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國際中古史大會于7月6日——10日在英國利茲大學召開。來自全世界58個國家的1700多位中古史家，圍繞大會的主題——“帝國”，展開學術交流。在大約200個關于帝國的小組討論中，查理曼開創(chuàng)的神圣羅馬帝國自然成為關注的焦點。而拜占庭帝國、阿拉伯帝國、中國以及其他中古時期的帝國都有專門的小組討論，關于東亞帝國的小組討論就有兩個，中國的遼朝甚至成為本次大會主題發(fā)言的題目之一：“被遺忘的亞歐帝國：遼朝（907-1125年）”。

　　此次大會，學者們對帝國的經(jīng)濟史的討論并不那么熱烈。在500多個小組討論中，只有80多個涉及經(jīng)濟史，與近年來復興的教會史研究難以匹敵。討論教會史的小組一共有210多個，如果加上圣徒傳、猶太教、修道制度等領域，其總數(shù)超過了400個。

　　不僅帝國的經(jīng)濟史受到某種程度的忽略，即便是傳統(tǒng)的政治制度史，也乏人問津。在關于加洛林帝國和神圣羅馬帝國的官僚制度的系列發(fā)言中，史家關心的并不是具體的官僚制度，而是帝王的識字水平。通過比較查理曼、查理四世和查理五世，學者們對19世紀學術界確立的一項傳統(tǒng)認識提出了質(zhì)疑。他們問道，難道官僚制度的出現(xiàn)就代表了中古行政管理的進步嗎？他們提問，到底是從什么時候，帝王會書寫才開始被視為統(tǒng)治者的良好素質(zhì)呢？為此，有必要重新梳理文獻史料中關于帝王讀寫的描述。這些描述是真實的嗎，作者如此書寫的動機和目的何在？對于官僚制度的研究，最終轉(zhuǎn)化為對于歷史書寫的考證。

　　如果說對文書的重新研究，更多地在傳承19世紀的中古史學術的話，那么，對文本進行重新闡釋、把握作者的寫作世界，使得19世紀的學術傳統(tǒng)遭遇嚴重挑戰(zhàn)。當19世紀中古史學科范式肇建的時候，學者們將重要史料整理為精校精注本加以出版，供學術界使用。這些校注本被長期視為權威性版本，為特定的史事提供最為可靠的見證。但是，隨著帝國在某種程度上從經(jīng)濟和政治制度的歷史實體，轉(zhuǎn)化為文本中的存在的時候，帝國自身的真實存在被歷史文本中的話語所覆蓋。與其說中古史家在研究帝國本身，不如說在研究關于帝國的文本和話語。因此，編織這些文本的作者及其思維世界，越來越吸引著中古史家的注意力。他們不再糾纏于對某件史事的諸多記載中，哪個文本的描述最為真實，該文本的眾多流傳版本中哪個更為權威，而是探究為什么會有這么多不同的文本記錄同一件事情，在之后的時代特定的文本又是如何被人們不斷地傳承抄錄或被引用。它們與什么文本抄錄在一起，抄錄中有何改易，這些改易又為什么出現(xiàn)，等等。記錄者或者抄錄者作為記錄行為的執(zhí)行者，如何代表特定的利益集團，基于特定的傳統(tǒng)來反映特定的史事，成為研究的重點。因此，不同作者寫作的文本、或者由抄錄者抄錄的文本，而非今天史家整理而成的校注本，成為研究的焦點和基礎。手稿隨之成為研究的熱點。在大會上，“帝國”這一歷史主題，通過手稿而被重新討論。本屆大會關于手稿和古文書學的專門小組討論160個，如果加上史學史、文獻與口傳等與手稿密切相關的小組討論，其總數(shù)就將超過400個。

　　本次大會也迎來了更多的東亞史家，尤其是中國學者參加。他們在研究中既緊跟國際學術前沿，也隱隱約約地散發(fā)出中國歷史文化的特色和底蘊。隨著越來越多東亞學者加入到國際中古史大會，如何從東亞歷史和文化的視角研究中古歷史也就提上了日程，甚至會成為一種潮流。下一屆國際中古史大會的主題是“改革與復興”。正在改革和復興中曲折前行的中國和東亞應該為國際中古史學界貢獻更多獨到的學術成果。

　　(李隆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