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國強 陳旭東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有關“推進文化體制機制創(chuàng)新”，為下一步文化體制改革指出了方向。

　　在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文明五位一體的總體建設布局中，文化是一個具有價值牽引、人文塑造，且具有基礎性和戰(zhàn)略性的關鍵環(huán)節(jié)，對于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自我的關系的和諧具有重要作用，從而對于其他四個方面的建設也會起到非常大的影響。因此，文化的發(fā)展、文明的進步，還需要打破一些不合理體制機制的束縛和過渡性制度安排的約束，以世界眼光和歷史視角來重新規(guī)劃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在一些基本原則和基本關系的處理上做出選擇。

　　中國文化體制改革與發(fā)展軌跡

　　文化的發(fā)展不是孤立的，它是與整個社會的發(fā)展進程相伴隨的。整體上，中國文化體制改革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是“文革”后的撥亂反正與80年代人文主義的復興階段（1978-1989）。改革之初，在經歷了“文革”的極大破壞之后，文化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已經呼之欲出。鄧小平對文藝工作也提出了一些戰(zhàn)略方向上的指示，“文藝的路子要越走越寬，在正確的創(chuàng)作思想的指導下，文藝題材和表現(xiàn)手法要日益豐富多彩，敢于創(chuàng)新。要防止和克服單調刻板、機械劃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傾向�！�

　　進入上世紀80年代后，隨著國門的打開，新文化、新知識、新思想不斷地沖擊著國人的視聽，一些傳統(tǒng)的禁錮開始逐步被打破。在橫向與縱向重新定位的新的精神參照系下，不同的價值觀念、價值體系相互交織，相互碰撞。傳統(tǒng)的集體主義、國家意識的價值觀念開始松動，“個人”、“自我”、“自由”、“尊嚴”等價值訴求開始興起，這從某種意義上其實也為其后90年代以個體理性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的興起奠定了價值基礎。如果沒有上世紀80年代的思想、意識形態(tài)與文化方面的大解放，從而形成上下改革的共識，很可能就沒有隨后將建立現(xiàn)代市場經濟作為國策的可能性。

　　二是市場經濟體制建設背景下的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階段（1990-2005）。隨著鄧小平南方談話的發(fā)表，以及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目標的不斷明確，文化體制改革也相應在探索中發(fā)生了轉向。1996年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決議提出“改革文化體制是文化事業(yè)繁榮和發(fā)展的根本出路”，改革要“遵循文化發(fā)展的內在規(guī)律，發(fā)揮市場機制的積極作用”，“改革要區(qū)別情況、分類指導，理順國家、單位、個人之間的關系，逐步形成國家保證重點、鼓勵社會興辦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格局”。市場機制在文化體制改革中的作用被賦予了應有的重視。

　　三是從四位一體到五位一體建設布局下的文化體制改革階段（2006年至今）。2006年，中國首次提出了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建設布局，到了2012年十八大上“生態(tài)文明建設”被寫入建設布局之中，形成了“五位一體”的建設布局，并提出了“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tài)文明理念”的明確要求，這反映了我們對文明內涵認知的深化。其實，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也有著非常豐富的生態(tài)文明思想元素，值得進一步挖掘。期間，在全球金融與經濟危機沖擊的背景下，中國第一部文化產業(yè)專業(yè)規(guī)劃《文化產業(yè)振興計劃》于2009年由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由此文化產業(yè)也被上升到國家戰(zhàn)略性產業(yè)。

　　2011年4月，文化部頒布了《關于促進文化產品和服務“走出去”2011-2015年總體規(guī)劃》，規(guī)劃的目的一是服務國內文化建設，使其成為國民經濟新增長點，二是服務外交大局，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在規(guī)劃中明確了一條基本原則，即“堅持政府為引導、企業(yè)為主體、市場運作為主要方式”，這條原則抓住了問題的要害，在文化產業(yè)、文化市場的建設上政府更多是起導向作用，文化在民間、在基層。同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得到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為其后的改革提供了一個總綱。

　　在這個《決定》對當前中國文化發(fā)展中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的概括中，有一條講到“一些領域道德失范、誠信缺失，一些社會成員人生觀、價值觀扭曲”。這一概括對道德失范、誠信缺失、人生觀和價值觀扭曲的判斷是準確的，當前中國已經到了必須加快重構社會共同價值觀的重要時期。這不僅僅是大眾的需要，也是對政府官員的需要。當然，這些需要從制度根源上入手。而制度的建立健全需要一定的時間，這樣內在的基本價值觀的建立和導引，作為正式制度的補充也是非常重要的。

　　進一步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目前，中國的文化體制改革發(fā)展與社會經濟發(fā)展和民眾文化需求還不完全適應，主要問題和矛盾表現(xiàn)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是共同的價值基座有待夯實，很多人既沒有對法律的敬畏，也沒有對倫理的遵循，社會的人文關懷沒有建立起來。這個構建之中的價值觀體系應該起到穩(wěn)定、凝聚和導向的作用，不能大一統(tǒng)、一刀切，要分層次、分類別，建立同心圓或相交圓的價值觀體系。這個圓心或相交的部分，應該是最基本的做人的道理、共同人文價值理念，比如誠信、包容、感恩、奉獻。“對人以誠，處事以信”是為人處事的基本準則，也是中國傳統(tǒng)價值觀的一個核心內容；包容心態(tài)也很重要，用經濟學解釋，很多矛盾都是由于信息不對稱引起的，因此凡事不斤斤計較，抱著包容的心態(tài)一定能化解許多誤解、誤會，讓這個社會更加和諧；感恩的意識，就是要感恩父母、感恩社會、感恩國家；奉獻的精神，主要是要在別人需要幫助的時候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當然做好自己的事情也是一種奉獻。黨的十八大提出以“三個倡導”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進一步促進國家主流價值觀的形成，凝聚全國人民的思想共識將產生十分巨大的作用。

　　二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需要進一步落到實處，以鼓勵創(chuàng)新想法的思想形成。其實，在1979年10月召開的第四屆全國文代會上，鄧小平曾發(fā)言指出，“文藝這種復雜的精神勞動，非常需要文藝家發(fā)揮個人的創(chuàng)造精神。寫什么和怎樣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边@不僅僅是文學藝術發(fā)展需要遵循的方針，也是整個文化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指導原則。但現(xiàn)實是越來越多的報刊和網絡文章簡單地將東西方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對立起來，將富裕階層和低收入階層對立起來，造成了社會階層、思想方面的分化，無法形成改革和發(fā)展的共識，這不僅會影響思想文化的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而且會讓錯誤、偏激的思想得不到糾偏，從而可能影響整個改革的大局。

　　三是文化發(fā)展中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沒有完全理順，政府缺位、越位、錯位現(xiàn)象同時存在。例如，公益性文化事業(yè)與經營性文化產業(yè)的界定還不清晰，一些文化產業(yè)集團是“事業(yè)化體制、產業(yè)化運營”的二元體制結構，這樣作為市場經濟主體的趨利性與作為政府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提供者的社會公益性就存在著某種內在矛盾。此外，政府在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體系中面臨主導乏力、引導不力的問題，這與其官辦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職能交叉，行政管理成本過高有很大關聯(lián)。

　　文化體制改革需理順三大關系

　　在我們看來，文化體制改革的重點和關鍵是要理順三大關系，即民族文化與世界文明的關系，文化傳承與文化創(chuàng)新的關系，政府主管和市場主導的關系。

　　民族文化與世界文明。現(xiàn)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通信技術，導致不同文明背景下的民眾之間的交流越來越頻繁、全面、強烈、對稱，這就帶來了異質文化之間的相互激蕩、交融和重構。中華文明、中國文化，是世界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民族文化和世界文明的關系處理上，應取的一個基本態(tài)度是兼容并包，不走極端，既不盲目自大，也不妄自菲薄。

　　實際上，中國有源遠流長的歷史和豐富厚重的文化，其中不乏足以支撐社會道德重建的思想資源，值得今天的社會重建汲取。我們一方面要汲取世界其他文明的有益元素，與中國的國情現(xiàn)實相契合，另一方面要珍視中國自身的文化資源，對如儒家、道家等這些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精粹加以綜合運用，并賦予它們新的時代特征和內涵，可以形成中國文化、中華民族的凝聚力，達到大多數人都能認同的最大公約數的共識。這樣，也將有利于中國在全球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競爭中爭取話語權，建立能夠得到世界各國尤其是發(fā)展中國家認同的基本人文價值觀體系，從而形成更為穩(wěn)固和強大的國家軟實力。

　　當然，在珍視自身歷史文化資源的同時，我們也不能盲目自大、自我陶醉、自我膨脹。自信來源于實力，中國的國際文化競爭力還有長足的提升空間。

　　文化傳承與文化創(chuàng)新。文化創(chuàng)新是在文化傳承的基礎上完成的，我們對傳統(tǒng)文化需要進行有組織的傳承和保護，如果只是一味地開發(fā)利用，最終可能會導致傳統(tǒng)文化的庸俗化、低級化甚至消亡。當然，文化傳承也不意味著對傳統(tǒng)文化不加批判，照單全收。傳統(tǒng)文化中有精華，也有糟粕，不加辨別、取舍，其后果將是不堪設想的。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文化繁榮、文化創(chuàng)新的需求已經變得越來越迫切，而文化創(chuàng)新最需要的就是鼓勵多元化、多樣性，也就是真正落實“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只有這樣，才能有不同思維的交流碰撞，才能有新思路新想法新理念的產生。

　　另一方面，文化與現(xiàn)代科技如通信信息、互聯(lián)網、計算機、移動終端、可視互動等技術手段的融合，正成為實現(xiàn)文化產業(yè)整體轉型升級的重要突破口。實際上，美國蘋果公司的iPhone、iPad等產品也是基于人文精神與現(xiàn)代科技的碰撞、融合才得以誕生的。在這一發(fā)展趨勢之下，一批以高新技術手段為依托、以數字信息內容為主體、以自主知識產權為核心的新興文化業(yè)態(tài)正在中國出現(xiàn)。在這些新生事物誕生的過程中，必然會伴隨產生許多新現(xiàn)象、新問題、新矛盾，如何看待和解決這些問題和矛盾，考驗著政府的政策智慧和治理水準。

　　政府主管與市場主導。隨著中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人民群眾的精神與文化需求持續(xù)不斷增長，各領域的各類文化現(xiàn)象千姿百態(tài)、層出不窮，但是目前的文化發(fā)展與繁榮尚未達至現(xiàn)實需要。分析這里面的因素，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還需進一步理順。政府要管的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以此來確保民眾所能享受到基本文化權益，并且這個基本文化權益的供給者也不一定完全是由政府來承擔，市場力量、社會力量也應該參與進來，政府可以通過購買來實現(xiàn)其公共職能。此外，政府要做的還應該包括防止過度的商業(yè)化瓦解文化的公共性，使得公共文化資源作為公民基本權益被削減。政府要尊重文化發(fā)展、文藝創(chuàng)作的規(guī)律，積極引導市場和社會力量提供公共文化服務。這就需要政府推動文化管理部門轉變職能，加快實現(xiàn)政企分開、政事分開，主動打破文化市場行政壁壘，并鼓勵各類文化產品和生產要素廣泛參與開放競爭的文化市場體系建設，回歸政府本位。

　�。ㄗ髡叻謩e為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院長助理、助理研究員）

　　編者的話 說話

　　健全人都能說話，但不一定都會說話。

　　長期以來一直有種現(xiàn)象，一些官員不會說話：有人一開口就套話連篇，索然無味；有人說話邏輯混亂，不知所云；有人辭藻華麗，卻總感覺華而不實。他們有說話的需求，卻往往已經失去說話的功能。

　　說話，需要學會講話的技巧。在政治學中，馬克斯·韋伯曾提出克里斯瑪類型權力一說，這種權力是人們對特殊類型個體的尊敬，他們大多具有超凡的品質。而體現(xiàn)這種品質，大部分情況下需要借助說話。在古希臘，雅典雄辯家德摩斯梯尼天生口吃，為了向公眾表達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把小石子含在口中朗讀，對著愛琴海練說話，終成名噪一時的政治家，他的政敵都不得不承認，“如果我先聽了德摩斯梯尼的演講，我想我會投票給他�！�

　　說話，需要把握講話的分寸。一段話，如何說才能恰到好處，不至于“增一分則太長，減一分則太短”，考驗著說話人的功夫。筆者曾聆聽一名歷史學家的演講，談及敏感問題時，他坦言：“我所說的都是真實的，但不是所有真實的都能說。”的確，在真實的底線上，有選擇地說話，有保留地披露，體現(xiàn)的是說話的藝術，而冷冰冰的拒絕，程式化外交辭令，在拒人千里的同時，也顯示出個人能力的缺失。

　　生活從來不是默片。如果更多人不是“能說話”，而是“會說話”，這個世界想必會變得更多彩。

　　聲音

　　@西方民主病在哪兒？問中國�！督洕鷮W人》雜志最新封面文章直言：西方式的民主正在經歷艱難時世，反對派大多無法建立行之有效的民主政府。文章援引2013年皮尤全球態(tài)度調查顯示，85%的中國人對本國發(fā)展方向“十分滿意”，而在美國這一數字僅為31%。

　　@推翻暴君有時確實能帶來自由。但有時候，它只能引來新形式的暴政。

　　——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馬克·馬佐爾日前在英國《金融時報》發(fā)文指出，從埃及、土耳其和烏克蘭所發(fā)生的一系列街頭抗議事件中不難看出，街頭政治不一定帶來民主，抗議者很少去思考推翻以后的事情，“尾隨而來的必然是長期、艱難、混亂的斗爭”。

　　@經濟預測始終是一門關于概率的學問，預測的不斷失敗并不能阻止我們對無法實現(xiàn)的先知先覺的追求。

　　——摘自美聯(lián)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新作《動蕩的世界》。在本書中，格林斯潘認為，經濟危機的真正根源歸咎于“動物精神”中的非理性，人類現(xiàn)實中的所有行為都或多或少受到“動物精神”的影響。

　　@全世界有超過30億人工作，大約16.5億受雇并定期得到工資和薪水，另外15億在農業(yè)和小型家庭企業(yè)中工作，還有2億人，其中多數是青年，處于失業(yè)狀態(tài)并積極尋找工作。

　　——摘自世界銀行《就業(yè)發(fā)展報告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