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與民主的關系如何？民主是老百姓當家作主，而治理具有主體多元的含義，首要本質是多元參與，老百姓要參與進來，這個就是民主。治理包含民主，這是一個常識。

　　國家治理體系更多講的是治理層面，講的是在現有體制當中怎么運作，但實際上內在地包含了很多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其中也包括民主問題。在現有框架內，有以下幾個方面需要認真研究，而且在實踐當中是可以推進的。

　　第一，建立權力制約和約束機制。權力的約束，就是要把權力放進制度的籠子里�，F在關鍵是這個籠子怎么編。權力怎么約束？無非是以下方面：一是自上而下的縱向約束，也就是行政監(jiān)督；二是縱向約束里面還有下對上的約束，這同樣重要；三是橫向的權力約束。就是根據權力的不同職能劃分成不同的塊，相互之間有聯(lián)系，又有邊界，權力一直使用到遇到邊界為止；四是非權力對權力的約束，包括媒體的約束、政黨的約束、政府運作透明化的進步等等。所有這些約束都有了，對權力的約束就有力，就健全了。

　　第二，處理好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的關系。社會科學理念的頂層設計不是自然科學工程領域的頂層設計。后者是對物的，可以越細致越有操作性越好，前者實際上講的是一種系統(tǒng)的思考。不是要制定一個詳細的方案，只是要指定一個非常明確的目標，設定一些非常明確的原則，規(guī)定一些不能越過的邊界，然后給下面提供一個平臺，在這樣一個平臺的基礎上，讓大家放開膽子去試、去闖，這才是社會科學意義上的頂層設計。頂層設計的意思不是再給大家規(guī)定怎么做，而是規(guī)定大家在什么范圍里面做，在什么范圍里面做是安全的。把大家的風險降到最低，把許多風險上面攬過來，這就叫勇氣，這就叫責任感。

　　第三，發(fā)展黨內民主。發(fā)展黨內民主依然是我們推進有序民主的一條可靠路徑。不能把現有體制撇在一邊，簡單地講民主就是多元化，多元化就有多種力量，多種力量就要搞多黨，一黨便不行。不能從這樣一個角度看，還得從中國的實際出發(fā)。從中國的實際看，現在能在政治當中起控制作用的還是中國共產黨，那就應該首先在共產黨里面想辦法。民主有很多元素，如果這些元素不能在政黨之間體現，那么能不能在黨內體現？我認為是可以的，比如說競爭性選舉。類似這樣的東西，我們千方百計地把它和中國的國情結合起來，就能給黨內民主發(fā)展以很大的空間。至少這個方面我們可以在今后的改革當中予以推進。

　　總而言之，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這條思路為我們進一步推進民主開拓了一個廣闊的空間，在這個空間里我們可以發(fā)展民主，也應該義無反顧地發(fā)展民主。

　�。圩髡呦抵醒朦h校黨建教研部主任、教授《 人民論壇》2013年12月下（總第427期）小玉/摘編］

　　四 方面推進官員財產申報制度

　　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官員財產申報這個提及多年但至今未真正落實的制度有望提上推進日程。三中全會《決定》指出，要推行新提任領導干部有關事項公開制度試點，這里用的是公開而不是申報或者報告，意味著官員每年填寫有關表格上交組織部門封存的做法將被打破，新提任官員財產、收入、婚姻、出國境及其配偶子女投資經商和出國留學、定居等事項將在一定范圍內公開，這與原來的做法有了質的變化。

　　當前這項工作的試點主要集中在縣（市）的科級干部中進行，全國各地試點效果都比較好。下一步要做好這項工作，筆者認為要從四個方面推進：一是試點的官員級別應逐步提高�，F在試點的多為縣（市）新提任的科級干部，接下來應逐步向市級、省級和中央新提任干部中試點。二是要在試點基礎上逐步推開，用5到7年時間要求所有新提任干部都必須公開有關事項。三是公開的范圍應逐步擴大�，F在一般的公開范圍是在本單位內部，極少向社會公開。參照國外和香港、臺灣的做法，也不是每個官員都需要向全社會公開。筆者認為一般干部在單位內部公開是適宜的，需要人大選舉產生的官員同時應向人大有關部門公開，在條件成熟的時候，新提任的省、市、縣、鎮(zhèn)黨政一把手應向社會公開。四是制定出臺《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和公示法》，以法律形式將試點成果固定下來，并在我國實行真正意義上的財產申報制度。

　�。ㄗ髡撸盒旒� 2013-12-23《學習時報》亞子/摘編）

　　發(fā) 展的內在動力結構逐漸回歸常態(tài)

　　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階段和水平決定著一個國家政治發(fā)展戰(zhàn)略的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fā)展道路的基本特質，就是國家力量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居于主導地位，通過主動引入現代經濟與生產要素，在發(fā)育市場經濟的基礎上，逐步培育現代社會，最后形成國家—市場—社會良性互動、共同推動轉型與發(fā)展的戰(zhàn)略格局。通過社會建設激活積極公民權和社會活力，是開掘中國政治發(fā)展內源動力的根本舉措和戰(zhàn)略選擇。

　　作為一個處于現代化進程中的超大規(guī)模社會，后發(fā)國家趕超型現代化對有效行政的需求是巨大的，這種“高行政管理”模式必然導致政府主導。在“發(fā)展型國家”的治理結構與體制條件下，國家政權的力量一直居于秩序建構的主導地位，而社會力量長期被國家力量所覆蓋和遮蔽。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最終確立，現代社會作為市場經濟發(fā)展的必然結果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fā)育與成長。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導致利益主體多元化，利益訴求多樣化，并相應催生了各類社團組織的蓬勃發(fā)展。所有這些帶有公民社會性質的民間組織，其組織化的利益訴求與權利表達，有利于對政治權力實施異體監(jiān)督和外在規(guī)約，是推動中國政治發(fā)展和國家治理社會化與民主化的重要力量。而“現代政治的使命就是對國家的權力施加制約，把國家的活動引向它所服務的人民認為是合法的這一終極目標上，并把權力的行使置于法治原則之下”。市場經濟的發(fā)展不僅在塑造和改變國家權力結構與運行邏輯，而且孕育出與國家相對獨立的力量——社會，使得中國的轉型與發(fā)展有了全新的根基和立足點。

　　現代社會的成長與發(fā)育，不僅壯大了中國社會的內在力量，成長著中國社會內生的基礎秩序，更為重要的是為中國的未來發(fā)展提供了可持續(xù)的動力支持系統(tǒng)。中國發(fā)展的內在動力結構逐漸回歸常態(tài)，即從單純的國家推動，轉為以市場為中軸、以國家和社會為兩輪的“雙輪驅動”結構。社會的發(fā)育與成長，不僅能夠帶來“雙輪”的均衡，而且能夠大大增強經濟與社會發(fā)展的引擎動力，社會力量的活性化和平等參與為推動經濟繁榮和政治發(fā)展提供了動力和創(chuàng)新機制。

　�。ㄌ苹束P：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3年5期 小玉/摘編）

　　中 國憲法慣例問題辨析

　　憲法慣例的主要作用是“搞活”憲法（龔祥瑞先生語），而不是“搞亂”甚至“搞掉”憲法。所謂“搞活”憲法，就是它們“充實和豐富了空洞的法律框架，使憲法得以發(fā)揮功能，并使憲法與思想觀念的發(fā)展保持聯(lián)系�！焙喲灾拖駪椃ㄒ�(guī)范的潤滑劑，使得后者的各部分得以靈活有效地運轉。

　　中國是具有憲法典的國家，中國的憲法慣例必須緊緊圍繞和依賴憲法規(guī)范才能存在和發(fā)展，如果主要的憲法規(guī)范都無法實施，憲法慣例一說就大為可疑，因為慣例是規(guī)范的“潤滑劑”而非“溶化劑”。在這個意義上，憲法慣例和政治慣例不可混為一談。至于中國憲法的實施途徑，首要在于憲法的法律化和違憲審查機制的建立，那些零星、有爭議的憲法慣例是無法獨當憲政建設之重任的。憲法慣例的不恰當泛化，已構成對憲法規(guī)范性的直接挑戰(zhàn)，因而有必要重申憲法的規(guī)范性。總之，尋求對中國憲法實施問題的解釋，最緊要的不是去尋找和確認業(yè)已存在哪些憲法慣例，而是要去追問和探求是否存在憲法慣例發(fā)展的土壤和機制。

　　中國憲法如何實施，如何使文字形態(tài)的憲法規(guī)范轉化成“活的”憲法，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最緊迫的憲法問題。為了更令人滿意地解釋憲法現實，法學家們紛紛從不同的路徑出發(fā)，企圖突破可以說是占主流地位的“規(guī)范憲法”框架。于是，“憲法序言”的強調和研討，“政治憲法論”的提出和闡釋，以及“憲法慣例”的識別和贊同，已然成為新的理論熱點。毫無疑問，所有這些討論，大大拓展了憲法問題的論域，加深了人們對復雜的憲法現實的認知，功不可沒。

　　中國的憲法慣例論者聲稱，要理解當代中國真實的憲法生活，要解釋中國憲政的內在邏輯，就不能僅僅依賴憲法文本，而要在憲法文本的背后，發(fā)現更具活力的憲法慣例。于是，形形色色的憲法慣例被一個個識別出來。然而，在研究視野為之大開，素材為之豐富的同時，又浮現出來一些新的問題，它們包括但不限于：其一，是不是落實、補充甚或突破憲法文本的所有習慣性做法均可一概歸之為“憲法慣例”？其二，如果一部憲法典的主要規(guī)范都得不到實施，那么憲法慣例的約束力又來自哪里？其三，憲法文本成功轉化成“活的”憲法的主要途徑，究竟是將這些所謂的“憲法慣例”成文化或法典化，還是將已有的憲法典法律化？所有這些問題都值得細加討論。

　　（作者：何永紅 《現代法學》2013年第1期 亞子/摘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