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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欄的話

　　經(jīng)過醞釀，“漫談教育”專欄終于要與讀者見面了。這個結(jié)果，既有教育周刊編輯部的“群策”，更有熱心為教育而寫作的專家名家大家們的“群力”——一段時間以來，他們不斷寫來優(yōu)質(zhì)耐讀的文章，促使我們下定決心為他們開辟專欄，呈系列地刊發(fā)他們的作品。我們相信，我們提供的更廣闊的平臺，還有“漫談”這一無拘無束的寫作形式，會讓作者的思想馳騁，而這樣的有感而發(fā)，因時而作，無疑對我們今天的教育格外有意義。我們也希望，他們的漫談能給讀者帶來思考，對教育有新的理解，進而改變我們的教育與生活。

　　為“漫談教育”專欄進行系列寫作的第一位作者是秦春華，他現(xiàn)任北京大學考試研究院院長，經(jīng)濟學博士，研究員。他在擔任北京大學招生辦公室主任期間，進行了以“北京大學中學校長實名推薦制”為代表的自主選拔錄取改革，自此醉心于人才選拔和培養(yǎng)事業(yè)。他熟悉招生業(yè)務，喜歡理論思考，往往從生活中的小現(xiàn)象出發(fā)，捕捉到教育領(lǐng)域一些凝重而深刻的命題，撰寫了一系列分析文章，此前已有多篇在本報刊發(fā)，受到讀者的喜愛。秦春華的寫作有一個原始的動力“——為我3歲的女兒不會面對現(xiàn)在這樣的教育”，這種以“可憐天下父母心”的情懷對教育的思考，格外打動人心。

　　在美國做訪問學者期間，我在芝加哥大學經(jīng)濟系有一個小朋友邁克，今年剛上大學一年級。芝大經(jīng)濟系諾貝爾獎得主云集，是聞名全球的“芝加哥學派”的發(fā)祥地。在他的幫助下，我像大一新生一樣背起書包，走進他們的Liberal Arts（文科）課堂聽課。芝大的General Education（通識教育）在全美獨樹一幟，素以苛刻的標準和繁重的學業(yè)壓力而著稱，但也正因此保證了芝大本科人才培養(yǎng)的過硬質(zhì)量。這一切大概要歸功于哈欽斯校長在上個世紀30年代啟動的本科教學改革。在那次堪稱革命性的變革中，芝大建立了至今仍然具有重要影響的General Education課程體系和小班教學模式。

　　我選了一門希臘思想史的討論課。本來我還想多選一些，但邁克建議我最好只選一門。我聽了很不服氣。想當年，我在北大讀書時一學期至少要選十門課。現(xiàn)在雖然年紀大了點，芝大的課程難一點，但也不至于差距這么大。邁克很直率地告訴我，他一學期只選了五門課，已經(jīng)快要崩潰了。我將信將疑。

　　果不其然，這門課的難度極大。學生平均兩到三個星期要讀完一本像柏拉圖的《理想國》這樣的著作。一學期下來大約要讀四本原著，還不包括補充閱讀材料。在課堂上，一般會有一個學生先做一個15分鐘左右的報告，然后大家開始討論。一節(jié)課90分鐘，老師只講大約50分鐘，而且老師講課并非一個人的表演，會提很多問題，學生也可以隨時插話提問，參與討論。課后還有大量的作業(yè)。學生在課后必須要讀原著，否則既不能完成作業(yè)，也無法參與課程討論，而這些會統(tǒng)統(tǒng)計入學生的最終成績。更為重要的是，上這樣的課，從一開始就必須非常努力，也不能逃課，否則，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有一次我因為要參加一個會議，落了一節(jié)課，結(jié)果后面立即陷入聽不懂的狀態(tài)。

　　上完課后，邁克帶我到食堂去吃飯。他幾乎是連跑帶顛地取完東西——順帶幫我也取了午餐——坐下之后就從書包里拿出書和筆，一邊吃一邊在書上寫寫畫畫。說是吃飯，他基本上是在看書，飯其實是在五分鐘之內(nèi)吃完的。我問他怎么會這么緊張。他告訴我下午化學實驗課的內(nèi)容還沒有完成，而如果完不成的話，課就沒法上了。這使我大為驚奇。邁克的專業(yè)是經(jīng)濟學，如果要選數(shù)學課還可以理解，但和化學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啊。

　　匆匆吃完飯后，邁克對我說，下個星期他會非常忙，因為要開始期中考試了。我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不一定有時間和我見面。我馬上說，沒關(guān)系，你先忙，我們可以兩個星期后再見面。邁克面露難色地說，恐怕也不行。這些期中考試會一直持續(xù)到學期結(jié)束，也就是說，是和期末考試連在一起了。

　　那一瞬間，我忽然明白了為什么邁克以及其他芝大的學生那么忙，以至于幾乎連吃飯的時間也沒有。但不要以為這些學生只是在讀書。邁克每個周日要到城里去上班，平時還要參加和欣賞各種各樣的音樂會。

　　相比而言，國內(nèi)本科學生的單位課程壓力要小很多。北大學生算是辛苦，但對于一些特別聰明的理科生和大部分文科生來說，日子要輕松得多——他可以偷懶。我上大學的時候也很辛苦，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但我的大部分時間是用在讀自己喜歡的書和社會活動上，真正用在課業(yè)上的時間并不多。即便如此，我的成績也還不錯。原因很簡單，每次期末考試之前，我就把班里筆記記得最好的同學的筆記借來抄一遍。他的筆記好到什么程度呢——他可以把老師講的每一句話都記下來，包括老師講的笑話，然后在筆記本上注明（笑聲）。很久之后我才明白，這種在沒錢復印的時候只能抄筆記的辦法，實際上幫助我加深了對老師授課內(nèi)容的理解。因此，我特別懷念那些既沒有錢技術(shù)也不發(fā)達的日子，后來有了錢，復印價格也大幅下降了，再也沒有辛辛苦苦地抄過筆記，考試成績反而沒那么好了。

　　但是，這種“臨時抱佛腳”的偷懶在芝大幾乎不可能發(fā)生。而且，和國內(nèi)本科教育恰好相反，越是人文社會科學的課程，單位課業(yè)負擔反而越重。因此，芝大學生在選課時非常謹慎，一定會根據(jù)自己的實際情況量力而行，絕對不會出現(xiàn)借人文社會科學課程來湊學分的情形——而這種情況在國內(nèi)大學實在是太普遍了，越是文科學生越好混日子。

　　芝大學生很少偷懶的首要原因是選課制度。學校規(guī)定，學生選課是自由的。但在本科一二年級的Liberal Arts課程中，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課程都有相應的學分要求。最重要的是，在學生的選課目錄中，小班討論課必須要達到一定比例。如果說，上大課時學生還有可能偷懶的話，那么，在十來個人的小班討論課上就無論如何偷不了懶。如果學生不讀書，不完成課后作業(yè)，不要說聽不懂老師在講什么，就連討論都插不上嘴。而且學生必須從一開始就非常努力，否則，稍有疏忽就會給后面帶來無窮無盡的麻煩——就好像欠了高利貸，一旦還不上，利滾利就會越滾越多，最后想補救都來不及。每一門課程的成績都包括了平時成績、期中考試和期末考試。因此，只靠期末考試前背背筆記就蒙混過關(guān)的情況是絕對不可能發(fā)生的。

　　目前，國內(nèi)許多大學也實行了自由選課制度，對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課程也提出了學分要求，但僅具其形。如果沒有小班討論課和討論課學分比例限制作為支持的話，自由選課制度也許會降低本科教育質(zhì)量。原因在于，自由選課制類似于自由市場制度。在一個課程市場中，課程的受歡迎程度有可能成為評判課程質(zhì)量的標準。因此，教師上大課的動力要大于上小班課的動力——小班課更累，而且難以體現(xiàn)出教師的受歡迎程度。學生出于畏難情緒和追求高分的心理，有可能會傾向于選修那些容易通過或老師給分比較高的課程。因此，從表面上看，學生可能選修了很多門課，甚至選修了雙學位，但實際上這些課程的單位課業(yè)負擔并不大，對學生的智慧和思維并沒有提出強有力的挑戰(zhàn)，很難保證教育教學質(zhì)量。這就是學生們自己形容的所謂“水”課和“水”系。

　　邁克還告訴我，芝大學生很少偷懶的根本原因在于，上芝大的費用太高，每年的學費和生活費接近6萬美元。因此，在芝大學習的每一天，上的每一堂課，都可以相應地折算成學費。他必須要在芝大學習盡可能多的東西，否則對不起爸爸媽媽付出的高昂成本。換句話說，當每一個學生付出的學費同樣多時，在成本既定的情況下，誰學到的東西越多，就意味著誰獲得的超額利潤越高。因此，每個學生都鉚足了勁兒拼命地學習。對于那些依靠獎學金讀書的學生而言更是如此。一方面，獎學金是按照年度發(fā)放的。學生如果不努力，成績不好，很可能意味著下一年度會失去獎學金；另一方面，那些本來上不起芝大的學生因為獲得獎學金而更加珍惜學習機會，并且希望畢業(yè)之后能夠取得成就反饋母校曾經(jīng)的幫助。從心理學上說，這種內(nèi)生性的激勵效果最為顯著。

　　我原來以為，美國頂尖大學學生很少偷懶是因為他們實行“寬進嚴出”制度，淘汰率高，在過程中迫使學生不敢偷懶。這可能是一個誤讀。實際上，對于美國最頂尖的大學來說，入學競爭極為激烈，條件一點也不“寬”——入門條件“寬”的多數(shù)是公立大學和社區(qū)大學；除了像加州理工學院等少數(shù)大學外，許多大學的淘汰率并不算很高。芝大也是如此。盡管學校非常重視學生培養(yǎng)質(zhì)量，但通常情況下，也不會太難為學生。只不過，對學生而言，如果成績單上都是C的話，不要說自己看著不好意思，在就業(yè)時也會喪失競爭力——就業(yè)機構(gòu)并不會因為你僅僅是芝大畢業(yè)生就會雇傭你。在競爭激烈的人才市場上，如果你不能獲得一個具有理想收入的職位，那就意味著你為上大學所付出的巨額投資將付之東流，這顯然是學生和家庭都不能接受的。

　　相比而言，中國大學——即使是最頂尖的北大、清華——的學費很低，一年只有5000元人民幣，還不到1000美元。除了一些家庭經(jīng)濟困難學生——國家和學校往往對這部分學生有減免學費的政策——之外，許多學生并不覺得上大學的成本有多高，或者說，他們對于上大學的成本的直觀感受并不強烈。因此，多學一點和少學一點對他們而言是無差異的。另一方面，由于高考之前的重復性訓練的確是過于艱苦，學生進入大學之后難免會產(chǎn)生出一些混混日子的想法。此外，由于大學課程和社會需求脫節(jié)，用人機構(gòu)不能從課程成績單中觀測到學生的實際能力，只能通過替代性的指標——比如學校名氣、社會活動，甚至是父母身份——做出錄用與否的決定，反過來也影響到學生對課程學習的重視。因此，和美國學生上大學以后異常辛苦——而且越是人文學科學生越辛苦——的現(xiàn)象恰好相反，中國學生上大學以后相對要輕松得多——而且越是人文學科學生越輕松——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國大學本科教育的質(zhì)量。

　　美國頂尖大學學生很少偷懶這一現(xiàn)象，看起來簡單，但實際上是和美國的大學制度、就業(yè)市場的多樣性以及社會誠信等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美國教育是與其社會制度、經(jīng)濟制度和文化背景等一系列因素相適應相匹配的復雜系統(tǒng)，彼此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忽略了這些隱藏在現(xiàn)象背后的制度性因素而單純倡導甚至移植某些具體措施和政策——比如所謂的“寬進嚴出”和AP課程，等等——是不可能收到理想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