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先修課程”一定不是面向所有學生而開設的，它只針對少數(shù)對某一門課程、某一領(lǐng)域最有興趣的而且是學有余力的學生。

　　【出 現(xiàn)】

　　“中國大學先修課程”也許為解決當前基礎(chǔ)教育應試傾向過重的現(xiàn)狀提供了一條解決問題的可能性路徑——它至少可以讓學生了解到，原來世界上還可以有這么一種和應試模式完全不同的教學方法和考試方式。

　　去年的早春，正是春寒料峭的時候，北京大學招生辦公室在一次新聞通氣會上宣布，從2013年春季學期開始，北京大學將與全國部分中學合作試點開設“中國大學先修課程”，北大招辦對課程成績予以認可。首批開設的五門課程為：微積分、電磁學、大學化學、中國古代文化、中國通史（古代部分）。當年秋季學期，課程列表中又新增了計算機概論和地學。應當說，這是中國教育界第一次把已經(jīng)在美國施行了70多年的“大學先修課程”理念在中國付諸實際——盡管二者并非同一事物。

　　2013年5月20日，北京大學成立考試研究院，并下設“中國大學先修課程中心”，北京大學副校長高松院士出任研究院理事長，北大、清華、天大、復旦等高校的招辦主任作為理事參加了理事會。2013年9月14日，“中國大學先修課程中心”組織了首次考試，并在考試結(jié)束后將試題和學生成績提供給部分985高校作為自主選拔錄取的參考依據(jù)。一年來，“中國大學先修課程”低調(diào)、穩(wěn)健、有序、高效地推進，努力在中國探索一條實現(xiàn)中學教育和大學教育“無縫鏈接”的可能性路徑。

　　“中國大學先修課程”推出之后，社會輿論爭議很大。第一個質(zhì)疑是它會不會增加學生負擔，其意暗指此舉與教育部關(guān)于“減負”的政策相沖突。

　　我認為，這種憂慮是對教育部“減負”政策的誤讀和僵化理解。首先，在進入大學之前，學生的受教育周期分布在不同階段，而且各自具有不同特點。“減負”政策的目的，在于減輕初級教育階段（特別是小學階段）學生的課業(yè)負擔（而非學習負擔）；如果到了高中階段，仍然僵化地執(zhí)行這一政策，很可能的結(jié)果是學生的“負擔”的確減輕了，但教育質(zhì)量也隨之下降了。其次，在一個人受教育的過程中，教育的內(nèi)容、方法和形式都是不一樣的。如果在“應試培訓”（培訓不是教育，因此我不再使用“應試教育”一詞）模式下，學生面對的是數(shù)不清的作業(yè)和試卷，以及毫無意義的大規(guī)模重復性訓練，這些的確是應當大減特減的負擔；但如果學生面對的是多樣化的選擇，可以根據(jù)自己的興趣、愛好和特長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那么，這些很可能就是最快樂的事而非痛苦不堪的“負擔”——哪怕這意味著也許他（她）要閱讀更多的書，查找更多的資料，參加更多的活動以及更少的睡眠時間，等等。事實上，即便是在“快樂教育”最發(fā)達的美國，最好的私立高中（而非一般的公立高中）的學生也是非常辛苦的，那些想讀哈佛、耶魯?shù)软敿獯髮W的學生，其辛苦程度往往超乎人們的想象。他們和我們的唯一差別在于他們很快樂而我們很痛苦。最后，“學生”是分為不同層次的。對于少數(shù)學有余力的學生來說，他（她）面臨的問題不是負擔重，而是吃不飽。強迫他（她）和其他學生齊頭并進，對他（她）而言既是痛苦，也不公平，還意味著浪費。為什么我們不能按照老祖宗“因材施教”的方式，給他（她）們提供一個能夠滿足需求的恰切選擇呢？為什么一定要把這些“波峰”拉到平地才算是公平呢？總而言之，“中國大學先修課程”一定不是面向所有學生而開設的，它只針對少數(shù)對某一門課程某一領(lǐng)域最有興趣的而且是已經(jīng)學有余力的學生。

　　上述分析也許顯示了理論的“蒼白”，真正有說服力的還是學生的自我感受。一位選修了“大學化學”課程的同學說：“這種感覺就像是荔枝，外面的殼看起來很難吃，但是剝開以后發(fā)現(xiàn)很誘人，咬下去特別好吃……”一位參加了考試的學生在試卷上寫道：“看到這張試卷的第一眼，我就差點哭了。題型很新，題目很活，基本偏向于開放性試題，作為應試教育產(chǎn)物的我，真的欲哭無淚。學了兩年的競賽，從來沒有接觸過類似的題型，也沒有想過這種不止一種答案的題該怎么去回答。”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大學先修課程”也許為解決當前基礎(chǔ)教育應試傾向過重的現(xiàn)狀提供了一條解決問題的可能性路徑——它至少可以讓學生了解到，原來世界上還可以有這么一種和應試模式完全不同的教學方法和考試方式。

　　【師 資】

　　小學、中學和大學只是按照受教育者年齡所劃分的不同階段而已，每一個階段都應當配備一個國家中最優(yōu)秀的教育家和教育工作者。而且，越是臨近開端，教師的力量應當越強。

　　社會輿論的第二個質(zhì)疑是課程由誰來教？一種選擇是由大學教師來教。許多觀點批評說這不現(xiàn)實，因為大學教師沒有時間和精力完成這項工作。其實也不一定——雖然我本人也不主張由大學老師教。一方面，教育是連續(xù)性的，如果基礎(chǔ)教育和高等教育完全割裂，大學教師只在本科階段才接觸學生，他實際上無法有效地組織并完成教學和人才培養(yǎng)任務。因此，無論是在民國時期，還是在今天的美國，一批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頂尖學者，在中學教育上都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目前，有一些北大教授正在沿襲民國傳統(tǒng)，深度介入中學教學活動，完全義務而且樂此不疲。因為他們發(fā)現(xiàn)，如果不從基本的思維方法和學習習慣入手提早進行影響和干預的話，現(xiàn)階段從高考應試模式進入北大的許多學生根本無法適應北大當前的本科教學變革。另一方面，有些中學毗鄰大學，或者本身就是大學的附屬中學，當然有條件邀請大學教師來為中學生授課。因此，“中國大學先修課程”未必不能由大學教師來講授。

　　然而，對于那些既不毗鄰大學也非大學的附屬中學的大多數(shù)中學來說，如果要開設“中國大學先修課程”，授課教師就應當是中學教師。許多觀點批評說這也不現(xiàn)實：中學教師怎么能教大學的內(nèi)容呢？對此，我不禁想反問一句：“為什么中學教師就不能教大學的內(nèi)容呢？”這說明，我們有可能在用一種錯誤的僵化的眼光來看待中學教育和中學教師，認為他們在地位和能力上均低于大學教育層次——以此類推，小學教育和小學教師就低于中學教育和中學教師。實際上，恰恰相反，小學、中學和大學只是按照受教育者年齡所劃分的不同階段而已，每一個階段都應當配備一個國家中最優(yōu)秀的教育家和教育工作者。而且，越是臨近開端，教師的力量應當越強。因此，對于博士去教幼兒園孩子的現(xiàn)象人們不但不應當感到驚奇，反而應當感到欣慰，這意味著在孩子最初成長的階段，他（她）也許接受到了最好的教育。我一向認為，不一定只有師范院校的畢業(yè)生才能去做中學教師，凡是熱愛孩子，對教育有興趣也有能力承擔起教學任務的人都可以而且應當從事教師工作。美國并沒有獨立的師范教育院校，但這并不妨礙它產(chǎn)生出像芝加哥大學這樣蜚聲世界的以“教學”為使命的綜合性大學（Teaching University）以及全球最頂尖的教師，似乎可以給我們帶來一些啟示。目前，一些中學已經(jīng)從北大、清華等“985高�！敝形艘慌鷥�(yōu)秀的博士和碩士擔任教師，他們完全有能力承擔起“中國大學先修課程”的講授任務。對于那些現(xiàn)在還不具備條件的中學，北大等相關(guān)高校可以提供相應的教師培訓和課程指導，幫助他們順利完成課程開設工作。

　　參加了“中國大學先修課程”講授的教師有許多收獲。他們說，在先修課程的教學中，“不僅要教會學生掌握知識，還要使他們能夠掌握知識的原理和推導過程，更加接近現(xiàn)象的本質(zhì)；通過指導學生閱讀文獻和撰寫報告，使他們較好地掌握如何快速提取文獻中的信息并且從信息中擴展思維，找出新的研究點，這些都是和以前不同的巨大挑戰(zhàn)�！蓖瑫r，由于要講授大學的內(nèi)容，也迫使教師主動尋求進修和培訓機會進行知識和思維方式的更新，進一步拓寬視野，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學必修課程的教學質(zhì)量。

　　【開 放】

　　對于部分高校和一部分學有余力的學生來說，“中國大學先修課程”的成績也許可以作為一個有價值的參考因素。

　　社會輿論的第三個憂慮來自開放性——它是一個開放的平臺嗎？事實上，從一開始，“中國大學先修課程”就不是北大一家的獨角戲。在北大之前，北京和浙江的多所大學和中學已經(jīng)開始類似課程，只不過在與招生入學的掛鉤程度上有所差異而已。此外，北京大學考試研究院的理事會由教育考試主管機關(guān)、中學校長和教師以及北大、清華、天大、復旦、北師大、北航等高校招辦主任等構(gòu)成，“中國大學先修課程中心”吸引了一大批京內(nèi)外一流的大學教授和中學教師共同參與，有些課程已經(jīng)在全球“慕課”平臺上上線。除北大之外，清華、復旦、浙大等高校陸續(xù)在自主選拔錄取中參考了先修課程成績。在“中國大學先修課程”的建設過程中，北大自始至終堅持了開放、民主、平等、協(xié)商等原則，在未來的發(fā)展中還將繼續(xù)堅持下去。

　　關(guān)于考試招生制度改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探索招生和考試相對分離、學生考試多次選擇、學校依法自主招生、專業(yè)機構(gòu)組織實施、政府宏觀管理、社會參與監(jiān)督的運行機制，從根本上解決一考定終身的弊端。逐步推行普通高�；诮y(tǒng)一高考和高中學業(yè)水平考試成績的綜合評價多元錄取機制�！蹦敲矗磥砀咝Ｕ猩鷷r如何進行綜合評價多元錄�。砍烁呖汲煽冎�，還有哪些因素可以作為綜合評價體系的組成部分？對于部分高校和一部分學有余力的學生來說，“中國大學先修課程”的成績也許可以作為一個有價值的參考因素。

　　中國有自己的特殊國情，這固然不能作為拒絕改革的理由，但的確應當是在借鑒國外成功經(jīng)驗時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脫離國情的簡單移植，盲目匆忙的原樣照搬，很可能會把一件好事辦砸。在“中國大學先修課程”的建設問題上，我們一直小心翼翼，邊研究邊干，在干中學，在干中不斷積累總結(jié)經(jīng)驗。我們之所以沒有直接照搬美國AP課程體系，特別是沒有匆忙推出大學先修課程教材的原因就在于此。

　　（作者系北京大學考試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