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城市史有很多視角，我今天講其中三個視角。一是城市的選址。我今天講城市選址是考慮到，歷史地理學這個領域和古典學或簡牘不同，在學術性之外，如果和現(xiàn)實一點都不聯(lián)系，對這個學科的發(fā)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后面也會談談關于城市減災防災的啟示。第二個視角是城址轉(zhuǎn)移。一個城市的位置是會有移動的，可能是受到自然災害如河流的影響，或是因為城市發(fā)展受到周圍環(huán)境限制，亦或是城市的功能發(fā)生改變。第三個視角是城市形態(tài)，即城市內(nèi)部的空間結構，比如唐代長安城反映出怎樣的城市結構和城市管理，到了元大都的北京，又變成了其他形式。

　　核心觀點

　　我們今天回過頭來看，實際上城市有一些附屬的建筑物是當時古人總結的減災和防災經(jīng)驗。今天我們雖然已經(jīng)有了地圖，但是地圖上往往沒有注明建筑用途，而如果你研究歷史，就能通過文獻上的記載發(fā)現(xiàn)這些附屬建筑的功能，由此為城市發(fā)展或者城市化提出建議。

　　李孝聰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1949-1968年，隨父母在北京讀書。1978年從西藏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F(xiàn)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國歷史地理專業(yè)博士生導師。1999-2007年，任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2004年迄今，任北京大學歷史地理與古地圖研究中心主任。

　　專長于區(qū)域與城市歷史地理研究、中國古代輿圖研究、中外比較城市史研究、中國水利史研究、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與規(guī)劃、中國古代地理文獻與地圖學史、中國地方志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

　　城市史研究要依靠文獻、地圖和實地考察

　　首先我來談一談研究城市史的方法。

　　一是文獻。古代的地理總志和地方志是一個線索，可以以這兩者為線索去查考當時人和事的記載。例如你去查明代的志書上記載是什么時候、因為什么事情而修這座城，然后再去追尋最原始的史料。近代史料則應該查檔案，如工務局、社會局檔案。譬如，1990年代我同荷蘭人合作了一個項目：北京廟宇的空間分布。北京的廟宇主要包括佛教的寺院，道教的宮觀、道庵，還有伊斯蘭教的清真寺，基督教、天主教的教堂，以及滿族薩滿教的堂子。要研究這些廟宇在一個城市里如何分布，有何特征，在城市的運轉(zhuǎn)中起何作用，就得首先搞清楚它們在哪兒。而社會局曾經(jīng)在城市里做過廟宇和廟產(chǎn)的調(diào)查，對于每座廟宇在哪條街、哪條胡同里面，何時興造，有幾間房，多大面積，住持是誰，里面的廟產(chǎn)有什么，哪些信眾來這里燒香等等都登記在冊，所以社會局的材料可以用。另外，研究會館、商會、商鋪也都可以運用社會局檔案。我曾經(jīng)在日本東洋文庫找到一些關于北京銀號的材料。大家都知道以前做生意用銀票，由票號掌管，然后出現(xiàn)銀號，之后才出現(xiàn)銀行。日本這批資料就記載了銀號在北京的分布。做上海城市研究，可以從地契、海關檔案中尋找到資料。另外，筆記、日記、游記也都是很重要的，如外國人來到中國，他們筆下所記錄的中國城市是第一手史料。我曾經(jīng)利用過一些沿運河航行的筆記，看幾時幾刻水門開，人們應該在哪兒候潮，等潮水漲了，運河的船只才能開過去。如果你一時沒有這么多時間閱讀這些文獻，可以先把書目找出來，然后結合你研究的哪個問題，尋找對應的資料，這就是文獻的利用。

　　其次是地圖，研究城市史不可能離開地圖。但是要想利用地圖，必須先了解到，在中國，實測城市地圖的出現(xiàn)，基本上要到我們社會性質(zhì)發(fā)生變化的時期。因為古代的城市除了京師、首都需要畫得很詳細之外，其他地方的府城、州城或縣城地圖都不需要畫得太詳細，而改變是在土地權發(fā)生變化后，也就是洋人來了，要開埠租界，他們必須很精確地量算哪塊地是給他的，因此需要一個大比例尺經(jīng)過測量的地圖。在這種情況下，才推動了中國城市地圖的發(fā)展，城市地圖基本是在中國清朝中葉以后才成形的。古地圖和現(xiàn)代大比例尺地形圖是不一樣的，古地圖是形象化的。而大比例尺地圖在做城市史研究的時候，大家也要非常注意。倘若真的要研究城市內(nèi)部形態(tài)，要用一萬分之一比例尺甚至于更大比例尺的地形圖。但一萬分之一以上的地圖往往不在測繪部門手里，而保存在水利部門手里。所以當你要用兩千分之一的城市地圖，那很有可能保存在城市建設部門。

　　最后是實地考察。我對考察樂此不疲，從年輕時跑到現(xiàn)在60多歲，年年都出去，幾乎成癮了。我出去看什么呢？主要就是看城市的選址和功能。城市功能與地形、與水系以及交通線的關系，是我考察時的思考。2009年，我?guī)ш牽疾旄拭C、青海交界地區(qū)的古城址。甘肅和青海交界的積石山口下來，分布著三座城，分別是宋代筑的，明代筑的，清代筑的。宋代時期修筑的城位置已經(jīng)不是很清晰，只有實地考察才看得清楚。這座城臨河一側已經(jīng)被侵蝕掉了，這是宋代和青唐羌（藏族）對峙時修的軍事城堡，很重要。這個城址上方是明代重新修建的一個新的城堡。順著這條路往山上走，是清代修筑的城堡。三座城址越來越往上，問題就出來了。我們在這里做調(diào)查，詢問了當?shù)厝�，他們說藏族放牧在山上，這城址下邊居住的人有回族、有漢族、還有撒拉族，沒有藏族。農(nóng)業(yè)大都在城址的下方，屬于河谷旱作農(nóng)業(yè)；從這個城址往上一點也有農(nóng)業(yè)，是明朝時候開墾的山坡土地。因此，我們從環(huán)境開發(fā)的角度來看城市選址，就會看到，明代以前的藏人是在這一帶生活，后來他們被排擠到更高的山上。到清朝的時候，人們又在更高的地方修了一座城，也就是說，農(nóng)田開發(fā)又往高海拔發(fā)展了，藏人基本上都被排擠壓縮到半山腰上了。由此我們可以觀察到，甘肅、青海地區(qū)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和城市發(fā)展的歷史，與城市選址、城址變動、農(nóng)業(yè)開發(fā)，以及來這里定居的人口數(shù)量，都有很大的關系。

　　研究歷史上的城市選址有助于現(xiàn)實防災減災

　　接下來我要講的是我剛才提到的視角和資料的三個研究案例，主要是城市選址和減災防災關系的啟示。

　　第一個例子是安康城，這是一個很有名的例子。

　　陜西安康城修筑在漢水的南岸，這個城在1981年時發(fā)生過一次大水。據(jù)當?shù)氐牡胤轿墨I記載，漢江每年夏天發(fā)洪水，80年發(fā)一次特大洪水，大水都淹到了古城中第三層樓的窗臺下面。當初這個城在修建的時候，城市功能就是作為陜南地區(qū)的漢江碼頭，因為物資要在這里轉(zhuǎn)船到漢口。如果想要這座城不被水淹，就要修的高一些，可這里是緩坡地形；如果把這座城搬到高的地方，離碼頭就有一段距離，那么這座城作為水陸轉(zhuǎn)運的功能就會立馬衰落了。古人明白漢江年年要發(fā)大水，怎樣能夠保持水陸碼頭的商業(yè)功能，又不遭受天災呢？官員想了一個辦法，就是在地勢高、水淹不到的地方修一座新城。這座新城很小，目的就是在大水來臨的時候，能使安康城里的民眾躲在這里避水。他們在安康舊城南墻外邊修了兩道堤，大水如果來了，也不可能在幾分鐘就漲得很快，就可以在大水剛來時，有人敲鑼告知，然后大家迅速通過這兩道救命堤逃到新城的安全地帶。在歷史文獻上有記載，長春堤和萬春堤這兩道堤是在城外面擋水用的，城南興安、安康兩座城門外修了登春堤和萬柳堤，我們在《安康縣志》附圖中可以看到。1950年代大躍進要大煉鋼鐵，就在這兩道堤上建平爐煉鐵。到了60年代，因為當?shù)氐恼賳T干部不懂歷史，也不好好看地方志書，認為城南中間這兩道堤不起擋水作用，就把這兩道救命堤給推平了。1983年那次大水時，老百姓遭殃了，沒地方跑，那次損失非常大，很多人因此而喪生。這是一次沉痛的教訓，這也是促使我們研究城市選址、城市交通等問題的原因。我們今天回過頭來看，實際上這些城市有一些附屬的建筑物是當時古人總結的減災和防災經(jīng)驗。今天我們雖然已經(jīng)有了地圖，但是地圖上往往沒有注明建筑用途，如果你研究歷史，就能通過文獻上的記載在地圖上找到這兩道堤，并且能發(fā)現(xiàn)這兩道堤的功能，由此為城市發(fā)展或者城市化提出建議。這樣或許就能彌補一些傷害和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