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帝都的夢幻般想象：布滿黃金珍石，香飄四溢

　　中世紀(jì)晚期西方視野中的汗八里，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城市。一些旅行者帶回的真實信息，受到讀者的懷疑，而一些符合基督教傳統(tǒng)與英雄傳奇的虛構(gòu)故事，卻被當(dāng)作真實廣為流傳�！抖醵嗔⒖藮|游記》和《曼德維爾游記》（約1350年）便是鮮明的對比。我們今天可以看到的手抄本《馬可·波羅游記》有140余種，《鄂多立克東游記》有70余種，而《曼德維爾游記》卻達300多種。

　　《曼德維爾游記》的作者沒有到過中國，書中關(guān)于帝都的描寫，多從鄂多立克的游記脫胎出來，只是更加離奇，贊嘆之情也更為強烈：世界上最強大的君主，以及他那布滿黃金珍石、香飄四溢的雄偉宮殿。因其虛構(gòu)，這部浸潤基督教教義和騎士精神的散文小說，才能更真切地反映西人集體無意識中的帝都想象。

　　曼德維爾有著一種將素材夢幻化的本領(lǐng)，他成功地將西方關(guān)于東方帝都的零碎傳說整合成型。如鄂多立克告訴人們：大漢宮廷的變戲法者如何讓金杯盛滿酒在空中飛行，并使之自行到達赴宴者嘴邊，曼德維爾認為這尚不足以激動人心，轉(zhuǎn)而引入了能夠把白晝變成黑夜、把黑夜變成白晝的巫師，他們還能創(chuàng)造出嬌媚的少女翩翩起舞、英武的騎士廝殺比武。在描寫帝都內(nèi)的宮殿和園林時，曼德維爾大量使用獸皮、黃金、鉆石、珍珠、美酒、水晶、瑪瑙等物品來裝飾渲染，幾乎要窮盡一切華麗辭藻來刻畫帝苑奢華�；蛟S正是這童話般的幻想強烈地刺激著西人的神經(jīng)，撩起了他們的浪漫幻想，滿足了他們心理上對權(quán)勢、財富、珍寶的貪戀與艷羨。因此，盡管曼德維爾的游記經(jīng)不起推敲，但時人仍視之為奇文，為之洛陽紙貴，其深層的人性欲望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在充滿奇跡的故事中，東方帝都的真實形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如何演變?yōu)樯裨捙c傳說，如何作為“他者”體現(xiàn)著中世紀(jì)晚期歐洲文化中的世俗欲望。

　　“天城”鏡像：極其充沛的各種必需品，難以計數(shù)的人口、交易、船只

　　隨著元帝國的崩潰，中亞帖木兒帝國對中西交通的阻隔，西人對中國的了解停頓了近兩個世紀(jì)。新航路開辟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險者和傳教者最先來到中國。通過海路來到中國的歐洲人在消化和豐富中世紀(jì)傳統(tǒng)的同時，逐漸塑造出一個地理意義上的“天城”鏡像。

　　據(jù)筆者資料所及，第一個向歐洲人傳播“東方帝都”新消息的是葡萄牙人托梅·皮雷斯。1517年，他以葡萄牙第一位赴華使節(jié)的身份出使中國，先至廣州。1520年，進京朝覲明武宗。皮雷斯編著的《東方諸國記》（1515年）是地理大發(fā)現(xiàn)之后，歐洲人第一本詳盡描述東方（包括中國）的著作。因《東方諸國記》成書在出使北京之前，所以皮雷斯有關(guān)東方帝都的敘述依然屬于傳說范疇：“城中居民、貴族眾多，駿馬觸目皆是，不可勝數(shù)�！碑�(dāng)描寫紫禁城內(nèi)的皇帝時，他更是沒有脫離中世紀(jì)的幻想模式：“使臣們覲見皇帝時，只能隔著一道帷幕窺視皇帝那模糊不清的身影……如果使臣們獻給皇帝的禮物值一千，那么皇帝就會加倍地賜還�！逼だ姿构P下的皇帝不僅保存著“大汗”的威嚴(yán)，更浸染著神秘的“禁城”色彩。

　　除使團成員外，當(dāng)時來華的西人只能在廣州沿海居住和貿(mào)易。因此，在他們的游記中，經(jīng)常表現(xiàn)出對“天城”的向往之情，希冀一睹傳說中的帝都風(fēng)采，畢竟過去夢幻般的敘述深深影響著他們。在這一時期，葡萄牙人費爾南·門德斯·平托曾到北京游歷。他的《游記》（1576年）在當(dāng)時的影響堪與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相比，迄今譯本已達170多種，人們更多把它看成是一部融真實與想象于一體的小說。平托認為“無論從規(guī)模、文明程度、富裕水平和財富來看，還是從其他值得提及的各個方面來講，北京城都堪稱世界都市之都”。在結(jié)尾，他總結(jié)道：“我們不能把北京想象成是羅馬、威尼斯、巴黎、倫敦、塞維利亞、里斯本，或是歐洲眾多名城中的任何一個……然而我敢斷言，所有這些城市都無法與大北京最細微的東西相比，更難與北京各方面的宏大規(guī)模與氣勢相提并論，諸如雄偉壯觀的建筑，用之不竭的財富，極其充沛的各種必需品，難以計數(shù)的人口、交易、船只、司法情況，國家的治理，宮廷的平穩(wěn)等�！北娝�周知，烏托邦最大的特點之一是健全而人性化的司法制度。平托雖是作為囚犯從南京押解到北京的，但依然贊美北京完美的社會保障制度和嚴(yán)明的司法制度，這證明“天城”在其心目中的烏托邦色彩是何等濃重。

　　耶穌會士眼中的“希望之城”：老城和新城的街道都擠滿了人

　　盡管北京嚴(yán)格管制西方人的活動，但作為東方大國的首都，它始終吸引著大批傳教士的進入。從17世紀(jì)初到18世紀(jì)，歐洲人所知北京的情況，主要來自意大利、比利時、德國、法國的耶穌會士報告。許多學(xué)者型的耶穌會士不僅通曉漢語，也熟悉中國傳統(tǒng)習(xí)俗，并贏得了中國皇帝和官員的信任。由于國家在修歷、造炮、外交和為皇室服務(wù)方面的需要，作為中華帝國政治、文化中心和最高統(tǒng)治者皇帝居住地的北京，成為西方傳教士施展其各方面才華的最佳場所。入禁城心臟的耶穌會士向歐洲發(fā)回了大量書信和報告，這些書信不僅作為耶穌會的內(nèi)部通訊，還要對其他修會以及廣大世俗社會公布。它逐漸揭開了罩在“東方帝都”上的神秘面紗。此時，歷史文化精神和道德秩序逐漸滲入帝都形象，作為圣哲文化與賢明統(tǒng)治的重要代表，它開始扮演西方精英文化中的城市理想，很多人甚至認為中華帝國京都的管理可以作為歐洲城市管理的范型。

　　意大利人利瑪竇是第一位到達北京的耶穌會士。雖然，他傳播給歐洲的并不全是對帝都的贊譽。譬如他認為：“北京城的規(guī)模、城中房屋的規(guī)劃、公共建筑的結(jié)構(gòu)及城防溝壘，都遠遜于南京�！钡�這并不影響后來耶穌會士對北京愈來愈多的贊譽之詞。

　　在耶穌會士的筆下，西方人終于得以看到北京較清晰的面貌。其中，描寫最為詳細的當(dāng)屬1668年葡萄牙傳教士安文思出版的《中國新史》。安文思于1648年入京，一住29年。該書用五個章節(jié)介紹“北京之宏偉”。北京的內(nèi)城被稱作“滿人城”，外城被稱作“漢人城”，在內(nèi)城之內(nèi)還有皇城和紫禁城。紫禁城內(nèi)是皇宮，其體量之大儼然是一座城市，紅墻黃頂，氣度非凡，置身于其中便自覺渺小�！袄铣呛托鲁堑慕值蓝紨D滿了人，大街小巷、邊遠角落和中心地方都一樣。到處都是人群，除歐洲的市集和游行外簡直沒有可以與之相比的”。

　　西方使團的另一種聲音和貶抑之辭：北京根本無法媲美巴黎、羅馬、里斯本

　　在整個18世紀(jì)，一直回響著對中國批判的少數(shù)派聲音，主要針對中國的專制、奴役、封閉與停滯。作為首都的北京，自然也出現(xiàn)了不少貶抑之辭。

　　最早的荷蘭使團就曾對北京的某些方面留下了不良印象。165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派特使約翰·紐霍夫前往北京謁見清朝順治皇帝，試圖叩開中華帝國的貿(mào)易大門，然而這次歷時兩年的旅途最終卻功虧一簣。1665年，紐霍夫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一本附有一百多幅插圖的游記——《從荷蘭東印度公司派往韃靼國謁見中國皇帝的外交使團》，此書在當(dāng)時流傳廣泛，影響極大。插圖中的北京城壯麗宛如仙境。在盛贊之后，他也毫不留情地批判北京糟糕的飲食：在禮部的招待宴會上，肉看起來又黑又臟，讓人忍不住懷疑到底是什么東西。有些官員壓根沒有餐具或盤子，而是直接就著他們面前的菜盤吃。更有甚者，一位高級官員還問荷蘭使節(jié)是否想將剩菜打包帶回，當(dāng)?shù)玫椒穸ǖ拇饛?fù)后，翻譯立刻將使節(jié)桌上的殘羹冷炙包卷一空帶回家，“在此過程中散發(fā)出一股令人聞之欲嘔的可怕氣味”。整體而言，北京根本無法媲美巴黎、羅馬、里斯本，氣候更是令人難以忍受，特別是遇到壞天氣，而北京的風(fēng)沙更是個歷史問題。

　　十八世紀(jì)英國作家丹尼爾·笛福對北京進行了肆無忌憚的攻擊，在《魯賓遜漂流記續(xù)編》里，魯賓遜來到了中國。作者花很少的筆墨來描寫主人公在北京的行蹤，只用簡單的幾句話就打發(fā)了：“我不知道這地方有任何事情會叫我高興或難過，一點也不會”，“這個城市與歐洲開明城市比較而言，搞得很糟”。過去的西方旅行家來到北京，無不贊嘆“北京的城墻遠比歐洲城市的城墻雄偉”，可在魯賓遜眼中，這種建筑沒有任何用處，就連長城也只不過是一座大而無當(dāng)?shù)慕ㄖ�：用兩個連的坑道兵就能在十天內(nèi)弄垮這城墻；或者徹底把它炸飛，連痕跡也不留。笛福之所以將北京和中國貶抑至此，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作為一個信奉英國國教者，肯定不愿意相信天主教耶穌會士對中國的贊美，故反其道而行之；同時，笛福及其筆下的魯賓遜代表了資產(chǎn)階級上升時期那種旺盛而自信的精神，這決定其不屑欣賞古遠而與英國資產(chǎn)階級眼下利益無關(guān)的東西。這一變化也預(yù)示著一個世紀(jì)以后，歐洲文化中心論的日益泛濫。

　　“東方巴比倫”：遠沒有未到之前想象的那么美好

　　從19世紀(jì)開始，北京在西方成了貶值的東方偶像，鄙夷與批評之聲紛至沓來。造成這種變化的，主要不是北京的現(xiàn)實，而是西方文化精神與中西貿(mào)易、政治、軍事關(guān)系方面的變故。耶穌會士因“禮儀之爭”在北京遭受迫害，他們不再一味頌揚那片“寧靜和諧、公正有序的王道樂土”，責(zé)難之聲不絕于耳，北京從此失去了它在歐洲最有力的贊美者；在中國做買賣不順利的歐洲商人充滿怨恨的報告，也逐漸改變了北京的形象；北京的衰落對比歐洲城市文明的進步，他們有著一種前所未有的優(yōu)越感。促成重大反差的導(dǎo)火索便是馬戛爾尼使團訪華。這支由400多人組成的龐大使團，整整耗費兩年時間（1792年-1794年）卻無功而返。作為大英帝國的子民，他們雖然承認“整個北京約比現(xiàn)在擴建的倫敦大三分之一”，但“假如一個中國人觀光了英國的首都之后做一個公正的判斷，他將會認為，無論從商店、橋梁、廣場和公共建筑的規(guī)模和國家財富的象征來比較，大不列顛的首都倫敦是超過北京的”。“除了皇宮以外，遠沒有未到之前想象的那么美好”。由此可見，北京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已經(jīng)開始滑坡，大不如以前了。

　　清政府“天朝上國”的自大心態(tài)，引發(fā)了包括跪見禮儀在內(nèi)的一系列沖突，英國使團最后被冷眼相待，甚至到了被驅(qū)逐的邊緣。在北京居留期間，馬戛爾尼一行人深受冬季寒冷的折磨�！氨本┑搅藝�(yán)冬季節(jié)，日間溫度永遠在零度以下，夜間一般是零下二十幾度”。幾個使團成員因不適應(yīng)氣候而病倒。再加上外交上的失敗，他們自嘲道：“我們?nèi)缤�乞丐一般地進入北京，如同囚犯一般地居住在那里，如同賊寇一般地離開那里。”這也證明了前人關(guān)于中國朝廷款待來使的大方說法，是何等的天真而又不符實際。

　　鴉片戰(zhàn)爭以后，描寫北京的作品大量涌現(xiàn)。西方對北京的態(tài)度由喜好到厭惡，由崇敬到詆毀，由好奇到蔑視。較為公允的批判性評價可以通過《泰晤士報》駐京20多年（1897年-1918年）的記者莫理循的報道中讀到：“北京是座‘充滿神奇而又破爛骯臟的城市’。城墻拱衛(wèi)著的城池內(nèi)是紅墻黃瓦的皇城�；食抢镉钟屑t墻圍著的紫禁城。紫禁城里亭臺樓閣錯落有致，美不勝收，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南海。任何人未經(jīng)批準(zhǔn)擅自通過紫禁城的任何一道門，要受鞭刑100下；誤闖任何一座宮殿，都要被處絞刑。北京城的城墻有雉堞狀的胸墻，是歐洲人散步的好場所，因為你可以遠離狹窄街道的塵土。北京城里除使館區(qū)外，到處都沒有衛(wèi)生設(shè)施。街道都沒鋪路面，走起路來塵土飛揚，爛泥沒到踝部�！蹦�理循曾居住在王府井大街路西一所四合院里，由于他的名氣，這條著名的商業(yè)街曾一度被稱做“莫理循大街”。他對北京的批評是比較中肯的。

　　“天堂之城”：北京的房屋精致得無以形容

　　20世紀(jì)前半期的北京似乎成了外國人的“天堂之城”，一大批西方人帶著懷舊和獵奇心態(tài)對這段時期的北京大寫特寫。有趣的是，此時的帝都形象與中國的政治時局異常疏離。在風(fēng)雨飄搖的清末，以及后來走馬燈似的軍閥混戰(zhàn)中，西方文化中的北京形象卻體現(xiàn)著“世外隱士”的韻味。

　　作為1928年以前中國政府的“首善之地”，北京成了一個典型的公使館游樂場。西方使節(jié)生活在與整個北京城“格格不入”的“外交官的山中城堡”（使館區(qū)）中過著與外界隔絕的生活。此時的西方作家異常留戀北京這座美麗的古都。其中一些人，已經(jīng)培養(yǎng)出對北京歷史文化某些方面的興趣，后來還成為優(yōu)秀的漢學(xué)家。此時來北京的還有收藏家、漫游作家、新聞工作者等，他們中大多數(shù)人對軍閥接二連三的移進遷出漠不關(guān)心，其思緒激蕩在歷史古跡（廟宇、城墻、宮殿等）和藝術(shù)品中。在北京的西人以不同的方式享受著北京生活中特有的東方魅力。

　　此時對北京的盛贊是主流趨勢，如美國作家C·P·菲茨杰拉德的長篇小說《中國的漲潮》中，一位住在北京的法國老僑民認為“世界上只有兩個城市：巴黎和北京”。關(guān)于北京的城市環(huán)境，兩位著名英國作家有著親身體驗。英國作家迪金森曾于1913年來訪北京。6月8日，留居北京的迪金森給E·M·福斯特寫信說：北京雖然比較臟，“到處是泥塘水泊，即使乘人力車也是不可能的”，但“北京的房屋精致得無以形容”，“環(huán)游北京，真仿佛置身于意大利一般”。1919年，英國作家毛姆來中國游歷了四個月，途經(jīng)北京等地，陸續(xù)發(fā)表一系列涉及中國的作品，如戲劇《蘇伊士之東》、散文集《在中國屏風(fēng)上》等。毛姆來中國最想尋覓的是帝都昔日的榮光，而全然不顧當(dāng)時中國軍閥割據(jù)，民不聊生的現(xiàn)實。他筆下的北京是神秘的地方，百姓優(yōu)雅，風(fēng)度翩翩，一條商店鱗次櫛比的狹窄街道：“許多木雕鋪面都有它們精美的格狀結(jié)構(gòu)，金碧輝煌。那些精刻細鏤的雕花，呈現(xiàn)出一種特有的衰落的豪華�！�

　　最能體現(xiàn)西方人對北京建筑文化迷戀的著作當(dāng)屬瑞典學(xué)者奧斯伍爾德·喜仁龍的《北京的城墻和城門》（1924年）。它將北京的城墻和城門作為歷史文本來解讀，極力去詮釋那些灌注在磚石中的中國文化思想：“當(dāng)你漸漸熟悉這座大城市以后，就會覺得這些城墻是最動人心魄的古跡——幅員廣闊，沉穩(wěn)雄勁，有一種高屋建瓴、睥睨四鄰的氣派。”

　　古城北京對西方作家的感召力甚至一直持續(xù)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1944年，瑞士德語作家弗里施發(fā)表小說《彬或北京之旅》，表現(xiàn)了希望來北京生活的主題，其中“抽象的我留在了歐洲，具體的我則到了北京”。北京在此處“成了戰(zhàn)時人們向往和平安寧的象征”。作品中對藍色的渲染，如“藍色的幸福”、“藍色的水手”、“淺藍色的清涼”等，更增加了北京浪漫而又略帶憂傷的神秘色彩。這種神秘早在20世紀(jì)初西方作家對帝都的描摹中便已開始出現(xiàn)，半個世紀(jì)后，北京仍然是歐洲人心中那個美好神秘、未被西方文明侵蝕過的原始天堂，在那里，可以找回純潔和諧的自我。而這也正是作家讓“彬”——那個“具體之我”到北京旅行的真正動機。

　　東方帝都的形象變幻，是西方人內(nèi)心空間的隱喻

　　每一座城市都會提供頗具深意的多維度空間，為諸色“讀者”提供多角度詮釋的機會�？傊�，在不同時代觀念背景下，東方帝都形象是西方文化在世界觀念視域下認同或否定自我而構(gòu)筑的“文化他者”。在馬可·波羅時代，汗八里被視為人間的黃金天堂，中世紀(jì)晚期的世俗欲望在大汗的財富中得到傳奇般映現(xiàn)。新航路的開辟帶來了東方帝都的新消息，中華帝國的神話托起了更具神秘色彩的“天城”。此后，一批批基督徒為了把上帝的福音傳播到這個“希望之城”，進行了持久而不懈的努力。各種類型的文本在西方塑造出一個賢君圣城的典范。然而當(dāng)啟蒙大潮退去，許多敘述卻暗含著獵奇和殖民的諷刺意味，晚清的京師已經(jīng)淪為西方人眼中的“東方巴比倫”，并逐漸退化成黑暗東方的墮落中心。清朝滅亡后，北京依然保存著夢幻般的古都余韻。因世界大戰(zhàn)而迷惘的西方精英人士紛紛來到這里，試圖尋求失落的精神家園。與此相呼應(yīng)，此時文本中的北京則成為西方作家內(nèi)心空間的隱喻。

　�。ㄗ髡邽樘旖驇煼洞髮W(xué)副教授。本版圖片均選自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的《東方帝都：西方文化視野中的北京形象》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