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玲

　　王小舒先生70余萬字的學術著作《中國詩歌通史·清代卷》2012年6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該作是繼嚴迪昌先生《清詩史》、朱則杰先生《清詩史》之后又一部清詩史研究的力作。與前出同類著作相比，該著具有新的特色與開拓。

　　眾所周知，清代是中國最后的一個封建王朝，清代詩歌處在封建時代詩歌的最后階段，在題材、體裁、風格等方面既集歷代詩歌之成，呈現(xiàn)出復古融和的一面；又是向近現(xiàn)代過渡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呈現(xiàn)出求新求變的一面。一言以蔽之，在繼承融和中又有新變。對此，王小舒先生在該卷《后記》中說得很清楚，該著作一是關注清詩與前、后代詩歌的傳承關系，二是重點展示清代詩歌揚棄模擬式復古、走向集成并自成體貌的發(fā)展軌跡。這是貫穿整部著作的大思路，“史”的意識很鮮明。應該說，這個思路抓住了清詩發(fā)展演變的特征與軌跡。

　　這樣一個大思路、大視野，不再僅僅著眼于清代詩歌流派與詩人宗唐、宗宋的具體問題，而是在更廣闊、更深入的層面上探究清詩的融通變革，畢竟唐詩、宋詩也是在繼承因革中發(fā)展生成的。

　　譬如，在論述王士禛“神韻說的三部曲”時，就將“神韻”二字溯源到六朝時期，回顧了從六朝到明后期甚至清初的演變，很有史的縱深感。因此，《中國詩歌通史·清代卷》與以往同類著作相比較，通史的意識更強。在研究清詩發(fā)展演變時注重詩歌發(fā)展的縱向傳承，具體表現(xiàn)在往上追溯清詩對明代詩風的因革，同時也注意到了不同地域詩人群體不同的狀態(tài)，從中追尋詩歌由明入清的發(fā)展軌跡；往下則一直延伸到辛亥革命時期，將成立于1909年的南社納入研究的范圍。這樣既有利于仔細梳理清詩與前、后代詩歌的傳承遞轉關系，同時也能夠更完整地勾勒出有清一代近300年詩歌的發(fā)展面貌。

　　不僅如此，作者更以史的高度雄視時代思潮的起伏跌宕，如第六章以整整一章的篇幅論述袁枚與性靈派的崛起，揭示其近代性質，并論及性靈思潮中“揚州八怪”的呼應（著作中主要涉及鄭燮）與性靈派陣營中創(chuàng)作力量的廣泛構成，在其后的第八章“清后期融通變革的詩壇格局”中論述到作為新、舊時代紐結的龔自珍時，在強調他是新時代的預言家和新思想的啟蒙者的同時，也仍然注意到了他是性靈派的傳人、在精神上標榜“童心”的另一面。

　　《中國詩歌通史·清代卷》采用了廣義詩歌概念。具體說來，就是將清代詩歌、詞、散曲、民歌等韻文形式統(tǒng)統(tǒng)都納入研究的視野，而不像以往那樣只研究嚴格意義上的詩歌。當然，陸侃如、馮沅君先生的《中國詩史》也曾采用廣義詩歌概念，卷一、卷二講論的是詩歌，卷三“近代詩史”部分講論的是詞、散曲以及小曲歌謠，但該著作的特點是講論詞、散曲以及小曲歌謠等“近代詩”的各種形式（形態(tài)）時，并沒有關注同一時期詩的這種形態(tài)。因此，將廣義詩歌的各種形態(tài)進行整體觀照應該說是一個創(chuàng)新，畢竟在詞、曲出現(xiàn)后詩歌這種形式依然存在，而且還相當興盛。這種整合的處理不僅打通了韻文的各種體裁，在史的框架中橫向觀察它們各自的成長狀態(tài)，更有利于尋求時代文化觀念與文化潮流的作用與影響，而且還能將目光投射到文人與民間這樣兩種不同的創(chuàng)作力量，揭示雅、俗不同的創(chuàng)作面貌，呈現(xiàn)廣義詩歌發(fā)展的整體生態(tài)。尤其要指出的是，將民歌納入研究視野不僅是研究范圍與研究對象的問題，更是一個研究觀念的問題，我們的詩歌史不是文人詩歌史，民間的詩歌創(chuàng)作同樣需要我們關注。

　　《中國詩歌通史·清代卷》在內容上有新的拓展。作為長期生活于北方的學者，王小舒先生注意到一些學界不曾重視的北方詩人，尤其是北方遺民詩人。中國古代遺民詩歌，以宋元之際、明清之際這兩個時期最為活躍，尤以明清之際的詩歌更為突出，它不僅是前代詩歌的悲壯結束，更是新朝代詩歌的輝煌起點，遺民詩歌是清代詩歌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論是在創(chuàng)作成就上、還是在清詩發(fā)展進程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清代卷的第一章“遺民作家對明代詩風的因革”的“申涵光、傅山及北方詩群”一節(jié)對北方遺民詩人、詩群用不少筆墨加以述論。譬如，對“徐夜與山左詩人”的論述。山左遺民詩人是一個數(shù)量可觀的群體，但由于資料散佚等原因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王先生廣泛搜集有關詩集與資料，對山左遺民詩人張光啟、張爾岐、王象晉、徐夜、張實居、徐振芳、趙士喆、董樵、姜圻、姜埰、姜垓、宋繼澄、宋璉等進行了介紹，并重點論述了徐夜等成就較高、影響較大的創(chuàng)作情況，較為全面地描述了山左遺民詩人群體的構成、成就與影響。還有，王先生用了相當?shù)钠摻樯旰猓ê颖比耍┑膭?chuàng)作。為什么說是拓展？此前嚴迪昌先生的《清詩史》用五章篇幅論述遺民詩人與詩群，北方只有傅山及秦晉詩群，附論中兼及河朔詩群；朱則杰先生《清詩史》遺民詩人占兩章，對北方詩人詩群只簡單提及，基本沒有展開論述，在“遺民詩界的璀璨群星”中并不起眼。

　　當然，《中國詩歌通史·清代卷》的創(chuàng)獲與開拓并不僅僅體現(xiàn)在上述方面。與此同時，它也存有個別不足之處。譬如，第九章 “晚清的詞壇和散曲及民歌”中所論散曲和民歌并非只限于晚清時期，在時間界定上不夠準確，與章目不十分吻合。

　　總之，王小舒先生的《中國詩歌通史·清代卷》既博采眾長，吸收學界研究的新成果，又有獨到的思考與視角，體現(xiàn)了清詩史研究的新高度、新水平，是清詩史研究的一部嶄新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