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飛往阿富汗喀布爾的飛機上，我的思維一直隨著氣流和機身抖動而顛簸著。為了平復些許緊張的情緒，我從隨身攜帶的書包中掏出這本小書《從希臘到中國》（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年版）。這是我深愛的一本小書。小書不大不厚、32開大小，印刷裝幀都是上個世紀的特色，在陽光下泛黃的書頁顯得格外溫馨。

　　喜歡它，因為它是中國最早翻譯介紹阿富汗宗教考古美術的小書，也是上個世紀譯介阿富汗最好的一本半通俗讀物。譯者是原來敦煌研究院的常書鴻先生，著者是原來法國吉美博物館的館長勒內·格魯塞。格魯塞長期關注東方歷史研究，在法文原著出版的1948年之前，他已經出版了一系列東方學著作。

　　常書鴻先生1951年訪問印度時，在外文書店購得此法文書，簡單閱讀后愛不釋手，認為可以幫助參考研究敦煌藝術，解釋部分敦煌藝術的來源，將古代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知識普及給大眾。當時國內百廢待興，缺乏國外研究資料。同行的主管文物和博物館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先生知道后，鼓勵常書鴻努力翻譯，盡早出版，造福學界。1957年5月，鄭振鐸考察敦煌多處遺址和石窟，也慨嘆敦煌的中西文化蘊藏，認為更應該將敦煌置入世界大歷史的背景中進行思考。1957年11月，鄭振鐸又在俄羅斯圣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查閱部分敦煌文獻，對于俄藏敦煌文獻進行比較整體而概述的記錄。

　　這一切，常書鴻銘記在心，積極準備翻譯，為敦煌、為中阿文化交流盡一份力。常書鴻先生最初是在法國閱讀到敦煌的著作后，決定回國投身敦煌藝術研究的。從世界明珠法國巴黎到大漠西北的敦煌，抉擇需要無限勇氣�；蛟S這可以解釋閱讀有時候的確可以改變一些人的人生。

　　1982年，78歲的常書鴻調任北京工作，一些逝去的思想和想法慢慢復蘇起來，他開始整理自己過去的文稿。在中國社科院的好朋友耿昇先生的幫助下，常書鴻積極校對書稿文字，裁剪體例，針對一些新的發(fā)現材料和研究內容削減文字，利用一些中亞和敦煌研究的最新成果，補充中法譯名對照表。該書在1985年付梓發(fā)行。

　　中文版的全書分為13個章節(jié)，展現不同文明結合的歷程。從希臘崛起，亞歷山大東征經埃及到達亞洲，在亞洲靠近印度的阿富汗，沿途建立很多希臘城邦。對印度的征服是短暫的，但是卻播下希臘文明的種子。遺留下的軍隊和希臘人延續(xù)著希臘城邦文明，希臘文化和印度文化交替影響，同時土著文化以及一部分草原文化也開始漸漸同化希臘文化，這可以從錢幣學上得到很多佐證。

　　當佛教傳入這些地區(qū)時，希臘人以及后來的羅馬人，接受了佛教，在貴霜王朝產生新的美術樣式——佛像。因為在之前印度佛教藝術流派中，還沒有佛陀本身的形象，只存在一些象征物品和隱喻。這些希臘人將希臘神像的固有特點印度化，塑造出人形，將佛陀一生的歷史表述出來。這時候海路的發(fā)達使人們不得不考慮印度藝術同羅馬藝術的聯系，這些同樣也是新藝術產生的文化因子。隨后求法僧人將這些樣式傳入中國。中國文明也參與這一融合工作，來自阿富汗的希臘化佛教藝術花開中國。

　　現在的敦煌也在舉辦著阿富汗的展覽。敦煌莫高窟古老的建筑、石窟、壁畫和雕塑藝術，也迎來自己的“老”朋友，因為佛教東傳過程中，阿富汗是最重要的中轉站，而敦煌文化遺產中保留大量的中亞和阿富汗的古代物質文化遺存。同時，文化交流也是雙向的，敦煌也為世界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如果常書鴻先生、鄭振鐸先生能看到這些信息，應該會感到很欣慰吧！先生們翻譯的書中的這些文物都進入到敦煌，在他們曾經無數次注目凝視的莫高窟展覽著，延續(xù)著那些永遠不會褪色的人類智慧的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