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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海鷹,男,曲阜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11級博士生。本文出自其博士論文《孔傳〈古文尚書〉淵源與成書問題探論》。
博士導師:曲阜師范大學教授 黃懷信
通訊評委: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梁 濤 清華大學教授 曹 峰
《古文尚書》問題是學術(shù)史上的重大課題,清代《古文尚書》辨?zhèn)蔚姆妒、方法與結(jié)論尤為后世學界推重。近年來,一些學者對《古文尚書》案提出反思和質(zhì)疑,特別對其辨?zhèn)巫C據(jù)進行檢討和再辨證。與此同時,這些反思、辨證也受到其他一些學者的反質(zhì)疑,呈現(xiàn)糾葛狀態(tài)。張政烺先生曾講:“什么時候挖出《尚書》就好了!敝两耠m未有《尚書》完本出土,但我們認為,有必要借助出土文獻,首先是其中征引《尚書》的部分,更換視角,對《古文尚書》問題進行重新探討。
一、出土文獻與對古書的反思
二十世紀初以來,甲骨卜辭、銅器銘文以及簡牘、帛書等地下文獻相繼問世,并推動學界對相關(guān)問題進行反思和新認識。王國維先生通觀學術(shù)源流,提出“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fā)見”的卓越論斷。在研究實踐基礎上,王氏提出“二重證據(jù)法”,即據(jù)地下之新材料以“補正紙上之材料”,從而“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并指出“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實際已暗示其對古文獻疑辨過激的質(zhì)疑和反思。在近代背景下,此學術(shù)理念對重新考察古文獻問題深具啟發(fā)意義。
20世紀70年代以來,大批與傳世典籍相關(guān)的竹簡、帛書相繼問世,使許多被疑為偽托或后出的古書獲得“平反”。同時,這些新材料使許多戰(zhàn)國、秦漢間的部分書籍原貌呈現(xiàn)于世,一些文本甚至形成相對連續(xù)的演進序列,引發(fā)人們更多地思考古書成書及其體例等問題。
參照簡帛古書,一些學者認識到,古書的最終形成往往要經(jīng)過復雜的過程。李學勤先生提倡對古書進行新的、第二次的反思,并總結(jié)古書成書過程中十種值得注意的情況,包括佚失無存,名亡實存,為今書一部,經(jīng)后人增廣、修改、重編、合編,以及篇章單行,異本并存,改換文字,等等。李零先生在余嘉錫先生所講古書通例、李先生對古書的反思基礎上,依據(jù)簡帛古書,對古書體例進行重新歸納,約為八項。
基于對古書成書、傳流與體例的新認識,大量古文獻辨證、定性呈現(xiàn)“偽→真”的傾向。這看似是一種“保守”甚至“退步”,實際是在新的學術(shù)背景、條件下,學術(shù)研究由粗而細、由疏而密、由泛而精的一種進步趨勢。這一趨向的影響與意義,已不局限于對某部典籍的真?zhèn)伪孀C,而系直指辨?zhèn)畏椒、范式的反思和檢討,其對《古文尚書》問題的探討,自也將顯示深刻的方法論意義。
二、郭店簡、上博簡引《書》與《古文尚書》問題的新進展
郭店簡《緇衣》《成之聞之》,上博簡《緇衣》,多次征引《尚書》,包括《古文尚書》,使學界得見戰(zhàn)國古文《尚書》的部分原貌,引起廣泛關(guān)注。
《成之聞之》篇有“《大禹》曰:‘予茲宅天心’”語,不見于今本《尚書》,其篇名則與古文《大禹謨》相近。廖名春先生認為,“大禹曰”內(nèi)容當屬于先秦《尚書·大禹謨》,為《古文尚書》晚出的又一鐵證。李學勤先生認為《大禹》即是《大禹謨》,舉《孔叢子·論書》、鄭玄注《書序》等為證,又引《春秋左傳》哀公六年孔子論楚昭王語,指出《大禹謨》《五子之歌》可能與《成之聞之》存在內(nèi)在思想聯(lián)系。郭沂先生同意李先生觀點,并舉《大禹謨》“小序”言“作《大禹》《皋陶謨》《益稷》”為證。
劉義峰先生認為不宜將兩者“對號入座”,為慎重起見,應將“大禹曰”歸入佚篇之文。他認為,先秦《尚書》傳流遠較我們所知的復雜,既存在不同篇名反映同一內(nèi)容的現(xiàn)象,也存在篇名相同而內(nèi)容各異的情形。夏禹作為重要的先王,事跡流傳廣泛,必有多種傳本。
王世舜先生指出,由郭店竹簡引《詩》與今、古文《尚書》,可證《古文尚書》與《詩》《今文尚書》一樣,在戰(zhàn)國中期即已流行,而兩漢及魏晉時期的《古文尚書》,很可能就是戰(zhàn)國《古文尚書》的傳本。
郭店簡、上博簡中均有《緇衣》篇,與《禮記·緇衣》對應。姜廣輝先生推測,古文《咸有一德》《君牙》《君陳》等,當系后人抄撮今本《緇衣》引文,敷衍而成。呂紹綱先生則認為這些篇章未必抄自《緇衣》,而是有源自先秦古文的可能,并認為清人關(guān)于古文《尚書》乃東晉人偽作的結(jié)論并非無懈可擊,仍可再作討論。
虞萬里先生在具體比較《緇衣》與《古文尚書》相關(guān)各篇基礎上,指出很難證明《古文尚書》襲取《緇衣》文句而另造新篇。虞氏總結(jié)先秦兩漢間《尚書》傳流的若干特征,有篇名稱謂不同,編次不同,用字不同,甚至錯認、錯寫、省變、殘泐,等等。且進而指出,東晉《古文尚書》在文字、篇次上有其獨立立場,并非一味摭拾文獻引文造作新篇。
三、出土文獻引《書》與《古文尚書》問題的再思考
初步來看,郭店簡、上博簡引《書》材料在數(shù)量上并不算多,然其內(nèi)涵卻不容小覷。值得深思的是,面對相同且有限的材料,學者間卻形成截然相反的意見。在一定程度上,這些歧見仍與清初以降《古文尚書》真?zhèn)沃疇幍谋趬居嘘P(guān)。至于其研究方法、結(jié)論之得失,則應結(jié)合對古書的反思這一背景加以衡量。
現(xiàn)代學者對古書的反思的重要一點,就是認識到古書成書的復雜性,并對其傳流、傳本等問題進行相對具體、細致的探討。顯然,呂紹綱、劉義峰、王世舜、虞萬里等先生已觸及并進入這一研究層面。
通過這些研究,學界進一步認識到先秦、兩漢《尚書》傳流的復雜性。立足于這一新階段與新視角,重新審視《古文尚書》問題,已不宜簡單地以“真?zhèn)巍睂ζ浼右栽u判和定性。以發(fā)展、務實的眼光看來,當下《古文尚書》問題研究,應落腳于對其淵源、流變、成書等具體問題的探討上。
在此,我們認為至少應厘清四個階段或方面的認識:
、蓖豕賯鹘y(tǒng)與《尚書》的起源問題
“學在王官”,《尚書》源于史官職守,承載歷代先王之道,也是史官所以贊治的工具和途徑。將《尚書》淵源定位于此,才能澄清其本質(zhì),立于審視其傳流的最初基點,也才能理解此后《尚書》傳流中形式趨“變”與本質(zhì)趨“恒”的辯證關(guān)系。
⒉東周時期的《尚書》類文獻傳流
地下發(fā)現(xiàn)只是當時流行文獻的殘存,東周時期的《尚書》類文獻傳流較我們所見遠為繁復。王室衰微,王官之學下移、擴散,使《尚書》類文獻傳流呈現(xiàn)多線多樣、多本別傳的多元狀態(tài)。在此過程中,各國間的不同政治取向、地域文化差異以及閱讀和抄寫習慣的不同等,都會對《尚書》文本的衍化、變異產(chǎn)生重要影響。
、晨鬃优c《尚書》的關(guān)系
孔子整理《尚書》,對其文本發(fā)生重要影響:一為選材,上斷于堯,下迄秦穆公,擇取有關(guān)王道治法,具備政治教化意義者,約得百篇;二為編次,即分編序次;三為補綴,典籍稱“詩、書缺”,孔子可能對部分書篇進行補綴、修飾。經(jīng)此整理,《尚書》傳流史上出現(xiàn)第一個定本。漢代孔壁所出《古文尚書》,就是孔門《尚書》之遺。
、纯装矅c《古文尚書》關(guān)系
《古文尚書》各本,導源于孔壁所出古文《尚書》?装矅c其關(guān)系,比如如何“隸古定”,“以今文字寫之”,以及獻書經(jīng)過等,均缺乏細致研究。現(xiàn)應綜合各種記載,加以辯證地考察。
由此四方面的綜合認識,可收到既辨章《尚書》學統(tǒng),又考鏡其文本傳流之效。在此基礎上,或反思《古文尚書》問題,或?qū)徱曄嚓P(guān)新出土文獻,均將立于更為宏闊的新起點和新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