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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乃儒1935年11月生。上海師范大學法政學院教授,長期從事“中國哲學史”課教學。1997年3月退休后,繼續(xù)進行儒學與文化比較的研究。主要著作有:主編《孔子百科辭典》《辭海·中國哲學》《中國哲學三百題》,參與主編《中國哲學大辭典》等。
核心觀點
儒學,一向被視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干。當務之急是如何進行現代重構,使現代化建設植根于其上,并形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軟實力。儒學的重構現在是時候了。必須在它的核心范疇系統(tǒng)、道德觀念系統(tǒng)、道德踐履系統(tǒng)和儒學經典系統(tǒng)四大方面進行全面啟動。
重構儒學正當時
儒學的現代重構這一課題,在上世紀末,正逢世紀之交時,曾在學術界熱烈討論過,當時是對海外學者提出“儒學第三期發(fā)展”的回應。到現今,又過了20多年,儒學的內部、外部情況都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F在來研究“儒學的現代重構”,時機已趨成熟。
首先,籠罩在傳統(tǒng)文化上的種種極左的負面認識已逐漸澄清。隨著最近幾年儒學研究的深入發(fā)展,人們已經認識到,儒家思想對中國社會各階層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乃至思維方式產生了深刻影響,并凝聚為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需要我們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堅持古為今用,去粗取精,因勢利導,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fā)揮積極作用。
其次,對儒學思想資源的發(fā)掘、整理與研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欣欣向榮的局面。出土文獻不斷涌現,呈現中華文化復興的曙光。繼上世紀70年代馬王堆漢墓出土了帛書《周易》、《老子》等文物之后,90年代郭店又出土了一批楚簡,震驚了海內外漢學家。子思佚籍的發(fā)現,使孔孟間傳承之缺環(huán)得以填補。此后又整理出上博藏楚竹書、清華藏戰(zhàn)國竹簡和北大藏西漢竹簡。研究“早期中國”文化已形成一個熱流。
當今儒學研究深入表現之一:研究思路有新的拓展。學者們分別提出了:生命儒學、生態(tài)儒學、實踐儒學、情感儒學、生活儒學、制度儒學等,從各個角度展示儒學的現代生命力。
當今儒學研究深入表現之二:再探儒學核心范疇受到重視。上世紀80-90年代,一批學者以全新的思路來研究儒學范疇。如龐樸析“中庸”,牟鐘鑒釋“誠”,張立文倡言“和合”,都曾撥動眾學人的心弦,影響深遠。隨后的學者研究其儒學范疇來,也同樣扎扎實實。例如余治平闡發(fā)“忠”與“恕”,寫出48萬字的專著。駱承烈傳承“孝”,不僅寫了《社會和諧的基石——孝》專著,而且還編出十二冊的《中華孝文化集成》。此外學術界還有關于“禮”、“慎獨”等專著陸續(xù)問世,不勝枚舉。
再次,儒學研究隊伍日益壯大,呈現先達扛鼎、新人輩出的喜人景象。這是儒學可以實現現代重構的組織保證。曾幾何時,當新世紀來臨之際,多位德高望重、學貫中西、通古博今的大師相繼去世,我們曾經擔憂國學重振受阻。所幸的是,在各省市的高校、社科院中的儒學研究機構里,仍有一批學術骨干。他們不為市場經濟中刮來的各種“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狂風所動,安于相對清貧的生活,埋頭于學術研究。他們所著的一本本專著,所編成的一冊冊刊物,所主持的一場場論壇,都似一盞盞薪火相傳的明燈。
更為可喜的是一批學術新人嶄露頭角。他們的成長是文化復興事業(yè)的希望所在。最近一群青年才俊,對西方所謂的“普世價值”提出詰難,出了一部名為《何謂普世?誰之價值?——當代儒家論普世價值》的書。此書篇幅不大,但即面世便被廣泛關注。
復興儒學的力量不限于學界,民間的“草根儒學”也值得重視。現在,已經出現了民間創(chuàng)辦的非盈利的學習傳統(tǒng)文化的學堂書院,以儒學為主要內容的網站已有幾十個;國學進家庭、社區(qū)、中小學剛起步,已涌現一些“孝文化村”、“禮義文明社區(qū)”之類星星之火。
最后,儒學的現代重構的根本動力,在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發(fā)展趨勢。
國家已經把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提到日程上來。很難設想隔絕、摒棄傳統(tǒng)文化而能建成文化強國。而具有悠久、深厚、優(yōu)秀的文化傳統(tǒng),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yōu)勢。當務之急是把占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主干地位的儒學系統(tǒng),盡力梳理與重構,使現代化建設能植根于其上,并真正形成為文化軟實力。可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是:文化傳統(tǒng)破壞容易重建難,國民正陷入價值觀迷失的困境。如何借儒學之振興,促進中華民族精神家園之建設,已經成為文化工作者文化自覺的強勁動力。
儒學思想四大系統(tǒng)的現代重構
兩千多年來,儒學思想的歷史發(fā)展曾經歷過多次重構。學術界曾有過儒學發(fā)展“三期說”(牟宗三、杜維明)、“儒學四期”說(李澤厚)和“五階段論”(成中英)等論說。這里想避開這些分期說而直接談儒學的現代重構,主要為求簡單清晰。
儒學思想的長時期運作、發(fā)展,形成其層次豐富、各有其獨特內涵的結構系統(tǒng)。概括地說來有四大系統(tǒng):(一)儒學的核心范疇系統(tǒng);(二)儒學的道德觀念系統(tǒng);(三)儒家的道德踐履系統(tǒng);(四)儒學的經典系統(tǒng)。依靠這四大系統(tǒng)的運轉,儒學才得以持續(xù)發(fā)展,它的社會功能得以不斷擴張。我們所說的儒學現代重構,就是指分解其各系統(tǒng)的諸元素,視其所具有現代價值進行加以重組,發(fā)揮它的除國家意識形態(tài)外的各種社會功能。
第一、儒學的核心范疇系統(tǒng)。
這一問題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關注。最近崔大華的《儒學的現代命運》把儒學核心范疇的分析放在突出的地位,認為“仁、禮、命”三范疇,構成了“心性的、社會的、超越的”三層面的完整體系。與其相似的,郭沂提出了“禮、仁、易”三范疇代表了孔子的核心的“教化”、“內省”、“形上學”三階段思想!岸Y”、“仁”為核心范疇,二者相同,唯形上、超越層面,前者遵循傳統(tǒng)說法稱“命”,后者根據孔子晚年喜易,把“易”作為最高的境界,故曰“易”。我們講“現代重構”,就關涉到闡釋學。既要忠實于文本,包括古本經典與新發(fā)掘出的文本,又要注重其中的現代價值。
先說超越層面的儒學核心范疇。如標之以“命”,這即使是針對原始儒學來說,也不甚理想?鬃与m然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但是他很少說“命”。這是宗教與哲學相交織的概念。盡管有學者可以精辟地說明:“儒學以其道德理性的‘命’之理念,破除了非理性的鬼神、術數迷信,屏障了對人格的外在超越之超理性的宗教信仰!笨墒且F今的百姓來理解它,是相當困難的。
于是,有學者試以“誠”范疇代之,認為“誠是本體之學,誠是天道人道之本”。講得很有道理,可是很多人只是把“誠”與“信”聯(lián)系起來,只認可“誠是德性之學”。先秦時期,具有超越性意義的概念有天、神、命、道、誠、數、氣等。其中具有哲學涵義的除“誠”外,當推“道”了。從孔子以來,儒家論道,不絕于耳。把“道”列為儒學在超越層面的核心范疇,可能有兩個問題需要理清楚:一是歷來認為把“道”作為最高哲學范疇始于老子,現又列入儒家,就有了先后高下的問題。其實儒道是中華文化最主要的兩大家,關于“道”的思想,同源而分述不同,是不奇怪的。儒經中的《易傳》說“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與《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為天地母”,“萬物之宗”,所概括的內涵各有千秋,異中有同。二是在儒學理論體系中“道”是否為最高范疇。張岱年認為在《易傳》中“最高范疇應該是‘易’是‘太極’,其次才是道”。最近郭沂著《道哲學概要》提出太極相當于奇點,是有始有終的,“只有道體才是絕對永恒的”。道轉化為現代人所能理解的超越性,是沒有什么阻礙的,可用很多現代話語加以闡釋的。
關于“仁”和“禮”是儒學在心性和社會層面的核心范疇,這在學術界是沒有大的分歧的,F在大家關注的是這兩個范疇的現代價值與現代轉換問題。譬如“仁愛”這一中華民族的價值觀,是否具有新的普遍價值,在救助現代人的生活意義失落上,有何積極意義?在仁愛的境界觀、幸福觀、責任意識等問題上,還有許多文章可做。關于“禮”范疇,以往多從消極方面加以批判,F今學人對“禮”文化重新加以審視。清華大學開設了“中國古代禮儀文明”課程。更有人對中國禮文明與西方近代法文明進行比較,探討重構當代中國禮文明體系,肯定了禮在現代社會中調解人間關系、制衡利益關系、樹立新風尚方面的作用。
還應該把“和”納入儒學核心范疇系統(tǒng)!昂汀笔侨鍖W在方法論層面和實踐操作層面的最重要范疇?鬃犹岢昂投煌,要善于協(xié)調各種不同意見,并形成新的見解!昂汀迸c孔子所稱頌的另一概念——“中庸”,意義相近,都關涉到儒家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和”是儒家處世行事的方法、準則,也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關于“和”范疇,近年來討論、論述得較多,這里不再贅述。以上我們已概述了儒學核心范疇系統(tǒng):道——仁——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