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詩人一般來講是在現(xiàn)場作詩的。這個情況可能對各位來講是很自然的事，沒有什么特別的；但是我作為日本人，就看慣日本文學(xué)作品的眼光來講，其實日本的詩人，特別是平安時代的歌人，是身在京都、想象很遙遠的地方的名勝古跡來作詩，這跟中國詩人完全不一樣。

　　我對中國詩人的旅行問題的好奇，也是從這一點開始。

　　中國的詩人可以說是“旅行的人”

　　我以前在復(fù)旦“文史講堂”也作過一次演講，那時候講的是明清時期的書籍流通，這次我要講的是關(guān)于明清時期科舉考生的赴考旅程問題。一個是關(guān)于書、一個是關(guān)于旅行，表面上看起來完全沒有關(guān)系，可是其實在我的頭腦中，這兩個問題并不是完全沒有關(guān)系。我一直對晚明蘇州文人馮夢龍很感興趣，我對他的興趣不僅在文學(xué)，也涉及他生平的其他各個方面。他參與了很多書的編輯工作，也出了不少書，所以我對當時的出版文化感興趣。還有，馮夢龍的文學(xué)作品中常常出現(xiàn)妓女，所以我對明末清初的青樓文化也做過一點點研究。另外就是關(guān)于科舉和旅行。馮夢龍是明代的一個知識分子，所以當然也參加過科舉，還編了不少科舉的參考書。很有意思的是，他本人一直沒有考上，他編的參考書倒是非常暢銷。馮夢龍是蘇州人，但是到過好多地方--因為在當時為了應(yīng)江南鄉(xiāng)試，一定要去南京應(yīng)考；還有他晚年做過福建的官，到過福建。因此，我也想了解當時有關(guān)旅行的具體情況。

　　我今天講的題目是“清代舉子之旅--從廣東到北京”。我今天要介紹的直接材料并不是晚明的，而是清代中期一個廣東人寫的。首先，我要簡單介紹我今天報告的目的，或者說我自己的意圖。

　　先看兩幅地圖。這一幅是唐代詩人杜甫一生的行跡圖。杜甫是河南鞏縣人，鞏縣在洛陽附近；唐代的首都是長安。杜甫除了他自己的出生地和當時的首都長安之外，也到過很多其他地方：他年輕時候到過山東、江南，后來到了甘肅、四川，最后在湖南去世。第二幅是宋代蘇軾的行跡圖，他的活動范圍就更廣了：他是四川人，在四川出生；當時北宋的首都是開封，開封也留下了他的足跡；此外他還去過好多其他地方，最后甚至到了海南島。杜甫在安史之亂后為了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奔波于各地；蘇東坡在新舊黨爭之際，幾度貶謫與升官，所以他們身在旅途的時間比較多。但是看看中國其他詩人的生平，他們兩位并不一定是例外：李白一生很多時候在各地漫游，行跡應(yīng)該更廣；還有唐代的所謂山水詩人王維，他做過河西節(jié)度使的判官，到過甘肅的武威，就是當時的涼州。中國過去的很多詩人因為同時也是官僚，因此作為官僚出去旅行的機會不少。

　　那么，這樣的行跡圖是怎樣制作出來的？一千多年前古人的行跡，我們怎么知道？如果現(xiàn)在要我做自己的行跡圖的話，也并不是那么簡單的事，可是我們可以畫出杜甫、蘇東坡的行跡圖。這個看起來很難，可是實際上或原理上不一定那么困難--看他們的詩文集就可以了。中國的詩人到了某個地方往往會作詩，詠那個地方的風景、名勝古跡，所以我們只要從各個詩人的集子里把詩題中的地名抽出來，進行整理，就可以大致畫出他們的行跡圖。

　　當然，要做的話還要參考其他材料，要下很大的功夫，但原理上并不那么復(fù)雜。日本學(xué)者松浦友久在他的書里說，有一些地方幾乎每一個中國詩人到那里都一定會作詩，這樣的名勝古跡他稱之為“詩跡”，就是作詩的一種名跡。在中國，這樣的詩跡有很多。千百年以來，某一個詩跡就積累了歷代詩人的作品。比如說三國的古戰(zhàn)場赤壁，過去的詩人到那里都會為之作詩，所以現(xiàn)在有好多詩人作的有關(guān)赤壁的詩。我想，中國的詩人一般來講是在現(xiàn)場作詩的，自己身在別的地方，比如說不在赤壁而作赤壁的詩，這樣的情況比較少。這個情況可能對各位來講是很自然的事，沒有什么特別的；但是我作為日本人，就看慣日本文學(xué)作品的眼光來講，其實日本的詩人，特別是平安時代的歌人（“歌人”就是日本作和歌的詩人），跟中國詩人有非常明顯的不同。平安朝的歌人大多是當時的貴族，基本上都住在京都。他們連當?shù)胤焦俚臅r候也不一定是親自到任地去，而是派遣自己的代理人去處理事務(wù)，所以平安朝的歌人親自去京都以外地方的機會是非常少的。但是我們看日本的和歌，有不少是歌詠日本全國各地的名勝古跡的。這種歌人們作和歌時想象中的名勝古跡，在日本叫作“歌枕”。所以，日本的歌人是身在京都、想象很遙遠的地方的名勝古跡來作詩，這跟中國詩人完全不一樣。所以，我對中國詩人的旅行問題的好奇，也是從這一點開始。

　　在日本江戶時代，有位有名的俳句詩人叫松尾芭蕉，他的《奧之細道》是他親自去全國各地旅游而作的俳句和游記集。松尾芭蕉親自到各個地方去旅游的一個目的，就是要親眼看那些久負盛名的歌枕，也就是以前歌人們想象中的名勝古跡。這中間應(yīng)該有平安時代和江戶時代交通等條件不同的因素：平安朝的貴族不愿意到京都以外的各個地方去，大概是因為治安、交通等不太穩(wěn)定和方便；但是到了江戶時代條件就好了一點。而中國的詩人因為大多同時是官僚、必須親自去任地，所以他們可以說是“旅行的人”或“移動的人”。那么他們旅行的實際情況或者具體情況如何？這正是今天我要報告的重點。

　　越日常的知識越?jīng)]有文字材料

　　如果現(xiàn)在我們想要了解過去的旅行情況，有哪些資料可以利用呢？一個是我剛才講的詩歌別集，可以用來復(fù)原當時某位詩人的行跡。第二是詩歌總集。很有意思的是，詩歌總集中有以所謂的詩跡為主題而編成的。南京的秦淮也是一種詩跡，清代的一部詩歌總集《秦淮詩鈔》就收錄了很多詩人在秦淮作的詩。另外，地方志的“藝文志”里也收有關(guān)詩跡的詩，如《西湖志》卷三十一到四十二“藝文”部分收了很多詩人在西湖作的詩，我們一看《西湖志》的“藝文”就能一覽無遺。第三是游記。在中國因為道教的山岳信仰的關(guān)系，這些游記中游山的記錄相當多。第四種是旅行記。按四部分類的話，它們一般歸在“史部·地理類”的“游記紀程路程總記之屬”下，如范成大的《吳船錄》、陸游的《入蜀記》，還有有名的《徐霞客游記》等等。第五是日記、年譜。如清代考據(jù)學(xué)家阮元的年譜非常非常詳細，他到廣東去任兩廣總督，那一年的記載中，幾月幾號到哪里，從北京到廣州每天的記錄都有，這也是很好的材料。第六是所謂的商業(yè)書。明代后期一方面旅行的人比以前多，一方面出版業(yè)相當發(fā)達，所以出現(xiàn)了不少所謂的商業(yè)書，就是給商人用的旅行指南之類。

　　剛才舉了幾種有關(guān)古人旅行的材料，可是我感到這些材料還不能滿足自己的好奇心。的確，我們根據(jù)這些材料能夠了解他們到過什么地方、在哪里作詩，以及其他種種情況，可是關(guān)于旅行的具體情況我們還是知道得比較少。一般來講，在文獻上找這些細節(jié)的資料并不容易，越日常的知識就越?jīng)]有文字材料。有關(guān)旅行的細節(jié)，很重要的一項是交通工具，也就是交通的手段，此外還有住宿、旅途中的用餐、攜帶物品、旅費、在旅行中遇到的麻煩和困難、犯罪、旅行中的娛樂等。而且，因為中國很大，各地有自己的方言，在明清時代普通話沒有普及的情況下，他們旅行時的語言會有怎么樣的問題？人和人之間的關(guān)系如何？等等。還有“擇日”，以前的中國人很講究出發(fā)日期的吉兇。除此之外，還有當時的地圖怎么樣等等問題�？偠灾�，有關(guān)旅行有很多的細節(jié)值得我們關(guān)注。下面我們先考察明清時期究竟是誰要出去旅行這個問題。

　　我想從中國的“士農(nóng)工商”這個“四民”的角度來簡單看看這一點。首先看農(nóng)民。當時的農(nóng)民一般來講是出生在某個地方、一輩子耕種某塊土地，很少有機會去很遠的地方。換個角度說，農(nóng)民是生活在某一個方言世界里的人。因為不去別的地方，不需要跟外地的人交流，因此只會講方言也可以生活。GeorgeWilliam Skinner提出了一種市場圈模式，他的市場圈模式告訴我們，明清時期的農(nóng)民從他們自己的鄉(xiāng)村到某一個鎮(zhèn)上去買東西，然后若干個小鎮(zhèn)的中心有一個縣城，幾個縣城的中心又有省會。他們一般去的最遠的地方是縣城，去過省會的并不多。我還曾經(jīng)調(diào)查過儺戲，像江西南豐的農(nóng)民在農(nóng)閑的時候就會表演儺戲來掙錢，作為一種副業(yè)。他們的活動范圍是以南豐為中心，周圍五十公里之內(nèi)同一個方言圈的地方。

　　下面要看看士和商。實際上明清時代移動最多的是士和商。商也有好多種，這里主要指的是所謂的客商。我剛才介紹的商業(yè)書中，也有題名叫《士商必要》之類的書。在馮夢龍的《三言》中有一篇《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被編在《古今小說》第一卷。這是一個外遇的故事，這個故事里的人物都是客商，講的是徽商和粵商之間的一種矛盾。故事發(fā)生在湖北，所以是以湖北為中心，同時涉及廣東、蘇州。

　　士，就是考生、官僚、幕客等等。其實中國的科舉制度也可以說是一種旅行制度，它是一段一段、不斷靠近北京的皇帝的一種制度。大家都知道，明清時期的科舉先有童試（就是在縣城里應(yīng)考），童試考上了就成為生員，生員便有資格應(yīng)鄉(xiāng)試。鄉(xiāng)試在全國的幾個大城市舉行，比如在明代，現(xiàn)在上海、江蘇、安徽地區(qū)的考生都要到南京去應(yīng)江南鄉(xiāng)試。如果鄉(xiāng)試考上了就成為舉人，全國各地的舉人都到北京去應(yīng)會試，如果會試也考上了就參加殿試。所以在會試階段，全國各地的舉人都必須去北京應(yīng)考，這對每個考生來講都是很辛苦的一次旅行。最后，如果一個人考中了進士、出去任地方官的話，他就還要再次踏上旅途。所以，在明清時候，中國的知識分子首先是從他自己的家鄉(xiāng)一段一段到北京，然后當了官又從北京去往某一個地方，對他們來講旅行的時間是相當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