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藝座談會是1942年5月2日至23日在延安楊家?guī)X中共中央辦公廳樓召開的，毛澤東同志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1943年10月19日，為紀念魯迅逝世7周年，《解放日報》正式公開發(fā)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是《講話》集中闡述的核心問題。《講話》鮮明地提出文藝要與群眾相結合，要為最廣大的人民大眾服務，這是革命文藝同一切舊文藝的最本質區(qū)別。同時，《講話》要求文藝為政治服務，但也沒有忽視對文藝審美屬性和特殊規(guī)律的尊重，提出“政治并不等于藝術”，“我們要求的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

　　70年來，《講話》像燈塔一樣照亮了我國革命文化運動的航程，哺育了幾代文藝工作者，對我國文學藝術、社會文化事業(yè)的繁榮和發(fā)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毛澤東同志指出的這些根本性問題，不僅對文藝工作的發(fā)展具有指導意義，而且對一切思想工作、一切革命工作的發(fā)展，都具有偉大的指導意義。

　　為人民大眾服務是學術研究工作的根本宗旨

　　毛澤東同志在《講話》中把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作為最重要的問題提出來，完全立足于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延安文藝工作者來自不同的地方，有著不同的出身背景和復雜的人生閱歷。對于文學藝術的一些基本問題，可以說很多同志“并沒有得到明確的解決”。毛澤東同志將這一問題作為首要問題提出來，可謂切中要害。

　　《講話》指出：文藝究竟是為什么人的？立場不同，答案自然也各不相同。作為黨的事業(yè)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的文藝與黨的宗旨、任務相一致，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歷來都是十分明確的，那就是為了人民大眾。這個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也是一個原則問題。在此基礎上，《講話》還就服務的方法、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文藝批評的標準，以及知識分子的身份定位、文藝工作的創(chuàng)作機制等一系列關于文藝活動的重大問題，做了深刻的闡釋。

　　《講話》正確引導了當時的文藝運動，把文藝工作隊伍很好地組織了起來，推動了革命文藝的蓬勃發(fā)展；《講話》也為新中國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奠定了堅實基礎，是我們黨的寶貴政治財富和思想財富。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是產生人民藝術家、文化活動家的搖籃。新中國成立后，許多來自“魯藝”的文藝工作者，成為我國思想文化宣傳部門的骨干，他們發(fā)揚“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優(yōu)良傳統，在文藝服務人民方面作出了更多、更新的貢獻，堪為我們學習的楷模。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有10余位研究人員來自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他們是：何其芳、沙汀、陳荒煤、楊思仲（陳涌）、吳伯簫、毛星、朱寨、王燎熒、天藍、井巖盾、卞之琳、曹葆華等。作為第一代文學所領導班子，以何其芳為代表的文學所工作者，堅持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積極組織學術活動，投身于火熱的社會生活之中，在思想文化領域發(fā)揮了國家級科研機構的積極作用。20世紀80年代初，以沙汀、陳荒煤為代表的第二代文學所領導班子，依然堅持延安文藝座談會確定的學術方向，堅持學術為人民、為中央和政府決策服務的原則，積極配合中央推進思想解放，迎來了改革開放后文學學術界的春天�？梢哉f，文學所的發(fā)展與“魯藝”密切相連，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精神指導下走過來的。老一代文學研究工作者的嚴謹治學態(tài)度，始終不渝地服務于社會、服務于人民的學術精神，對文學所的發(fā)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改革開放30多年來，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形勢的劇烈變化，在學術事業(yè)空前繁榮的同時，也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例如少數學者思想不端正、追名逐利，甚至存在學術品質不端等道德問題；學術研究本身則存在風氣浮躁、不接地氣、脫離現實和人民的現象。這些情況令人擔憂。

　　面對學術界存在的種種問題乃至亂象，我們確有必要重溫《講話》，確有必要重提學術研究“為了誰”的問題。這不僅僅是一個思想方法問題，更是一個立場問題。只有明確學術研究的根本宗旨，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這個根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