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隨著從嚴治黨、從嚴治吏力度的加大，制度的“籠子”越扎越牢，對從領(lǐng)導干部到普通國家工作人員的約束越來越多，貪官、懶官、庸官被查處的幾率越來越大，于是乎，在一些地方，“當官不易”的說道多了起來。

　　當官“易”還是“不易”之爭，不是現(xiàn)在才有的。晚清重臣李鴻章曾這樣訓導幕僚：“連官都不會做的人還會做什么？”可見，在腐朽沒落的晚清，做官并不難。然而，從本質(zhì)意義來說，當官并非易事。清人王有光在《吳下諺聯(lián)卷三》中寫道：“士人赴官謂之上任。將‘任’字作‘官’字解釋，謬矣。任者，擔也，蓋將擔子負其身上。”“任”字像一個隨時待命的挑夫之形，為官即挑夫也。這一詮釋與共產(chǎn)黨人的“官”念相吻合，為官者是社會的公仆。公仆就應隨時聽候主人的差遣，就應替主人當好家理好財，就應撲下身子替主人干好活。如此當官，不但要付出辛勞，還要接受主人的監(jiān)督。時下人們議論“當官不易”，其實是一種本義的回歸，是一種社會的進步，是國家之幸和百姓之福。

　　“當官不易”，難在勤政。自古以來，勤于為民、樂于干事創(chuàng)業(yè)之人，大都浩氣長存、青史留名，為后人所景仰。武侯祠、韓公祠、范公祠，鐫刻著諸葛亮、韓愈、范仲淹的功德政績；都江堰、白堤、蘇堤，筑起了李冰父子、白居易、蘇軾的殊勛偉業(yè)；蘭考焦桐、東山防護林、大亮山林場，樹起了焦裕祿、谷文昌、楊善洲等優(yōu)秀共產(chǎn)黨人艱苦創(chuàng)業(yè)、為民造福的巍巍豐碑。在他們身上，無半點貪圖安逸的影子，無絲毫逃避責任的雜念，有的只是先憂后樂的胸懷、勇于擔當?shù)臍馄�、夙夜在公的境界、舍身忘我的精神。時下，隨著“當官不易”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推動了干部作風的轉(zhuǎn)變，許多黨員干部官氣、暮氣為之一掃，心無旁騖、專注事業(yè)的多了，輕車簡從、調(diào)查研究的多了，關(guān)心群眾、為民解憂的多了，淡泊名利、樂于奉獻的多了……而這些變化讓人民群眾直接感受到的，就是辦事比過去方便了，得到的實惠比過去多了。實踐證明，干部的辛苦指數(shù)與群眾的幸福指數(shù)是成正比的，干部勇于擔當、不怕辛苦、勤奮工作，就能給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

　　“當官不易”，難在清廉。古人曰：“勤者，政之所要；廉者，政之本也�！睔v史上舉凡政績卓著、口碑甚好的官員，無不以克己奉公、清正廉潔作為人品和官德。唐代的柳宗元做柳州刺史僅四年時間，為柳州人民鑿百井、釋奴婢、建學院、改風俗、興教化、播文明，柳州百姓因他而受益多多。就是這個一心為民造福的柳刺史，當其因積勞成疾而卒于柳州任上時，家人卻連喪葬費都籌不起，不得不求助于他的生前好友。柳宗元的為官，雖然沒有為家人留下物質(zhì)財富，但卻以“瘦吾身而肥天下”的情懷，為后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共產(chǎn)黨人是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沒有任何個人和小團體的私利，因此對黨員干部有著更高更嚴的要求。隨著制度的“籠子”越扎越牢，監(jiān)督的力度越來越大，可能會使一些干部感到不舒服、不自在，但對廣大群眾來說則是福音。干部不自在一點，自我約束能力就增強一些，清正廉潔的底線就會守嚴一些。如此，對百姓善莫大焉，對干部也是一種保護。

　　“為官不易”，難在慎權(quán)。有識之士指出：“權(quán)力應當成為一種負擔。當它是負擔時就會穩(wěn)如泰山，而當權(quán)力變成一種樂趣時，那么一切也就完了�！笨梢�，如何對待和使用手中的權(quán)力，對黨員干部尤其是領(lǐng)導干部都是一道嚴峻的考題。時下，中央頻出重拳，管住亂吃的嘴、亂跑的腿、亂伸的手、亂辦的事，讓求真務實、勤儉節(jié)約之風傳播開來，從表面上看，是約束和規(guī)范干部個人的行為，從深層看，則意味著觀念變革、制度創(chuàng)新和權(quán)力規(guī)范。觸及利益有時比觸及靈魂還要難。因此，有人感到不適應在所難免，感到對利益的觸及比流汗、流淚還要痛苦，也可以理解。但經(jīng)過這場改革的陣痛之后，干部的權(quán)力觀改變了，用權(quán)公道謹慎了，使更多的人回到執(zhí)政為民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上，無疑會進一步凝聚黨心民心，促進科學發(fā)展和社會和諧。

　　■ 樂 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