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志》，黃遵憲著，光緒二十年浙江書局重刊

　　1895年秋冬，中國在甲午戰(zhàn)爭中剛剛慘敗于向為自己輕視的日本，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墨跡未干，群情激憤，痛心疾首，廣州民間書局羊城富文齋印行了曾任中國駐日參贊黃遵憲的《日本國志》。此時此刻，此書甫一出版便洛陽紙貴，風行天下。人們驚訝地發(fā)現(xiàn)，這部中國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統(tǒng)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8年前的1887年就已成書，然而一直未能出版。曾有人指責黃：如果此書早就出版，國人了解日本，主戰(zhàn)派大臣就不會輕易言戰(zhàn)，于是戰(zhàn)爭賠款“償銀2萬萬可省矣”。

　　其實，他們真是冤枉了黃遵憲。寫完《日本國志》后，黃就一直在想方設法出版此書，但就是無人認識此書的價值，因此始終未獲出版。透過黃遵憲與《日本國志》的遭遇，人們對晚清的認識可能會更加深刻。

　　黃遵憲坦承，寫《日本國志》的動機，正是日本對中國的了解，比中國對日本的了解多得多

　　1877年秋，日本明治十年，29歲的黃遵憲以參贊身份隨首任出使日本國大臣何如璋前往東京。到日本不久，他立即深深感到日本明治維新以后發(fā)生的根本性變化，已絕非中國傳統(tǒng)所蔑視的“島夷”、“蕞爾小國”，而那時國人對此卻一無所知。因此，從1878年開始，公務之余的時間，他幾乎全都用來搜集資料，廣泛接觸日本社會各界，研究日本政治、社會、歷史，特別是明治維新以來的變化。1882年，黃遵憲完成了《日本國志》初稿，被調美國，任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在美期間他仍繼續(xù)撰寫《日本國志》。不久，他對官場失望，認為完成《日本國志》更為重要、更有意義，于是告假回鄉(xiāng)，潛心寫作，終于在1887年夏季在家鄉(xiāng)完成書稿。

　　黃遵憲坦承，寫《日本國志》的動機，正是日本對中國的了解，比中國對日本的了解多得多：“余觀日本士夫類能談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而中國士夫好談古義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無論泰西，即日本與我僅隔一衣帶水，擊柝相聞，朝發(fā)可以夕即，亦視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鄒衍之談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誕不足議論也者�？刹恢^狹隘歟！”《日本國志》40卷，約50萬言，包括卷首年表和國統(tǒng)志、鄰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職官志、食貨志、兵志、刑法志、學術志、禮俗志、物產(chǎn)志、工藝志等十二種志，從各個角度深入系統(tǒng)地研究了日本的歷史和現(xiàn)狀。進一步說，這本書對明治維新后所實行的各項制度作了特別介紹。開篇他即明言這本書所述內容“詳今略古，詳近略遠；凡牽涉西法，尤加詳備，期適用也”。他在一首詩中吟詠道：“草完明治維新史，吟到中華以外天”，點明這本書其實就是記述、研究明治維新之作。因為明治維新后日本的制度、文化“無一不取法于泰西”，他驚嘆此后日本“進步之速，為古今萬國所未有”，“乃信其改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他詳細記述了明治維新的過程，反復強調維新的重要舉措是宣傳民權學說，要求召開國會，認為“庶人議政，倡國會為共和”是日本轉向強盛的關鍵之處。日本的經(jīng)驗使他相信“萬國強由變法通”，明確希望中國也學習日本實行變法。

　　《日本國志》獲李鴻章、張之洞等稱贊，“足與前賢頡頏也”，但仍未獲總理衙門刊印，一直被束之高閣

　　寫完此書，黃遵憲便想將其出版。首先他想將此書呈送主管涉外的總理衙門出版，由官方出版影響最大，最有可能影響國家政策。但他的級別低，且已回鄉(xiāng)家居，無資格向總理衙門呈遞公文，而當年他的上司、曾任駐日公使的何如璋早因中法戰(zhàn)爭指揮失當而被罷官治罪，黃便于1888年秋將此稿呈送主管外事且對他有好評的重臣李鴻章，希望他“移送總署，以備查考”，向總理衙門推薦出版�？偫硌瞄T當時有將出使大臣的日記、見聞刊刻出版的慣例，黃遵憲在呈李鴻章稟中開篇就引多年前總理衙門奏定出使章程時要求“東西洋出使大臣，將大小事件逐日詳細登記，咨送臣衙門備案查核，以資考證”的規(guī)定。

　　李鴻章將書稿連同黃遵憲稟文轉至總理衙門，并作了推薦。他在“稟批”中說自己“詳加披覽”，認為此書“敘述具有條理”，當然他也認為，雖然日本努力學習西方也僅得形似，所以并不能從這一部專寫日本的書中看清世界大勢。但他仍認為這部書對日本的“政教圖經(jīng)，言之鑿鑿，如在目中，亦有志之士矣”，并將此書與備受佳評的明隆慶間赴朝使臣黃洪憲歸國后所作《朝鮮國記》相提并論，且稱贊《日本國志》細密完備，“足與前賢頡頏也”。

　　但總理衙門并未理會李鴻章的推薦。半年過去，未聞音訊的黃遵憲心有不甘，于是在1889年春夏又將此書稿呈洋務后起重臣、兩廣總督張之洞。張之洞將此稿轉總理衙門時也高度評價說：“詳閱所呈《日本國志》，條例精詳，綱目備舉，寓意深遠，致力甚勤，且于外洋各國風俗、政事，俱能會通參考，具見究深時務�！比欢藭晕传@總理衙門刊印，一直被束之高閣。

　　又等了半年有余，仍未得到任何消息。有李鴻章、張之洞兩位如此位高權重的高官推薦也得不到總理衙門的首肯印行，黃遵憲終于對官方刊印不再抱希望，于是轉而尋求民間出版。此時，他被任命為駐英使館二等參贊，1890年初出國前，他將此書稿交廣州羊城富文齋書局由自己出資出版。但羊城富文齋書局也不甚重視此書，加上黃又不在國內，因此也一直未將書稿付印。1894年末，甲午戰(zhàn)爭已爆發(fā)數(shù)月，中國軍隊接連大敗，水陸軍皆已潰不成軍，最終敗局已定，黃遵憲此時卸任回國，此書才安排出版。近一年后，《日本國志》終于艱難問世。

　　沉迷于中國是“世界中心”、“天朝上國”迷夢中的清朝朝野士夫，根本無法接受一個新的“世界觀”

　　就這樣，具有高度前瞻性的《日本國志》“事前”無法出版，只到結局底定、大禍已至才姍姍來遲，確不能不令人遺憾萬分，大發(fā)“此書可抵銀二萬萬兩”、“以至今日也”之慨嘆。然而，這類“先見之明”最終成為“馬后炮”，卻非偶然，晚清的政治、社會狀況決定了屢屢如此。

　　1848年，經(jīng)歷過鴉片戰(zhàn)爭的福建巡撫徐繼畬出版了自己“五閱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為消遣，未嘗一日輟也”、嘔心瀝血寫成的《瀛寰志略》。這本書詳細介紹了各國的風土人情、宗教社會、政治制度、歷史沿革，甚至高度贊揚了美國的總統(tǒng)制。從這些介紹的重點和評論中，可以看出徐氏的苦心所在，即為了中國的安危與富強，向對鴉片戰(zhàn)爭的意義仍毫無覺察、仍沉迷于“天朝上國”幻覺中的朝野人士呼吁，這實際是“古今一大變局”，中國當前的處境不僅不是什么處于世界之中，而是“求隔絕而不能”，面臨“天下從此多事矣”的局面。

　　但此書“甫經(jīng)付梓，即騰謗議”，仍沉迷于中國是“世界中心”、“天朝上國”迷夢中的朝野士夫，根本無法接受一個新的“世界觀”。所以，這本帶給人們一個“新世界”的著作在痛遭詆毀之后，即被遺忘。也是近20年后，洋務派才重新“發(fā)現(xiàn)”這部塵封已久的作品，由總理衙門于1866年重新刊行，作為洋務人員的必讀書。

　　而李鴻章、張之洞都推薦了《日本國志》，但總理衙門卻將其束之高閣，并未理會，更是事出有因。

　　早在此事十余年前，清王朝第一個駐外使臣郭嵩燾1877年初赴英國就任，應總理衙門的要求，將自己在西方以及從上海到倫敦途中這51天2萬多字的日記稍加整理潤色，定名為《使西紀程》，鈔寄一份給總理衙門。1877年春，由總理衙門刊印出版。由于書中贊揚了西方現(xiàn)代物質文明與制度文明，總理衙門剛將此書刊行，立即引來朝野頑固守舊者一浪高過一浪的口誅筆伐，一時間群情洶洶，有人痛斥他對外國“極意夸飾，大率謂其法度嚴明，仁義兼至，富強未艾，寰海歸心……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有人以郭嵩燾“有二心于英國，欲中國臣事之”為理由提出彈劾。還有人主奏，要求將郭嵩燾撤職調回。

　　這種頑固守舊、盲目排外的情形，正如有人所言：“朝士皆恥言西學，有談者指為漢奸，不齒士類，蓋西法萌芽，而俗尚深惡�！惫誀c自己也曾在日記中感慨地寫道：“能知洋情，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不知洋情，所向皆荊棘也。吾每見士大夫，即傾情告之，而遂以是大招物議，為語及詳情，不樂，詬毀之�！弊詈�，由慈禧在1877年6月中旬對總理衙門下發(fā)了將此書毀版的諭旨。李鴻章給友人信中感嘆郭“雖有呆氣，而洋務確有見地，不謂叢謗如此之甚，若達官貴人皆引為鑒戒，中土必無振興之期，日后更無自存之法，可為寒心”�！妒刮骷o程》的遭遇，確令人感到“中土必無振興之期”。

　　更令人失望的是，黃遵憲請李鴻章、張之洞推薦《日本國志》時，距《使西紀程》風波已十年有余，然而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并未改變。十幾年后，《使西紀程》仍是郭的罪名，總理衙門對朝廷的政治態(tài)度了然于胸，根本不可能印行與《使西紀程》類似的《日本國志》。

　　黃遵憲與《日本國志》的遭遇，其實反映了清王朝的命運

　　甲午大敗，《日本國志》面世，黃遵憲的意義才被“發(fā)現(xiàn)”。日本成為中國“維新”的榜樣，康有為深受《日本國志》啟發(fā)影響，給光緒皇帝上書中經(jīng)常提到日本。1896年9月，準備變法的光緒皇帝在北京召見了黃遵憲，向其詢問“泰西之政何以勝中國？”黃遵憲回答說：“泰西之強，悉由變法。臣在倫敦，聞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華�！惫饩w皇帝既驚訝又興奮。維新期間，康有為向光緒皇帝進呈《日本變政考》，許多內容就是參考《日本國志》，有些甚至直接抄錄原文。1898年2月，變法前夕的光緒皇帝閱讀《日本國志》心情更切，曾兩次親催親信大臣立刻進呈。后來在寫給黃遵憲的墓志銘中，梁啟超寫道：“而所成之《日本國志》四十卷，當吾國二十年前，群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書則已言日本維新之效成則且霸，而首受其沖者為吾中國。及后而先生之言盡驗，以是人尤服其先見�！�

　　清王朝的悲劇在于，統(tǒng)治集團內有“先見”者總是作為異端受到排擠迫害，《海國圖志》、《瀛寰志略》、《使西紀程》與《日本國志》莫不如此。所以即便《日本國志》在甲午戰(zhàn)前數(shù)年出版，其命運很可能與《使西紀程》一樣；退一步說，即便未引起《使西紀程》那樣巨大的政治風波，此書也不會得到統(tǒng)治者與社會的重視。以為此書早出幾年就可避免甲午之禍，大發(fā)“此書可抵銀二萬萬兩”之嘆，還真是高估了清政府的認識水平、認知能力。晚清的歷史表明，清王朝從不主動變革，有識之士“事前”提出的變革主張不僅不被采納反被打壓；只有在經(jīng)過巨大打擊、深創(chuàng)巨痛之后，清政府才會被動、勉強變革。甚至連被動的變革都會被拒絕，如戊戌維新的被鎮(zhèn)壓。說到底，黃遵憲與《日本國志》的遭遇，其實反映了清王朝的命運。（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