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

　　對于近代中國歷史的研究，我認為至少存在常被忽視或低估的三個難處：

　　第一，與資料太少的古代史相比，近代史的資料特多，而且十分龐雜。就研究本身而言，資料太少和太多都未必是好事：資料太少，就難以研究；資料特多，也挺麻煩，不僅要分清真?zhèn)�，還要分清主次，二者都很費時，只有多看，多比較，才能盡量減少失誤。

　　第二，近代歷史的復雜性超過古代歷史上的任何朝代，不可小視。誰要是以為只有他的研究成果才是全面、客觀、公正的，別人的成果就不全面、不客觀，不公正，這樣的心態(tài)是很冒險的。僅就研究對象而言，我們還不能低估近代中國政治史與中外關系史研究的重要性與研究難度。近年來，在我國史學界，已有不少研究者認為，政治史的研究領域已經過時，快要無話可說了，這樣的認識其實很不確切。至今為止，究竟有多少學者能從政治學、法學的學術視野與方法入手，從浩如煙海的中外檔案資料中深入研究錯綜復雜的近代中國政治史，恐怕還是問題。還有，中國近代史是世界近代史的一部分，中外檔案資料與外文報刊資料的多邊運用就是好事多磨，要坐冷板凳，更不用說如何提升多種外語的解讀能力。在我們這一輩中，能夠熟練掌握一門外語的學者其實都屈指可數(shù)，能夠掌握兩門以上的外語同時又具備堅實的歷史學科訓練的學者，就更是鳳毛麟角了。至于研究對象政治閱歷的豐富、政治經驗的嫻熟與后世研究者書生談兵之間的矛盾，歷史場景的多變與復雜性，汗牛充棟的歷史資料的主次、真假的判斷，人脈清理的難度，都是特別棘手而又無法繞過的要塞。

　　第三，給前代修史，政治因素與利益的干擾很大，自古皆然。求實求真，談何容易，總得有幾個秉筆直書的書呆子去堅守。杜維運先生說：“歷史變動最劇烈的時代，每在朝代更易之際，歷史的真相，也最易在此時失去。史學家此時以政治上的因素，往往不敢秉筆直書，舊朝殉國的烈士，守節(jié)的遺民，赴湯蹈火，呼天搶地，其忠義之跡，史學家固不敢為之留傳；即舊朝完善的制度，優(yōu)美的傳統(tǒng)，也每被誣蔑或曲解�！边@個見解，無論對于研究晚清史，還是民國史，都是很有針對性和啟示意義的。

　　歷史乃現(xiàn)實的凝固，現(xiàn)實是歷史的延續(xù)，歷史的著述與現(xiàn)實的創(chuàng)造一樣，惟有矢志求真，追求經得起時間檢驗的勞作，珍惜文字的表達，少寫一些連自己都不愿再看的東西，才不會浪費有限的生命與國力，賡續(xù)一族一國之元氣。鑒于近代歷史本身的復雜性與研究難度俱在，如何找出近代歷史的真經驗與真教訓，還是當務之急。

　　（作者為同濟大學特聘教授、中國政法大學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