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重視法律的規(guī)范作用，有人一旦自律失效而失范失德走上犯罪的道路，法律的他律是不可替代的。我們也要重視道德的教化作用。人的德性德行是可以培養(yǎng)的，傳統中國人的德化很重要來自“教化”這一途徑，經由“教化”轉化為“自化”。在今天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個人品德，旨在讓道德真正內化和自化

　　當人們在街頭巷尾談論剛剛閉幕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時，都不約而同地會說到“法治”這個詞，全會通過的《決定》猶如秋天累累碩果掛滿了枝頭，其中將“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作為實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總目標所要堅持的五項原則之一，顯得格外醒目。

　　德治和法治需要正確認識與運用

　　但是實事求是地說，我們整個社會對德治和法治的認識、理解、運用都尚未達到理想的狀態(tài)，因此要讓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仍需付出十分艱辛的努力。

　　德治產生于中華民族的土壤中，是自生的、傳統的。幾千年來我國理想的政治模式就是以德治國。在有的人看來，“人治”中好的“善政”，就是德治了。這種在德治和“人治”之間劃約等號的觀念是非常錯誤的。以德治國首先是對“居廟堂之高”的執(zhí)政者們的道德品行提出很高的要求，用現在的話來說，需要建設一支紀律精神、犧牲精神和自律精神德性三要素合一的執(zhí)政隊伍的前提下，德治才有了它“想”運行的可能。其次，以德治國也是對“處江湖之遠”社會公眾的期待，當整個社會環(huán)境崇尚守望相助、禮讓為先、誠實為本成風成俗時，德治才有了它“能”運行的社會基礎，第三，德治并不是和法治相對的，更不是排斥的，沒有法治的德治是“行”不通的。

　　“法”字在我們的古代社會也出現很早，由于它在原初生發(fā)時與“刑”結合得很緊密，與權力兩面一體，而不能與“治”有機的“聯姻”，更與“權利”無緣，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國缺乏法治的傳統。但這30多年一路走來，無論是各級政府還是人民群眾，當今的法治意識與改革開放初期不可同日而語。誠然，我們也看到了差距。一方面歷史先驗的空白，導致我們缺少法的精神，如對憲法權威性缺少敬畏，“治國者首先受制于法”的理念也沒有從根本上樹立起來，少數的法律條文不符合法律精神的現象等等。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各方面“超常規(guī)”的發(fā)展，無論是立法質量，還是法治思維、法治工作方式總是跟不上實踐的步伐，立法上“填空”、“補白”，執(zhí)法上“補差”，“縮距”還不能令人滿意。

　　國家和社會的角色功能要有分有合

　　要實現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既要厘清國家和社會各自的角色、功能，也要發(fā)揮好它們共同的作用，也就是需要“分”的地方要“分”，需要“合”的地方要“合”，這樣的結合才是有機而不是生硬的。

　　《決定》指出：“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fā)揮作用�！边@里的不同凡響之處在于有“分”的要求，它將國家和社會的角色明確的進行了區(qū)分。國家和社會并列敘述而又進行了分殊，其實質是重視了社會的作用。恩格斯指出：“國家并不是從來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倍鞲袼箯娬{的是先有社會，后有國家，指出這一點是因為我們過去經常是國家淹沒社會，采取的是強國家弱社會的管治模式，其特征是國家權力主導社會。在我國近現代化的進程中，這個特征十分突出。梁漱溟先生在上世紀初就曾說過：“中國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強似鐵鉤。亦許握鐵鉤的人，好心好意來幫豆腐的忙，但是不幫忙還好，一幫忙，豆腐必定受傷�！眹覚嗔Φ膹妱�，使得行政干預法律的現象十分突出，法律不能發(fā)揮應有的作用；而社會力量過于弱小，社會自我調節(jié)的功能顯得力不從心。國家和社會的分殊通俗地說，“國家的歸國家，社會的歸社會”，這就要求國家權力要主動調整和收縮，社會力量才有不斷壯大的可能。前者的退讓是為法治騰出空間，后者的進取是為德治提供契機。

　　“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的偉大在于他能看到道德不能“全覆蓋”的一面，因而需要法律的約束。國家和社會角色的分殊，有利于各自功能的發(fā)揮，真正做到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有機的相結合。

　　道德越是自覺，法治越是容易達成

　　《決定》指出：“既重視發(fā)揮法律規(guī)范作用，又重視發(fā)揮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體現道德理念、強化法律對道德建設的促進作用，以道德滋養(yǎng)法治精神、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首先，我們要重視法律的規(guī)范作用，有人一旦自律失效而失范失德走上犯罪的道路，法律的他律是不可替代的。我們也要重視道德的教化作用。人的德性德行是可以培養(yǎng)的，傳統中國人的德化很重要來自“教化”這一途徑，經由“教化”轉化為“自化”。在今天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個人品德，旨在讓道德真正內化和自化。

　　其次，法治體現道德理念，法律對道德建設具有促進作用。從個人的角度來說，良法為人性提供規(guī)則，由此維護社會公序良俗的持續(xù)性，也是達成道德“教化”的另一種途徑。從政府的角度來說，法律、規(guī)范性文件的目的是從符合社會整體利益、維護社會公正、弘揚美德、滿足長遠公共利益出發(fā)的，好的公共政策與道德原本的用意，即維護社會共同利益的尊嚴是一致的，公共政策不僅有利于維護和提高公共利益，而且還能夠達到“治化”的效果。

　　最后，以道德滋養(yǎng)法治精神、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古人說，“道在外，行之千古，德在內，存于一己”，行之千古的道，并不意味著千古不變，道的內涵與時代精神緊密聯系在一起，否則就不成為人們推崇和遵守的道。我們今天的道的內涵與法治文化中的價值理念具有驚人的一致性，表現為民主、人權、平等、自由、正義和公平等核心價值。德是人的內在規(guī)范和自覺，它表現為在某種既定的情境中，人們必須怎樣去行動，也就是說道德越是自覺，法治越是容易達成，因此以道德滋養(yǎng)法治精神，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可以完全互益。（作者為上海市委黨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