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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詩文本變形記

成瑋
2018-09-26 08:24:13  來源:光明日報

  《唐詩求是》 陳尚君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尚君先生治學(xué),以文獻、史實考證見長,泰半精力萃于唐詩。搜羅之廣博,體例之完善,分析之細密,罕有倫比。近來他取自己相關(guān)文字略加簡擇,都為一編,題名《唐詩求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2018年7月)。捧讀后,偶有一隅感發(fā),寫出就教高明。

  2011年,陳先生發(fā)愿憑一己之力,編纂《唐五代詩全編》(以下簡稱《全編》),斠理至今,蕆事在望,尤為學(xué)界翹首以盼的大工程。其面目,從本書可以窺見一二。

  進行中的《全編》,包含兩大部分:校錄文本以外,另列紀事,搜輯、考辨唐五代詩本事,認識多有細化。本事之于研讀詩作,有時相當關(guān)鍵。譬如唐中宗景龍二年(708年)至四年,君臣酬唱頻繁。趙昌平先生《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風格溯源》一文論證,七律體制正式定格,即在這一時期,為應(yīng)制唱和所推動,并考出其中六次確鑿時間與作品。唐玄宗時,武平一撰《景龍文館記》載其事,今佚。賈晉華教授為作輯本(收入所著《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后來陶敏先生另有輯本),復(fù)參據(jù)其他典籍,考得期間君臣文學(xué)活動66則,詩367首(不含斷句),敘述加詳。這次陳先生重輯《記》文,在此基礎(chǔ)上,逐日考訂酬唱者及存世作品,厘清原委(《〈唐五代詩紀事〉編纂發(fā)凡》),想來收獲更豐,應(yīng)有助于七律體式演變研究,步入愈發(fā)精確的境地。

  當然文本校錄,依舊是《全編》工作重心。陳先生從役有年,甘苦備嘗,由此總結(jié)的若干經(jīng)驗,頗具獨到之處。譬如刻下學(xué)人,每強調(diào)寫本時代與刻本時代,文本穩(wěn)定性有別;他則一再指陳:“今人喜談寫本時代的文本形態(tài),我僅能作部分的贊同”(《大梅法常二偈之流傳軌跡》),因為“鈔胥固不免手民(按:‘手民’疑當作‘移錄’)之誤,刻本更難免射利之求”(《李白詩歌文本多歧狀態(tài)之分析》),兩者訛偽“性質(zhì)、形態(tài)或有不同,但結(jié)果是一樣的”(《唐詩文本論綱》)。見解迥異時流,發(fā)人深省。又如目前整理別集的通例,是擇一保存作品較完整的版本作底本,在此框架下校正損益;他則指出:其一,唐詩文本流播變異的軌跡各不相侔,整理者有必要“區(qū)別對待,每一首詩確定底本和參校本”;其二,今見別集編次,往往歷經(jīng)眾手,形成過程曲折,整理者應(yīng)該不為所縛,盡量恢復(fù)較早的文本樣貌(《唐詩文本論綱》)。基于這兩點,陳先生的處理便與眾不同。像許渾詩,羅時進先生《丁卯集箋證》不依傍單一善本,而逐首選定底本,已超出通行做法一頭,但目次仍循《全唐詩》之舊。換言之,見及其一而未及其二。陳先生重新編錄,“前三卷以烏絲欄詩真跡為底本,其次各卷分別用蜀本、書棚本、元本另見詩為底本,以求最大限度地還原許詩的初始面貌”(《許渾烏絲欄詩真跡與傳世許集宋元刊本關(guān)系比較分析》)。他的辦法,是區(qū)分各版本同原貌距離遠近,先取較近者為底本,闕漏處再取其他版本補足。因此,底本常由多個版本綴合而成。張籍、王建、元稹、劉長卿、權(quán)德輿、陸龜蒙等家,也本此原則董理。這為唐人別集今校,提供了一條嶄新思路。

  而最重要一點,是陳先生的目標,不止于寫定文本。他說:“前代古籍校勘學(xué)更多希望通過文本?保恼谋玖鱾髦械挠炚`,寫定一個錯誤較少的文本,但對唐詩來說,僅此遠遠不夠,我近年更多認為要把唐詩文本形成、刊布、流傳中的多歧面貌充分地揭示出來,為后人的研究展開立體空間!保ā短圃娢谋菊摼V》)一方面,“唐詩可靠文本與文獻的重建”(自序)還是題中應(yīng)有之義。僅此一端,已然裨益學(xué)者匪淺。譬如皮日休與陸龜蒙等人唱和的《松陵集》,原題起初三次,陸氏皆稱前者“襲美先輩”,以下則徑稱“襲美”,間或稱其“鹿門子”。兩人關(guān)系由疏而密之跡,班班可考。此類原始信息,經(jīng)《甫里先生文集》《全唐詩》等書改題后,多被遮蔽,足見文本原貌之珍貴(《唐詩的原題、改題和擬題》)。另一方面,陳先生懸鵠更高,又力圖把唐詩文本傳訛的經(jīng)過,分層次揭示出來。為此批評一套李白集新注,?彪m認真,卻“沒有就每首詩的文本來源作詳盡記錄”(《郁賢皓先生〈李太白全集校注〉述評》)。未來《全編》校勘記,必定空前翔實,不妨視作一部特別的唐詩文本變形記。這些記錄,確能為研討拓出一方“立體空間”。譬如從敦煌卷子、吐魯番文書、長沙窯瓷器題詩、山西長治墓志志蓋題詩,足以領(lǐng)略唐詩在民間流布的特點。百姓喜聞樂見之作,表達的都是勸學(xué)、惜時、送別、懷人、思鄉(xiāng)、羨官羨富等世俗情趣;意思取其簡單,語言取其淺易,故著名詩人,只有王維、白居易、劉長卿多次入選,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劉禹錫、李賀、杜牧、李商隱等人幾無蹤影;就文本言,隨意刪節(jié)、拼接、改寫、另題作者,殆成常態(tài)。不過同時,陳先生也提醒:“民間對詩歌的最基本要求是通俗易懂,一流大家的追求則在詩歌史上的開拓創(chuàng)造,取徑不同,結(jié)果自異,不能因此而認為杜甫等人在唐代缺乏影響力!保ā稄拈L沙窯瓷器題詩看唐詩在唐代下層社會的流行》)觀其《杜詩早期流傳考》《李杜齊名之形成》等文,自不難了然。唐詩在文化階層與民間平行傳播,所展現(xiàn)的動態(tài)景象,即是“立體空間”之一表現(xiàn)。

  由于唐詩異文來源紛繁,如何梳理次第、解釋成因,有待學(xué)界共同探索。在陳先生看來,異文若宋代已有之,極可能為詩人自改稿。譬如賀知章《曉發(fā)》題下,有五言八句一首,又有五言四句一首,割截前篇詩句,顛倒以成文。陳先生認為:“從宋初即有二本之流傳,顯非傳誤所致,應(yīng)該是詩人所作即有繁簡二本!保ā顿R知章的文學(xué)世界》)這大約出自他對宋本的信任:“盡管宋人確有主觀改詩的個案,但無論李、杜、韓、柳諸集,還是《文苑英華》《樂府詩集》等總集,宋人校記的分寸把握是很嚴格的,很少如明人那樣為射利而隨意改變竄亂!保ā督谌N杜詩全注本的評價》)然而唐集入宋前狀況,多半云遮霧障;宋人“主觀改詩”,也非絕無可能。宋本異文是否即詩人親筆,似乎不宜遽定。舉《李白詩歌文本多歧狀態(tài)之分析》為例。文中描述,李白集宋本有兩個系統(tǒng),今猶依稀可窺:一為樂史所編,現(xiàn)存南宋咸淳刻本源出于此;一為宋敏求所編,晏知止刊印(按:晏刻本實為宋敏求本再經(jīng)曾鞏編年后的新本,參看萬曼《唐集敘錄》),現(xiàn)存蜀刻本兩種源出于此。陳先生執(zhí)敦煌卷子伯2567所存李白詩,與蜀本相較。他推測敦煌本“當出自李白的初稿,重要證據(jù)是諸詩詩題提供了一些有關(guān)各詩寫作時不為人知的細節(jié)”,理由堅實。如此,則蜀本異文為事后修訂。問題在于,修訂者是否李白本人?譬如敦煌本《贈趙四》,蜀本改題《贈友人三首》其二,文字歧異甚夥,他以為“宋本所收顯屬寫定本”。可是前者“防身同急難,掛心白刃端”兩句,后者改為“持此愿投贈,與君同急難”。30多年前,黃永武先生便指出全詩押真、寒、先三韻,敦煌本轉(zhuǎn)韻處,出句皆押新韻。這兩句轉(zhuǎn)入寒韻,而改本出句不押,“破壞了原作在音響方面暗藏的秘密”(《敦煌所見李白詩四十三首的價值[上]》,收入所著《敦煌的唐詩》)。字句妍媸,言人人殊,且改稿也未必優(yōu)于初稿。但倘說李白潤色時,連原先的音節(jié)規(guī)律都拋之腦后,令人不能無疑。又如敦煌本《惜罇空》,蜀本改題《將進酒》;前者“岑夫子,丹丘生。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傾”四句,后者在“丹丘生”下加“進酒君莫!币痪洌帜┚涓臑椤罢埦秊槲覂A耳聽”(末句陳先生未與蜀本比較)。黃永武先生指出,兩處改動當在一時,因為“生”字在庚韻,“傾”字在清韻,唐代庚、清通押;新添句“!弊謩t在青韻,宋初庚、清、青三韻不通押,末句只得加“耳聽”二字,以同在青韻的“聽”字與“!毕嘌。他從而推論:“本詩的改動是在宋代初年”(《敦煌所見李白詩四十三首的價值[下]》)。這兩例至少說明,蜀本異文出于誰人筆下,判斷尚須謹慎。周勛初先生嘗言:“宋刻李詩,不管是蜀刻本《李太白文集》,抑或景宋咸淳本《李翰林集》,因為已經(jīng)后人之手,上距唐代已遠,所以還不能算是接近李詩原貌的首選材料。”(《李白詩原貌之考索》)他的意見值得重視。

  以上僅圍繞唐詩文本校寫一事,加以申述,實則《唐詩求是》于此之外,又收入不少詩人行實、文獻形態(tài)方面的考論,同樣勝義紛披,愧未能一一闡揚。讀者欲觀其內(nèi)容的千匯萬狀,仍當求之本書。

  (作者:成瑋,系華東師范大學(xué)國際漢語文化學(xué)院副教授)

編輯:張葦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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