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面新聞數(shù)量相對較多，可能與地方治理能力欠缺有關，也可能因為地方對輿論監(jiān)督采取相對寬容的態(tài)度。地方形象或者風險狀況，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大凡有點務實精神的人，都不會因“地方形象”一時的改善而沾沾自喜，也不會因偶爾的負面新聞影響外界對當?shù)氐脑u價而氣急敗壞。經驗表明，面對輿論暫時的偏頗，若能持寬容態(tài)度，并及時有效作出應對，地方形象反而會受到好評。負面新聞并不可怕，人們恐懼的是真相被遮蓋，如果因政治透明而導致地方形象差，那么想必人們會愿意生活在“形象差”的地方

　　日前，一張中國省份形象危機風險地圖由中國社科院推出，地圖基于2013年公開報道的2074個典型案例統(tǒng)計制作而成，結果顯示，河南、陜西、江蘇、浙江、湖南、山東、海南、安徽等位列“最危機”前十。報道顯示，社科院的風險地圖將內地各省份面臨的形象危機總結為公共安全“�！�、社會秩序“亂”、生態(tài)環(huán)境“臟”、公共服務“難”、官員素質“差”五大領域，涵蓋了24個風險板塊共55個風險項。可見，研究者考慮到建構地方形象的諸多因素，這方面的爭議不多。爭議主要在于，報告顯示不少發(fā)達地區(qū)形象差。這與報告的研究方法存在一定關聯(lián)，批評者認為，公開報道的典型案例，并不能作為反映地方形象的依據(jù)。

　　《南方都市報》對此刊文說，新聞報道往往只針對現(xiàn)象，事件的發(fā)生大多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一般來說，將呈現(xiàn)的問題普遍化，甚至將其作為地方形象的判斷依據(jù)，是有失偏頗的。人們在關注一個新聞時，可能因其中的惡劣細節(jié)而感到激憤，繼而會出現(xiàn)邏輯誤區(qū)，從批評事件演變?yōu)槌庳煹胤秸酥练穸ǖ胤叫蜗蟆Ｒ驗槭艿角榫w的影響，這種表現(xiàn)大多是短暫的，一旦慎重思考，批評者大抵能體會到上述相關性之脆弱。在海南的“校長性侵幼女”事件中，不少人將當事校長斥為禽獸，并連帶批評海南地方世風日下；而在“復旦投毒案”事件中，也有媒體在情急之下反思中國教育制度。不過，這些觀點很快受到批評，原因就在于，它們涉嫌將新聞的影響及參考價值擴大化。

　　此次社科院報告用典型案例來測量地方形象，客觀上存在將個別新聞影響擴大化的嫌疑，其邏輯似乎就是：突發(fā)事件、負面新聞越多，地方形象就越差。作者沒有注意到各地方新聞監(jiān)督力度存在差異，負面新聞數(shù)量相對較多，可能與地方治理能力欠缺有關，也可能因為地方對輿論監(jiān)督采取相對寬容的態(tài)度。民眾可能通過典型案例來感受地方形象，但研究機構若只是據(jù)此來得出結論，則顯得有些粗糙，也有失公允。

　　更值得警惕的是，報告間接彰顯了維護地方形象的法則。過去在一些突發(fā)事件中，一些官員在試圖說服監(jiān)督者的過程中，經常會提到維護地方形象。按照此次報告的研究方法，減少甚至拒絕輿論監(jiān)督，無疑將有利于維護地方形象。這是否將導致一種負面激勵，使得輿論監(jiān)督與地方形象相對立？相信在日漸開放的中國社會，大多數(shù)的人都不會為了所謂的地方形象而犧牲輿論監(jiān)督，當前中國的政治生態(tài)因輿論監(jiān)督而改善，提升透明度，滿足公民的知情權，其正當性與必要性毋庸置疑，輿論監(jiān)督應該被鼓勵而不是被否定。

　　地方形象或者風險狀況，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突發(fā)事件發(fā)生后，不排除在傳播過程中會出現(xiàn)失真，繼而影響民眾對地方的評價。這是社交時代必然的狀況，大凡有點務實精神的人，都不會因“地方形象”一時的改善而沾沾自喜，也不會因偶爾的負面新聞影響外界對當?shù)氐脑u價而氣急敗壞。經驗表明，面對輿論暫時的偏頗，若能持寬容態(tài)度，并及時有效作出應對，地方形象反而會受到好評。負面新聞并不可怕，人們恐懼的是真相被遮蓋，如果因政治透明而導致地方形象差，那么想必人們會愿意生活在“形象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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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生丑聞”

　　《中國青年報》刊文說，地震災難之后會有泥石流之類的“次生災害”，地方丑聞之后，舉國媒體云集關注接力“扒糞”，官場生態(tài)被置于輿論監(jiān)督的放大鏡下，很多平常被掩蓋和忽略的問題都被“扒”出來，形成一波又一波躺著中槍的“次生丑聞”�！按紊舐劇敝饕兴姆N暴露的方式。

　　第一種是輿論監(jiān)督“報復性”的曝光。網(wǎng)友不滿某個官員或某個部門的所作所為，但在既有體制下又拿那個部門或官員沒有辦法，便會采取“報復性人肉”的方式去找官員的貪腐問題。比如看這個部門用車有沒有超標，那個官員戴的什么手表。很多地方政府和官員很不爭氣，根本“經不起監(jiān)督”。楊達才一被人肉，就查出了經濟問題;周久耕一被搜索，就搜出了一堆見不得陽光的破事，從“九五至尊”查出了很多“次生丑聞”。

　　第二種是媒體監(jiān)督“順帶性”的曝光。某地發(fā)生一起大的丑聞后，往往會引起舉國媒體的集中。一些地方非常封閉，平�；揪褪强h太爺?shù)摹巴羾印保狈ΡO(jiān)督陽光的照射，累積了很多社會問題，當然經受不住舉國媒體的輿論監(jiān)督，記者到這個地方采訪，自然也會“捎帶”回很多新聞。

　　第三種是地方政府錯誤的危機公關中引發(fā)的連鎖丑聞，形成輿論次生災難。發(fā)生丑聞后，地方總想迅速息事寧人和“控負”滅火，但常常是欲速而不達，一蠢再蠢地制造了新的丑聞。前段時間延安城管踩人事件，當?shù)鼗枵蓄l出，也形成了“臨時工”、“城管大樓”、“偽造道歉”等多重門，出現(xiàn)一連串次生丑聞。

　　第四種是順藤摸瓜式的次生丑聞，案中有案，由一起事件在深入調查后發(fā)現(xiàn)有更深的水、更深層次的問題，背后有更大的“老虎”。

　　這些次生丑聞往往都帶著很大的偶然性，仿佛都是意外中發(fā)現(xiàn)的，充滿了戲劇性。這暴露了輿論監(jiān)督的局限，更暴露了常態(tài)監(jiān)督的缺位和無力。當社會問題的曝光基本靠這樣的“順帶”和“不小心暴露”，當我們的日常監(jiān)督機制失效和失靈的時候，社會是非常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