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漸進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從行為到心態(tài)再到制度�！翱煳幕逼鹩谇嗥贾_始只是在做某事上求快，隨著一個一個快速行為的累積，人的心態(tài)漸漸也發(fā)生了變化，不管做什么事，都想方設法快一些，再快一些，形成事事爭快的定勢。這種求快的心態(tài)又逐漸由己而人，推而廣之，“快”不再只是隱匿于人們心中的自我節(jié)律，而是登堂入室，成為寫在紙上掛在墻上的管理和治理的硬性約束。翻看近30年的規(guī)章制度和各地領導講話，不難發(fā)現，各種“快”的表達詞匯步步升級，一個比一個給力。第二，從單項到局部再到整體。一開始只是局限在某些特定的單項工作，進而就擴展到越來越多的領域，直到流布整個社會，形成濃厚的“快”的氛圍。現在，吃的是快餐，喝的是速溶飲料，學習是速成班，就連愛情也追求速配、閃婚。第三，從物質到精神再到文化。“快”最初的表現形式多為物質性，比如項目的快速推進，經濟增長的幾何式遞增；漸漸地，這種“快”浸潤到人的大腦，進入精神層面，越來越多的人在追求財富時繃緊神經，只爭朝夕。誰快誰就可能先富起來，誰快誰就可能先提上來，一部分人的自覺行為慢慢演繹成一個群體一個社會的生活樣法，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社會文化。

　　一種文化的生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人的大腦，又在不知不覺中左右人們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如果不及早防備，就會出現“溫水煮青蛙”的后果，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風險源是維護社會和諧需防范的四大風險源（其余三個是經濟風險源、社會風險源、政治風險源）中的最大風險源。

　　五是非理性。置身在“快文化”的氛圍中，就像“身在廬山”的觀者，看不清本來面目，再加上對發(fā)展的饑渴和崇拜，人們對“快”常常表現出非理性的色彩。只琢磨快的速度，不考慮快的結果；只琢磨跟風趕潮，不考慮是福是禍。早在2005年，全國就有100多個城市提出建立“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目標，30多個城市提出要建中心商務區(qū)，至于什么是現代化國際大都市，要具備哪些條件，則考慮的不多。全國目前耗費巨資建有各類主題公園3000個，只有10%贏利，20%勉強維持，70%虧損。

　　六是變異性。在通常情況下，快能節(jié)約時間，提高效率。古今中外對“快”的溢美之詞不絕于耳。但是超越限度的快，結果會發(fā)生質的變化。一塊石頭扔到水里會立即沉下，但如果改變它的運行速度，它就會浮在水面疾駛。《孫子兵法》說：“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

　　在社會學上，不當的速度也會導致質的變化，使結果南轅北轍。“過猶不及”、“欲速則不達”是古人經驗的總結。曹操急于成就統(tǒng)一大業(yè)最終敗走華容道，拿破侖急于進攻俄國遭遇另一個滑鐵盧。我國解放初期的“極左冒進”給我們留下了慘痛的教訓。

　　本來人們追求“快”的唯一目的就是提高幸福指數，但現實中，人們發(fā)現，GDP的快速增長反而與內心的幸福感背道而馳。更令人擔憂的是，快文化使社會上一些人中彌漫著一股暴戾之氣，動輒惡言相傷，拳腳相向，甚至動刀子、潑硫酸，更甚者雇兇殺對手、殺朋友、殺父母。

　　“快”有規(guī)律，“快”要適度，“快”須順勢。當快不快，必生懈怠；不當快而快，必受其害，結果會背離初衷，適得其反。

　　“快文化”如何降溫退燒

　　當“快”成為一種文化，其影響和作用就遠遠超出了“快”的應有之義，成為與“科學發(fā)展”相背離的一種社會現象�！翱煳幕必酱狻�

　　首先，應弄清為何而快，為誰而快。《舊唐書》里有一句話“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在積蓄多少，唯在百姓苦樂”。毫無疑問，“快”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應該是“人”，是“百姓苦樂”。“人”是任何社會存在的終極目標。因此，求“快”之道，必須圍繞四個“人”字展開。

　　問題一：是不是為了“全體人”？在快的急行軍中，需要前行的不光是哪一部分人、哪一個群體，而是所有的人。決不能只顧自己跑得快，而將一部分人甩掉不管。

　　問題二：是不是為了“多需人”？人是多需的，既要物質產品，又要精神產品，還要政治產品。只顧物質產品快速增長，只能形成一個“經濟人社會”，物欲橫流，人多趨利；只顧精神產品快速增長，只能形成一個“烏托邦社會”，虛無縹緲，空中樓閣；只顧政治產品快速增長，只能形成一個“政治人社會”，比如“文革”。因此，有失偏頗的快都是毫無意義的快，關鍵要看這個“快”是否扣緊了社會價值的正向度，是否契合了人類文明發(fā)展的航向，是否滿足了人們日益增長的多種需求。

　　問題三：是不是為了“多代人”？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世界第一，不可謂不快，但當中也存在對歷史、對現實和對未來的透支。如幾千萬年甚至上億年形成的自然風景遭到破壞，很難修復；如污染環(huán)境幾代人受害，過度消耗資源與子孫爭飯吃。因此，求“快”必須堅持全面協(xié)調可持續(xù)性，實現經濟發(fā)展和人口、資源、環(huán)境相協(xié)調。全社會都應思考一個問題，“今天我要快發(fā)展，我拿什么比明天”？

　　問題四：是不是為了“具體人”？人，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為人民服務”，“文革”時喊得最響，人人胸前都掛著這個牌子，但人民最得不到尊重，更何談服務。任何一項政策的設計都必須細化到不同需求的目標人群，不能籠而統(tǒng)之、大而化之、省略主體、虛化主體、空喊口號。

　　其次，應在制度層面予以規(guī)正和約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特殊歷史背景下奉行的是“不爭論”原則，特別是在經濟發(fā)展上，只要能逮到老鼠，不管白貓黑貓都是好貓。這在特殊時期的正效應是十分巨大的。但由于基本制度缺失、制度供給不足和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等問題，給“快文化”的滋生、發(fā)展和盛行埋下了伏筆。因此，要從根本上消解“快文化”，必須從制度上予以規(guī)正和約束。

　　一是把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落到實處。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發(fā)展，我國現代化“三步走”戰(zhàn)略成功走過兩步，在本世紀頭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已經“賽程過半”。可以說在“量”的問題上，我們有了一份漂亮的成績單，但是，在“質”的問題上，存在經濟增長的資源環(huán)境約束強化、投資和消費關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資本主導勞動、科技創(chuàng)新能力不強、產業(yè)結構不合理、農業(yè)基礎仍然薄弱、城鄉(xiāng)發(fā)展、區(qū)域發(fā)展不協(xié)調、就業(yè)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并存、社會矛盾明顯增多等問題。今后，要實現質與量的統(tǒng)一、快與好的統(tǒng)一、物與人的統(tǒng)一、人與自然的統(tǒng)一，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

　　二是建立一套科學的評價考核體系。如果仍然堅持“以快論英雄”，那么轉變發(fā)展方式注定是一句空話。所以，必須建立一套嚴格的評價考核制度，把快文化裝進“籠子里”，讓快文化在規(guī)定的邊界里運行。在新的評價體系中，應重新設計評價標準和考核內容，比如再也不能單純“以快論成敗”，而要以好為先，好中求快；再也不能老盯著GDP，而要關注HI（幸福指數）和HDI（人類發(fā)展指數）；再也不能把基尼系數、恩格爾系數等涉及民生和公平的數據擱置一邊，而要作為預期性甚至是約束性指標硬性規(guī)定。黨的十八大以后陸續(xù)出臺了一系列政策，要求對不同地區(qū)的考核要采用不同的指標體系，尤其在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方面，要求實行責任終身追究制，這就從根本上抑制了“只要壘起金山銀山，哪管日后洪水滔天”的行為發(fā)生。

　　三是分類指導。國家雖然已經在總體規(guī)劃中制定了優(yōu)化開發(fā)區(qū)、重點開發(fā)區(qū)、限制開發(fā)區(qū)和禁止開發(fā)區(qū)四大主體功能區(qū)，但是多年形成的“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chuàng)造條件也要上”的慣性，仍在“激勵”著我們不少的干部。沒有條件為什么要硬上呢？顯然是違背自然規(guī)律和社會規(guī)律的事情為什么非要硬來呢？各級各地在規(guī)劃和部署工作時，需要的是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分類指導。

　　四是以“科學文化”取代“快文化”。以科學發(fā)展觀為全部內容的“科學文化”就是消解“快文化”最好的鑰匙。但問題在于，很多人只是把科學發(fā)展觀作為一個“大容器”，什么東西都往里面裝，不論什么事情，只要穿上“科學發(fā)展”的外衣，就算“科學”了。事實上，這種語境下的所謂“科學發(fā)展”只是貼上一個“科學”的標識，形式“科學”了，內容上依然故我。現在需要做的是把科學發(fā)展觀由“大容器”變?yōu)椤斑^濾器”，所有的東西都要放到里面過濾一下。

　　再次，進入小康時代應提倡慢生活。印第安人有一個觀點，肉身和靈魂腳步的速度有時是不一樣的，肉身走得太快，會把靈魂走丟。按照他們的信仰，如果連續(xù)三天趕路，第四天必須停下來休息一天，以免靈魂趕不上匆匆的腳步。中國人“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的生活哲學與這個故事異曲同工。老莊的清靜無為、道法自然蘊涵的是遵循自然節(jié)律的哲理。中國人請人吃飯，愛說“慢用”；吃完飯送客，愛說“慢走”。現在這些話成了單純的客套語，“慢”已經成了難得的奢侈。

　　一應合理引導社會需求。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就是“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伊朗有一句諺語，“疾馳的快馬往往只跑兩個驛站，從容的驢子才能日夜兼程”。英國也有一句頗為相似的諺語“蒙蒙細雨能持久，暴風驟雨一掃即過”。這些諺語表明一個道理，慢些，就會更快；慢些，就會更遠，決不能用百米沖刺的速度去跑馬拉松。因此，要懂得用期望值管理，不應讓社會成員的胃口瘋長，不能什么都要跟國外比，應冷靜地面對美國人均GDP已達4萬美元，中國人均GDP只有幾千美元的現實。每個國人都應明白，“坐在寶馬里傷心地哭”是假幸福，“騎在單車上會心地笑”才是真幸福。各種媒體應切實擔負起修復大眾審美偏離的責任，引導社會理性客觀地追求，不能只講述功成名就后的風光無限，而應更多宣傳走向成功的努力、拼搏和艱辛；不能把那些一夜暴富、一步登天的個案大肆渲染，而應更多地關注那些憑借規(guī)定動作穩(wěn)扎穩(wěn)打的平凡百姓；不能只把鏡頭對準“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城市，而應更多地聚焦“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鄉(xiāng)村。

　　二應創(chuàng)造慢生活的寬松環(huán)境。一要建立并落實休假制度。美國總統(tǒng)每年都有法定的假期，《圣經》上說，上帝在第七天也是要休息的。我國雖然也規(guī)定了休假制度，但是真正執(zhí)行的寥寥無幾，大家最缺的就是時間，除了忙還是忙。各級政府和各類企業(yè)一定要把休假制度作為一種常設制度并堅決執(zhí)行。二要發(fā)展適合慢生活的舒適環(huán)境。目前全球共有25個國家140個城市建立了“慢城聯盟”，加入“慢城”必須符合世界慢城聯盟規(guī)定的“七大標準、四大前提、八條公約和五大行動準則”。他們共同的圖騰是蝸牛，慢城里的汽車限速為20公里，植物禁用農藥化肥。我國目前僅南京市高淳縣椏溪鎮(zhèn)符合要求，被批準加入聯盟。三要營造慢生活的氛圍。意大利一個慢調生活組織提議設立“國際慢調生活日(SLOWDAY)”。記者卡爾·奧諾雷向美國國會建議將每年10月24日命名為“官方無手表日”，號召人們扔掉鬧鐘和手表，找回那些被工作擠占掉的業(yè)余時間，尋求一種悠閑的生活方式，讓人們充分享受自由，享受高科技文明的便利，而不是做時間和技術的奴隸。

　　一個全新的生活理念正在全世界悄然興起，這是被“快文化”壓得喘不過氣來的人類做出的行為反彈。如果說溫飽時代為了生存拼命求快，是情理之中，理所當然，那么在“生存”不成問題，“生活”成了問題的今天，再不惜一切求快，只會徒增社會病，降低幸福感！

　　本文語粹

　　■快出政績，才能快速升遷，你要從長計議，很可能被淘汰出局，這就是造政績者的心理邏輯。

　　■應該堅守的東西、應該傳承的東西在當下“快文化”的沖洗下，已是鳳毛麟角。

　　■“快”已經不止是節(jié)約時間這個單純的理由，其背后有著更多的急功近利的目的；“快”已經不止是人們的生活節(jié)奏，而成為一種普遍流行的文化現象。

　　■省略過程的“快”一旦成為文化，社會自然會弄虛作假，破壞程序，不講規(guī)則，這是眼下中國人心浮氣躁的源頭。

　　■為了快出成果，移花接木，不“論”而文，此風已泛濫成災。

　　■吃的是快餐，喝的是速溶飲料，學習是速成班，就連愛情也追求速配、閃婚。

　　■在通常情況下，快能節(jié)約時間，提高效率。但是超越限度的快，結果會發(fā)生質的變化。

　　■在社會學上，不當的速度也會導致質的變化，使結果南轅北轍。

　　■決不能用百米沖刺的速度去跑馬拉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