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難想象，幾百乃至幾千個聚在一起的群眾受少數(shù)政客忽悠，難免不被情緒所左右，難免不相互看臉色，甚至受個別惡人或小集團的威逼恐嚇，很難作出合理的決定。

　　晚清以來，國人一直向往民主，認知民主，包括古希臘民主。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nèi)，我們不僅視雅典民主為古代民主的典范，甚至視其為民主本身的典范。殊不知，這種民主不僅與現(xiàn)代民主大異其趣，即使在古代也非獨一無二。這是一種氏族民主，而氏族民主是人類歷史早期的普遍現(xiàn)象，唐虞時代甚或晚至春秋時期華夏先民就實行過與雅典類似的民主，1960年代以前涼山彝族的民主更與雅典民主類似。

　　雅典民主何以不同于現(xiàn)代民主？這種民主產(chǎn)生時，離希臘字母開始使用尚不久，絕大多數(shù)希臘人還不識字，信息傳播方式與現(xiàn)在大不相同。白紙黑字的書寫文本遠非普及，現(xiàn)場“直播”或場外口口相傳，為當時最重要的信息傳播方式。可以想見，口頭傳播很難保證信息傳播的準確性，人們對此也普遍不在乎，于是煽動家如魚得水。在現(xiàn)代社會，這種問題雖仍存在，卻遠不如當時嚴重。雅典民主正是在那種環(huán)境中存在和繁榮的。在雅典民主中，事關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竟然由少數(shù)野心家操縱數(shù)千人之巨的“人群”，以全民公投的方式來定奪，此即直接民主。不難想見，普通公民因忙于生計及其他局限，不可能像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那樣，能對城邦大事有全面而清醒的把握。要他們總能超越氏族、家族或個人利益，在國家大事的決策上進行冷靜的思考，做出理智的抉擇，幾乎是不可能的。

　　不難想象，幾百乃至幾千個聚在一起的群眾受少數(shù)政客忽悠，難免不被情緒所左右，難免不相互看臉色，甚至受個別惡人或小集團的威逼恐嚇，很難作出合理的決定。結果可想而知：當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仍如火如荼進行時，雅典竟發(fā)動了規(guī)模堪比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的另一場大戰(zhàn)，派出幾萬人的艦隊遠征西西里的敘拉古城邦，結果慘敗，雅典從此一蹶不振；還有阿吉紐西海戰(zhàn)中八個將軍明明打了勝仗，卻因故將其判死刑；阿里斯提德、地米斯托克利、米爾提亞德、客蒙等杰出軍政人物被流放或處死。當然還有司空見慣的惡性派系斗爭，如科西拉民主派與貴族派的惡性黨爭導致前者對后者進行殘酷殺戮。雅典民主派與寡頭派的惡性黨爭更引人注目，這導致后者對前者大開殺戒，蘇格拉底便因政治報復被處死。

　　以上所說可能會使人得出雅典民主是“暴民政治”的印象。把雅典民主說成是“暴民政治”雖不太妥當，卻并不等于不應看清其缺陷，即存在著一種以眾暴寡的傾向。有這種傾向雖然并不等于“暴民政治”，但問題仍很嚴重。蘇格拉底之死也許不算是以眾暴寡的最佳例子，可如何解釋伯里克利雖僥幸逃脫了死刑，卻仍被控為竊賊并被罰款？又如何解釋蘇格拉底被處死以后，三個主要起訴者之一、民主派重要人物美勒托很快就被判處死刑，被亂石砸死？阿吉紐西海戰(zhàn)八個將軍被判死刑之后僅僅幾天，起訴他們的人也被處死？

　　但也應當看到，即便民眾權力很大，雅典民主大體上仍是一種精英統(tǒng)治。雅典民主固然激進，卻還沒有激進到不搞選舉。雅典人確實以抽簽的方式選拔官員，比之其他治理樣式包括現(xiàn)代民主在內(nèi)，這大概是最民主的政治形式了，但他們只抽選出執(zhí)政官一類官員來。這些職位大體上都是虛職。有實權的職位，雅典人并不搞抽簽，將軍這種最高軍政職位更是完全由票決產(chǎn)生，因帶兵打仗事關個人生命安危，國家生死存亡，非票選產(chǎn)生不可。這就解釋了為何伯里克利任將軍職長達二十幾年，�；倘螌④娐毟L達四十五年。雖然如此，雅典民主無疑有著結構性缺陷：比之現(xiàn)代民主，民眾與精英的權力關系很容易處于失衡狀態(tài)，“人群”或“人群”中的個人權力過大，往往使精英陷于被動甚至危險。這一點，只需稍稍比較一下成熟的現(xiàn)代民主政體就清楚了。

　　（作者系深圳大學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