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可像

　　著名歷史學家寧可先生于2014年2月18日永遠離開了我們。先生一生謙虛樂觀，淡泊名利，把畢生心血獻給了鐘愛的史學事業(yè)和教育工作。他強調從事史學研究的人，首先要做一個真正的人，要有良知和史德，要有社會責任。這不僅是先生的行為準則，也通過他的言傳身教深深影響了所有受過他教誨的人。

　　寧可先生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史學系。1954年受命參與籌建北京師范學院歷史科，并于次年參與創(chuàng)建歷史系。先后任歷史系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并曾兼任校圖書館副主任、代理系主任、學報副總編輯等領導工作。還曾擔任北京市史學會理事、副會長，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唐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常務理事、副會長兼秘書長，北京大學、蘭州大學等高校的兼職教授等社會兼職。

　　寧可先生作為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科最早的三位元老之一，參與創(chuàng)建了我校歷史科和歷史系。他兢兢業(yè)業(yè)，篳路藍縷，與同事們一起騎自行車奔走于北京城內外，從中學發(fā)現(xiàn)并引進了一批有發(fā)展?jié)摿Φ母邔哟稳瞬�，為首師大歷史學科的發(fā)展壯大奠定了堅實基礎。先生是我院中國古代史和史學理論學科的創(chuàng)建者，長期擔任這兩個學科的負責人，為這兩個學科的建立和發(fā)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在擔任歷史系領導期間，他重視教學和科研工作，為推動歷史學科的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擔任圖書館領導期間，他為我校的圖書資料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擔任學報領導期間，他為提高學報的學術質量作出了重要貢獻。寧可先生還參與了文物室的創(chuàng)建工作，并積極促成了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博物館的建立。

　　寧可先生畢生從事中國古代史和史學理論、敦煌學等學術領域的教學、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寧可史學論集》《寧可史學論集續(xù)編》《史學理論研討講義》《敦煌社邑文書輯�！罚ê献鳎ⅰ抖鼗偷臍v史與文化》（合作），主編和參加主編《中國經濟發(fā)展史》《隋唐五代經濟史》《中華五千年紀事本末》《中華文化通志》《敦煌學大辭典》《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等。并主持《中華大典·經濟典》的編纂工作。先后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雜志、報刊上發(fā)表論文90余篇。

　　寧可先生天資聰穎，酷愛讀書，涉獵廣泛，有著淵博的知識積累。他研讀過大量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有深厚的理論素養(yǎng)。他對許多歷史理論問題有著獨到的見解，善于從理論的視角把握歷史的現(xiàn)象和本質，從宏觀的視野分析歷史事物的因果關系。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參與了中國史學界關于農民戰(zhàn)爭和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等相關問題的討論，發(fā)表多篇重要論文。他先后就農民戰(zhàn)爭是否可能建立“農民政權”、農民戰(zhàn)爭是否帶有“皇權主義”的性質、該如何恰當?shù)乩斫夂驮u價地主階級對農民的“讓步政策”等當時學界討論的熱點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的這些意見，客觀而平和，基本上可為相關問題的討論做出階段性總結。60年代，他參與了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的討論，強調歷史主義和階級觀點是從不同角度認識統(tǒng)一的歷史過程的兩個原則或方法，各有各的適用角度和范疇，不能用階級觀點統(tǒng)括對歷史認識的全部。這些意見引起史學界和理論界的高度關注。改革開放以后，寧可先生另一重要理論貢獻，是他最早提出應把歷史科學理論與歷史理論區(qū)分開來。這一觀點澄清了史學理論學科建設中的根本性概念問題，已成為史學界的共識。

　　寧可先生還在一些重要理論問題上發(fā)表了對以后研究具有指導性的論述。例如有關地理環(huán)境對人類社會發(fā)展的作用問題，不僅是人類社會歷史發(fā)展究竟由哪些因素決定的理論問題，也對當代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乃至文化的發(fā)展和決策具有重要意義。他對這一理論問題的思考，始于將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作為資產階級理論批判的20世紀50年代，他對這一問題的探索前后歷經30年、五易其稿才拿出來發(fā)表。顯示了他對一個學術問題嚴謹?shù)乃妓骱蛨?zhí)著的追求。他還對社會上曾經流行的“文化熱”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種種“文化決定論”“文化至上論”等都是非科學的，都忽視了社會政治、經濟因素與文化之間的相互作用，不值得提倡。在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下，提出這樣的看法也是需要學術勇氣的。

　　在關注理論問題的同時，寧可先生還在中國古代史特別是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和敦煌學等方面，做了大量細致而具體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以能對中國歷史發(fā)展進程有通貫性的史識為主要特色，注重史實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及深層關系，注重闡釋歷史發(fā)展的特點。如關于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以及體制特征的問題，他強調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經濟并非是一個絕對封閉靜止的系統(tǒng)，而是具有相當?shù)拈_放性和活動性，商品經濟就是促成封建經濟系統(tǒng)開放性和活動性的因素。他關于封建社會人口問題的研究，將歷史與當下的人口問題緊密結合，具有很強的現(xiàn)實意義。這些問題的研究，不僅加深了學界對中國社會經濟史一些根本問題的認知，也可對現(xiàn)實提供有益的借鑒。

　　此外，他對漢唐時期“社邑”的研究，不僅幾乎窮盡了傳世文獻中的相關記載，而且還充分利用了考古材料和敦煌資料，為我們提供了觀察中國古代基層社會組織的重要窗口；他對有關隋煬帝評價問題的意見，不僅對評價隋煬帝這個歷史人物有重要啟示，更是他所強調的歷史認識論理論的具體實踐。其他各項具體的研究，無不是在對史料的廣泛收集和細致辨析基礎上，以宏闊而精到的理論意識統(tǒng)貫全局，展示了先生高深的理論素養(yǎng)和淵博的歷史學識。他的選題既重視理論意義，也重視現(xiàn)實意義。所討論的問題，上下數(shù)千年，縱橫幾萬里，從長時段的具體歷史進程中，揭示其發(fā)展變化的特點和規(guī)律，發(fā)前人未發(fā)之覆。他善于從各種因素的相互聯(lián)系、互動中，辯證地分析問題。對問題的探究，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層層深入，直至問題的核心。

　　由于具有深厚的理論素養(yǎng)和敏銳的學術眼光，使得寧可先生的學術研究往往具有前瞻性和引領性。如他對漢代農業(yè)生產數(shù)字的研究、對中國古代人口的研究，以及對漢唐社邑的研究，都是開風氣之先，啟發(fā)后繼者繼續(xù)從事相關課題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同時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重視，其學術觀點經常被當作具有代表性的看法被介紹到國外。

　　寧可先生還是一位優(yōu)秀的學術組織者。20世紀80年代初，他大力倡導史學工作者要進行歷史考察，先后協(xié)調多家單位聯(lián)合組織了三次大型的、學術水平較高的歷史考察。參加這些考察的年輕人，二三十年后大多成為古代史學界的中堅力量。他積極參與創(chuàng)建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并在1983—1992年間，擔任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的副會長和秘書長，做了大量具體工作，為學會的工作奠定了基礎和格局。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他還參與主編或主持了《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敦煌學大辭典》《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等項目的組織、協(xié)調與具體實施工作，為中國敦煌學界留下了足以傳世的重要成果。

　　寧可先生自24歲起開始從事教學工作，有著60多年的教齡，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工作者。他總是說：“我是個教員，教課對我來說是第一位的。”他從1981年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先后指導了40多名博、碩士研究生和博士后人員，除一部分留校任教外，還有多人在不同學術領域作出杰出貢獻。直到70多歲時，他還堅持給研究生上課，每次上課前都要在頭天晚上把第二天要講的內容再過一遍才放心。2008年起，先生自己出資設立“成慶華寧可獎學金”，鼓勵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的年輕學子積極從事中國古代史研究，體現(xiàn)出他對學校和學院的深厚感情。

　　先生的逝世，是史學界的重大損失。我們唯有化悲痛為力量，把先生終生致力的史學研究不斷推向前進，才是對先生最好的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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