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鳳蘭

　　有了影片一獲獎便落入低票房宿命的前車之鑒，據說在柏林國際電影節(jié)上“擒熊”歸來的《白日焰火》急于要跟“文藝片”劃清界限。片方曾不止一次向媒體記者打招呼：“千萬別說我們是文藝片！” 因為片方擔心影片一旦被定義為“文藝片”，基本上就等于在票房上判了它的“死刑”，所以大有誰要說他們拍的是文藝片他們就跟誰急之勢。

　　這則趣聞聽了讓人啼笑皆非。文藝片怎么啦，何以如此不受待見？說一部影片很文藝實則是在夸這部影片拍的有思想內涵，有靈魂和深意，不同于市場上那些走眼不走心的“爆米花”電影，有著更高的格調、情懷與追求。怎么在時下人眼里文藝片就丟人現(xiàn)眼了呢？難道非被冠以“商業(yè)片”的名頭就貼金榮耀、高端大氣上檔次啦？ 同此涼熱的還有“文藝青年”這一雅號，上世紀80年代，“文藝青年”是青年知識精英的象征，如今，說誰是“文藝青年”，就會遭反駁：“你才是文藝青年，你們全家都是文藝青年�！�

　　不知從何時起，類似“同志”“專家”等詞匯一樣，“文藝”二字漸成被毀之詞，“文藝青年”被視為不食人間煙火的異數；文藝片淪落為票房毒藥。一直以來，國內影壇盛行一種“好片遇冷，爛片當道”的怪象，一些在海外“擒熊”“擒獅”的文藝片在市場上叫好不叫座，在好萊塢大片和國產豪華商業(yè)大片面前淪為“弱勢群體”，有些甚至在影院遭遇“一日游”的尷尬處境。像《圖雅的婚事》、《三峽好人》、《團圓》、《鋼的琴》、《萬劍穿心》等“零差評”的影片，都無一例外落入“高口碑、低票房”的窠臼，就連頂著諸多光環(huán)而來的伊朗電影《一次別離》也依然沒能上演關于文藝片拿下高票房的“神話”。這種現(xiàn)象被圈內人總結為“文藝片現(xiàn)象”，即觀眾不買賬、院線不待見、口碑與票房成反比。使得一些片方談“文藝”色變，盡量為自己的電影洗脫“藝術”之名、以“商業(yè)”的容顏示人，努力讓觀眾覺著“看起來不文藝”。

　　一文藝就意味著要成為曲高和寡的“窮秀才”，變成小眾文藝精英們把玩的藝術，被束之高閣無人問津，喪失絕大部分的觀眾群。但影片頂著藝術的光環(huán)有罪嗎？影片有思想有靈魂有錯嗎？我們的觀眾何時浮躁得不能去欣賞更有精神維度和靈魂指向的中國電影？而我們的電影人何時變得要急于與藝術撇清關系，匆忙屈就委身商業(yè)大潮中去獻媚？這些飽蘸著大師導演思想和情懷的作品，注定是陽春白雪、曲高和寡的代名詞？注定與“悶片”二字劃下等號嗎？

　　事實上，許多文藝片并非晦澀難懂、曲高和寡，相反，它們有著優(yōu)美動人的畫面和引人入勝的情節(jié)，比商業(yè)片擁有更多的思想、個性和人文情懷。這些影片之所以能贏得電影學院評獎的青睞，源于它們都是創(chuàng)作者本著誠意用“心”去拍的電影。它們沒有流于影像藝術表面的視覺奇觀和膚淺的娛樂表達，而是以人的生存狀態(tài)和精神訴求為故事核心，在藝術風格、思想旨趣和人文內涵上比商業(yè)片更勝一籌。且從長遠來看，這些有精神訴求和價值品相的電影更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和推敲。興許在有些人看來，這些叫好不叫座的電影導演拍的才是真正的電影，而那些叫座的電影只能算得上是一部院線電影罷了。

　　電影如同書籍等其他精神產品一樣，它對于觀眾的功用在于它能涵養(yǎng)精神、構建靈魂，從而產生精神上的引導和形塑作用。電影如果僅僅只是沒有營養(yǎng)也沒有弊害的文化快餐和謀財工具，那么它頂多只是個五彩斑斕的泡沫，把一群有腦無心只圖傻樂的“大頭兒子和小頭爸爸”們圈到一個圍場里愚弄戲謔一番罷了，反正那些低能弱智的所謂商業(yè)爛片已將某些中國觀眾浸淫得只有眼球，沒有心靈，不懂思考，甚至有了“審丑”和“受虐”的習慣，而中國影視文化市場也被人嘲弄為“人傻錢多”“躺著也掙錢”的資本原始樂園，這也不是什么新鮮事兒了。問題是，影視文化作為視覺年代膾炙人口的通俗藝術，如果放棄了對精神、情感、價值的訴求，觀眾又到哪里去開拓日漸荒蕪的精神生活？長此以往，國民人文素質和價值審美取向必將不斷滑坡，造成精神的退化和心靈的失守。從這個意義上說，電影人不必談“文”色變，急于跟“文藝片”割裂開來，因為不管是人還是電影，最好還是有點“文藝”氣質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