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強調(diào)，人民是文藝創(chuàng)作的源頭活水，可謂說到了文藝的本質(zhì)處。人民，人民的生活，永遠是文藝創(chuàng)作的源頭活水，這是一個被中外文學史、藝術史和文化史所證實了的顛撲不破的真理。

　　人民生活的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產(chǎn)生了和發(fā)展著文藝

　　恩格斯在用最精煉的語言論述歷史唯物主義時，曾經(jīng)說過：“歷史過程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xiàn)實生活的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 ”所謂“現(xiàn)實生活”，就是“人民的生活”，因為人民是生活的主體、社會的主體。因此，人民和人民的生活，是歷史過程的決定性因素，而文藝，是歷史過程的一部分、一個門類，它的決定性因素，也就是“人民和人民的生活”。

　　文藝是怎樣產(chǎn)生的？從發(fā)生學的角度來論述，最能看出它的本質(zhì)。文藝起源于原始人類的巫術活動。原始人類為了漁獵的俘獲、生活的溫飽、身體的安康以至于種族的繁衍，或者為了慶祝這些“生活事項”的成功而舉行巫術活動，祈求和感恩神靈。其中“諸位一體”地蘊含著原始的宗教、語言、科學、舞蹈、音樂、美術等等。以后，隨著人類社會和人民生活的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的不斷發(fā)展、提高和文化化，這些“事項”便一一分門別類地發(fā)展，直到現(xiàn)代的發(fā)展高度。但最初的“源質(zhì)”、DNA從此形成而不變。所以，使命感、人文關懷和良知激情，就成為文藝永不消失和休竭的“三不朽精魂”。而人民的生活就是它永不衰竭的源頭活水。正是在這一根源性上，格羅塞在《藝術的起源》中指出：藝術，一方面“使各個人堅固而密切地跟整個社會結(jié)合起來”；另一方面又發(fā)展人們的個性，“把人們從社會的羈絆中解放出來”。這就是說，藝術既使個人與社會結(jié)合起來，又使個體得到發(fā)展“從社會的羈絆中解放出來”。這是藝術的起源所決定的藝術的極大功能。 “文藝是生活的教科書”這一提法，就是這一理論的通俗表述。

　　文藝既是人民精神的火光，又是引導人民精神前途的燈火

　　魯迅曾經(jīng)精辟地說過：“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fā)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 ”他用通俗的比喻說，這好比麻油是從芝麻榨出的，而用麻油浸泡芝麻，“就使它更油”。這段警策語，論證了文藝的兩個根本性質(zhì)：其一，文藝是人民的精神升華，也就是說 “人民和他們的精神”，是文藝的源泉；其二，文藝這個“國民精神的火光”，回返影響，又可以引導人民精神發(fā)展的前途。這里既包含文藝源泉論，又蘊含文藝的功能論。

　　魯迅之所論，在美學和文藝理論中，應屬于“文藝發(fā)生學與起源論”范疇。這一理論以及現(xiàn)實主義理論，近些年受到了國內(nèi)理論界一些人士的挑戰(zhàn)、嘲笑以至于否棄。有些論者以及一批文藝新潮人，拾人牙慧，借并未消化的洋理論而“抒己見”，標榜 “寫自己”、“玩文學”，有的論者甚至堂而皇之扔出“文學與時代無關”的宏論。他們鄙棄文藝反映人民生活的理論和創(chuàng)作，背向著我國從未有過、引發(fā)世界矚目的社會發(fā)展和歷史進步，來歪曲地闡述理論和從事創(chuàng)作。

　　事實上，20世紀的西方文論，不管怎樣花樣翻新、“離經(jīng)叛道”，其根底和實質(zhì)仍然脫不開 “文藝是社會現(xiàn)實的反映”這一基質(zhì)。從亞里斯多德的《詩學》提出“模仿說”以來，直到現(xiàn)今西方高等院校普遍采用的文科教科書、韋勒克和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都證實了這一點。 《文學理論》中就特辟了《文學和社會》一章，其中指出：“總之，文學無論如何都脫離不了下面三方面的問題：作家的社會學、作品本身的社會內(nèi)容以及文學對社會的影響。 ”上文已經(jīng)說及“人民是社會的主體”，因此，這里所說的“社會”，即可代之以“人民”，也就是等于說“文藝在三個基本方面都脫離不了人民”。它永遠是人民精神和引導人民精神的火光和燈火。

　　偉大作家都是人民養(yǎng)育的時代之子

　　歷數(shù)中外文學藝術歷史，凡是偉大的作家藝術家，都是在人民——人民的生活和精神的哺育下成長的，都是用自己的作品反映了偉大的時代，使其成為時代精神的表征、時代的號角和人民的心聲。中國偉大豐富、居于世界文化史上光輝篇章地位的歷代文藝作品，無不如此。從屈原的《離騷》，到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直到魯迅的作品，都是實證。這里只說魯迅。我曾經(jīng)在自己的《文學筆記》中如此描述他：“歷史產(chǎn)生了魯迅；人民選擇了魯迅；時代考驗了魯迅；民族養(yǎng)育了魯迅；世界文化豐富了魯迅。 ”魯迅一生堅守 “俯首甘為孺子�！钡娜松谥己蛣�(chuàng)作追求，直至“我以我血薦軒轅”。所以，具有70年歷史和世界影響力的英國企鵝經(jīng)典文庫，收入藍詩玲（Julia Lovell）新譯《〈阿Q正傳〉及其他中國故事》。美國漢學家華志堅（JeffreyWassercrom）評論說，這是“有史以來出版的最重要的一部企鵝經(jīng)典”，并指出，“首先，公認魯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國家之成就最高的現(xiàn)代作家，而且是絕對不可缺失的作家，此類作家，其作品內(nèi)含線索，可供人解讀一國之文化，這些作品本身，也融入整個民族的DNA”。

　　再看世界文學史。每個國家、每個民族，在每個時代，都會產(chǎn)生全民族的生活理想和精神訴求，同時也總是會應時代之召喚、民族之養(yǎng)育、人民之催生，產(chǎn)生一批民族精英，為民族的感應神經(jīng)，為民族的思考人和代言人。其中，尤以作家藝術家為靈魂，為形象表現(xiàn)者與奮力呼號者。他們的作品，便成為表達民族精神、民族命運和民族愿望的民族文本。這種民族文本，其源泉是人民的生活和精神；其成就則是反映人民精神和引導人民前進的火光和燈火。

　　意大利的但丁，恩格斯贊頌“他是中世紀的最后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莎士比亞，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偉大劇作家、詩人，開啟了英國和歐洲人文主義的偉大思想浪潮。德國的歌德，恩格斯說“他的氣質(zhì)、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qū)嶋H生活”，所以他才能成為德國人民的精神導師。法國的巴爾扎克，宣稱自己要當“社會的書記”，他的作品“匯集了法國社會的全部歷史”。恩格斯說，他寫的那些 “共和黨英雄們”，“的確是代表人民群眾的”。普希金，俄羅斯詩歌的太陽，托爾斯泰則聲言自己要寫“人民的歷史”。

　　正如丹納在他的《藝術哲學》中所指出的，藝術家不是孤立的，而是屬于社會群體，“我們隔了幾個世紀只聽到藝術家的聲音；但在傳到我們耳邊來的響亮的聲音之下，還能辨別出群眾的復雜而無窮的歌聲，……在藝術家四周齊聲合唱”。他還特別指出：“只因為有了這一片和聲，藝術家才成其為偉大。 ”

　　總之，藝術家都是人民養(yǎng)育的時代之子，他們從人民生活中獲得了取之不盡的創(chuàng)作源泉，汲取了人民的精神哺育，反映了人民的聲音而又取得了群眾的和聲，因此，他們的創(chuàng)作是“國民精神的火光”，又回照人民，引導他們精神發(fā)展的前途。這是最真實、最珍貴的文藝史實和精神啟示，值得我們深思和學習。

　　巨星還是流星取決于如何處理文藝與人民的關系

　　從前節(jié)簡述我們可以領略到：那些高居文藝奧林匹克山上的巨人們，是由于甘為人民之子，從人民生活中汲取營養(yǎng)、接受人民的精神養(yǎng)育，又以杰出作品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物質(zhì)與精神的訴求，從而成為人類文化星空上耀眼的明星，永遠照亮人類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天空。

　　不過，我們現(xiàn)在卻也發(fā)現(xiàn)，當今文藝生活中，卻不乏“言不及社稷，情不系蒼生”的作家和作品。他們以及它們，背離人民、脫離社會實際，編造故事、虛構生活、違背歷史邏輯，制造出的作品，生活空虛、思想蒼白、人物畸形，創(chuàng)作的追求是市場效益，是金錢和由金錢而得來的物質(zhì)的享受，淪為市場的奴隸。他們一時間可以作品流行、收入豐厚、譽滿國中，但終不過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三五年”，用不了多久，便都成為歷史的過客，草上必偃的飄風。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fā)展，亙古未有，震驚世界，如今已經(jīng)走在世界的前列，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舉足輕重。社會現(xiàn)實已經(jīng)釀造了產(chǎn)生文藝大師的歷史土壤和時代條件，人民也呼喚大師的出現(xiàn)，民族也寄望大師的精神燈火的映照。

　　然而，流星乎，明星乎？去取之間，就看在人民面前創(chuàng)作者的心性和理想。（作者系遼寧省文聯(lián)、作協(xié)顧問，遼寧社科院資深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