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簡介

　　程章燦，北京大學歷史學學士、南京大學文學博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入選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萬人計劃領軍人才，獲國家“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榮譽稱號。現(xiàn)任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古典文獻研究所所長，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領導小組成員、中國《文選》學會副會長、中國詩教學會副會長。

　　出版專著有《魏晉南北朝賦史》《劉克莊年譜》《石刻刻工研究》等，譯著有《迷樓：詩與欲望的迷宮》《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神女：唐代文學中的龍女與雨女》等，學術隨筆有《舊時燕：一座城市的傳奇》《鬼話連篇》等，另發(fā)表學術論文200余篇，詩作數(shù)十篇。

　　記者：回顧您的學術歷程，主要分為幾個階段，取得了哪些學術成果？

　　程章燦：第一階段是1979年到1983年，在北大讀本科期間。我本科讀的是歷史系世界史專業(yè)，心里卻一直記掛著我所喜歡的文學。雖然心有遺憾，但是現(xiàn)在回頭想想，在北大接受的專業(yè)教育，也深深影響了我的學術研究。很多人認為我的研究偏向史學，有文史結合的特點，這與我當時的學習經歷密切相關。世界史的專業(yè)學習使我打下了良好的外語基礎，也讓我的研究具有世界和國際眼光，對我后來的專業(yè)發(fā)展是很有幫助的。

　　第二階段是1983年到1989年，在南大碩博連讀的六年，我邁入了中國文學的門檻。1982年11月，我曾給程千帆先生寫信，詢問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古代文學專業(yè)唐宋文學研究方向碩士怎么考、考什么。1983年本科畢業(yè)后，我如愿考入南京大學中文系，跟隨程千帆等先生學習。碩士階段我讀的是中國古代文學專業(yè)唐宋文學方向，博士階段轉到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我的碩士論文是《劉克莊年譜》，博士論文是《魏晉南北朝賦史》。兩篇論文方向不一樣，一個唐宋階段，一個魏晉南北朝階段；一篇偏向文獻，一篇偏向文學。這六年，為我在唐宋文學、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方面打下了基礎。

　　1989年博士畢業(yè)，到今年整整30年，這是我學術研究的第三階段。畢業(yè)后，留在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工作，除了從事古典文獻學和古代文學研究，我還開拓了新的研究方向：一個是國際漢學研究，這與我的訪學經歷相關。我曾任美國哈佛大學、賓州大學、華盛頓大學、英國牛津大學高級訪問學者。訪學期間，我閱讀了大量國外漢學研究論著，與國外學者交流，關注研究中國的各種國外成果，我也經常受邀到國外大學講中國文學與文化。另一個是關于江蘇與南京地方文化的研究。1983年來南京后就定居在此。生活在某個地方，不僅要了解這個地方的當下，還要了解其歷史和文化，其中有很多風云人物、奇人佚事和文化遺跡。從這個角度去讀南京、讀江蘇，可以豐富生活情趣，深化家國情懷。

　　記者：在學術研究中，您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程章燦：我能進入南大跟隨程先生學習，是一生的幸運。程先生指導學生，有高度的責任心。他復出之后，有很多書要寫，很多事要做，卻把寶貴的時間用來培養(yǎng)學生。他說過，我個人的學術成就不足道，但是我在南大培養(yǎng)的一批學生很優(yōu)秀，是寶貴的財富。令我特別感動的是，我博士畢業(yè)那年，同屆有4篇博士論文，每一篇都是二三十萬字。程先生在病房里還堅持批閱論文，那年他77歲。程先生經常跟我們說，要牢記八個字：敬業(yè)、樂群、勤奮、謙虛。我現(xiàn)在越來越覺得這八個字很重要，我每年都會對新入學的研究生講這八個字，我們一直保持和延續(xù)著這種學風。

　　記者：您有豐富的訪學經歷，您認為，如何推動中外文明互鑒？

　　程章燦：學問是天下的學問，是世界的學問，學問無國界。對中國研究這門學問，我們不要問是外國人做的還是中國人做的，應該問的是他做得好還是不好，不問西東，不問古今，只要做得好，都要吸收。南京大學文學院一直有一個傳統(tǒng)，就是很重視“借石他山”，借鑒外國學者的研究方法、思路和觀點。上世紀80年代，我們就翻譯了英美學者研究中國詩學的論文。前些年，我還翻譯了美國著名漢學家薛愛華的兩部論著——《神女》和《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創(chuàng)辦的學術集刊《古典文獻研究》，至今已延續(xù)31年，刊發(fā)了500多篇文章。這個集刊有一個特色，就是譯介外國學者研究中國的論文。

　　我們要把國際漢學作為一種資源，要利用這個資源，從中學習他們研究的視角，體會他們的問題意識，借鑒他們研究中比較好的方法。我給博士生上“歐美漢學原著選讀”課，每學期找一本書或者找若干篇文章帶著學生讀。讀的過程中，第一要過語言關，第二要過學術對話關。外國學者所寫的東西你要真正讀懂，讀懂之后，要能夠真正地展開對話。

　　國際漢學研究不是簡單地單向輸入，我們不是只“進口”，應該要有“輸出”之志，要有向國外或者在國外傳播中國文化、宣講中國學術的志向和目標。這些年我在20多所歐美名校用英文做過演講，我有兩點體會：一點是，中文系學生最應該學好外語，學好外語之后，你到外面可以講很多絕對屬于你自己的學術和文化，而且很多人會聽你講。另一點是，在國際講臺上講我們自己的學術時，要了解國際學術的環(huán)境，知道怎么講，講什么，才能更有針對性，取得更好效果，這一點也很重要。

　　記者：作為《江蘇文庫·文獻編》的主編，從2016年起，您和您的同事們就著手挑選書目。編輯這套叢書時，您最大的體會是什么？

　　程章燦：《江蘇文庫·文獻編》是江蘇文脈整理研究工程的一部分。文脈工程分為書目、文獻、精華、方志、史料、研究六編，這六個部分既各自獨立，又互相支撐，建構“文化江蘇”的整體景觀。

　　江蘇的文化底蘊深厚，歷代江蘇人寫的著作，差不多有十萬種。這些書里面，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需要優(yōu)先傳承下去的，我們要從里面挑出來，分門別類，優(yōu)中選優(yōu)。書的分類就是知識的分類，知識的分類就是文化的整理。中國文化傳承，一靠人，二靠文獻，文獻非常重要。《江蘇文庫·文獻編》按照中國傳統(tǒng)的文獻分類體系，分成經史子集四部。打個比方，它就相當于一部江蘇人的《四庫全書》。以往要研究江蘇的學術、文化，最基本的文獻范圍都很難落實。有了《江蘇文庫·文獻編》，將來對江蘇學術文化的研究，會上一個新臺階，江蘇對于整個中國學術文化的貢獻，可以呈現(xiàn)得更具體、更切實、更全面。去年12月3日，在首屆江南文脈論壇上，已經發(fā)布了《江蘇文庫·文獻編》第一批成果117種。其中，經部總類有10種書，《周易》類有107種。

　　記者：電子化時代，書越來越多，但似乎讀書的人卻越來越少。您作為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如何看待這種現(xiàn)象，能否為我們推薦幾本書？

　　程章燦：從南京大學圖書館的情況來看，紙本圖書的借閱量也有所下降。人文學科的學生借閱量還不錯，理工科的相對少一些。很多學生讀書，只是讀專業(yè)書。我認為，大學生不能只讀本專業(yè)的書，要讀跟本專業(yè)無關的書，這一點特別重要。你學物理，也要讀讀哲學，也要想科學發(fā)展與人類社會的關系。讀書要“雜食”，才能眼界開闊，思想活躍。南京大學圖書館每年都舉辦讀書節(jié)，鼓勵學生愛上讀書，廣泛閱讀，成為一個全面發(fā)展的人。

　　好書太多，難以枚舉，這里推薦的幾本只是舉例。第一本是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這本書視野開闊，涵蓋東西方文明，有宏通的歷史觀，也有獨具個性的敘述視角與語言。另一本推薦的是鐘叔河先生的散文隨筆集，比如《學其短》《念樓學短》，匯集了鐘先生讀古書的心得理解，篇幅短小精悍，文字平易近人，值得一讀。了解外國文化、了解自然界，我推薦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和懷特的《塞耳彭自然史》。

　　記者：您認為，讀古書對做現(xiàn)代人有何幫助？

　　程章燦：文學是人學，研究人，最為艱深。但是，古人也是人，他們寫什么，怎么寫，他們的愿望、思想和今天沒有太大差別。前人說，“不信人間有古今”，就是這個道理。人性貫通古今，所以，我們終究是可以理解古人的，終究是應該讀古書的。無論是知人還是論世，無論是做人還是作文，讀古書都對我們深有裨益。另一方面，居今之世，即使讀古書，研究古典學問，總還是現(xiàn)代人，立足點必須是現(xiàn)代的。所以，一方面要讀古書，另一方面要做現(xiàn)代人，要與古為新。古典學術需要今人的論衡。當今這個時代，理應產生與前代、前輩不一樣的學術。

　　記者：談談您對江蘇文化高質量發(fā)展的建議。

　　程章燦：長三角區(qū)域一體化發(fā)展上升為國家戰(zhàn)略，文化的發(fā)展也要圍繞著這個戰(zhàn)略�？偨Y江蘇在整個江南文化發(fā)展過程中的獨特貢獻、歷史積累和經驗，可以為今天文化的發(fā)展提供借鑒，提供啟示。歷史上的江南文化，早有跨行政區(qū)域的融合，今天長三角如何一體化，如何在經濟發(fā)展之外達到文化融合？江南的歷史和文化經驗應該能夠發(fā)揮融合和協(xié)調的作用，使這個區(qū)域成為中國文化的創(chuàng)新之域、先進之區(qū)，最終為中國文化發(fā)展探索出一條長三角的道路。

　　記者：請您用一句話寄語《思想周刊》。

　　程章燦：弘揚傳統(tǒng)文化，講好中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