣一來是不是就算西化了。最喜歡干的事情就是丑化外國人，“聞洋人之長便怒，聞洋人之短則喜”，甚至不惜編織出許多謊言來娛樂同胞。

　　 可以說，我們的國門雖然打開了，但是國民的心門卻未完全打開。閉關鎖國時，不知道別人比我們先進，也就罷了，可是知道了卻不承認、不肯學習，那就讓人無可奈何了。中國進步之難，并不只是統(tǒng)治階級的問題，不只是漢奸的問題，而是中國人將以怎樣的心態(tài)面對現(xiàn)代文明的問題。這個問題蔣廷黻先生在80多年前便提出過，至今仍是中華民族懸而未決的問題，在甲午戰(zhàn)爭的紀念日里思來仍覺得無比沉痛、可惜：

　　 “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xiāng)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陳賜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