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應該存在兩種夢想，一種是因為高度的自由和自信，產生對遙遠未來的構筑和憧憬；另一種是因為受到強烈的束縛和打擊，在現實世界無法表達痛苦和憤懣，因此只能做夢，藝術就是夢想的一種方式。

　　余秋雨在《中國戲劇史》中慨嘆：在中國元雜劇中，存在大量的公案戲，如《蝴蝶夢》、《灰闌記》、《合同文字》、《陳州糶米》等，這是因為中國人在原始的種族制度和封建官僚制度的雙重困厄的現實中，沒有公平，沒有正義，說理無門，有冤難申，太多的壓抑和委屈，只能通過藝術的方式表達、呈現。因此公案戲，是中國人“法治之夢”的藝術體現。這的確是不刊之論。

　　我倒是進一步想，其實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對中國人來說一直是缺乏公平正義的。我們常常把中國的封建時代和歐洲的中世紀相比，但是歐洲的教會專制和中國大一統的皇權加官僚專制相比起來，要松散和隨意的多。近現代以來，中國普通百姓參加革命的積極性甚至激進性，唯有從這種極端的專制和黑暗中可以理解。漢代以后儒家的仁義學說，的確被歷代知識精英所崇奉，但是權力擁有者中真正恪守仁政的屈指可數，大多數心目中惦記的還是江山永固、皇權萬代，他們依傍更多的是法家一派——中國的法家有一個法的美名，但他們更多地是忙著為帝王將相出謀劃策的，對百姓的苦楚并不關心。這種歷史魯迅先生將之概括為“想做奴隸而不得”和“暫時做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

　　一個真正面向大眾的法治，既需要個體的理性的自覺，也需要社會的歷史自覺。沒有個體的自覺，人們不會強烈認識到根本改變這種不公平世界的必要性。因此，2000多年的歷史就像一個反復的大循環(huán)，成者王侯敗者賊。沒有社會的歷史自覺，人們不可能認識到改變這種不公平世界的現實邏輯和規(guī)律，所以即使造反成功，也只好從舊的思想中尋找資源和動力，譬如李自成和洪秀全，其結果整個社會一仍舊貫。這個條件的具備必需一個包含了個體和社會雙重覺醒的時代，對中國人而言這就是社會主義時代的來臨。社會主義既包含了以新文化運動為代表的個體自覺的內容，也包含了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社會的歷史自覺的內容。一個脫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現代中國的中國政治和社會革命，無論多么曲折和艱難，也是在一步步把中國引向更加光明的境地。如今在改革開放和和平建設的大潮中，這種歷史的真相就顯得輪廓更加鮮明和生動有力。

　　一個真正的法治的時代果然來臨了，我們聽得見這種宏大的聲音響在回響。我們正在高度自由和自信的基礎上，產生對遙遠未來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