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來憲政成為敏感詞，其實，憲政道路漫長，并非一蹴而就。美國走的是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憲政道路，但開國者設計的憲政思想，也是通過一次次由立法、司法、行政，乃至“升斗小民”參與的司法大戰(zhàn)方才實現。中國的憲政一定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憲政，這是不言而喻的，而保證真正實現憲政，也將有一個長期的過程，這期間不要為那些以西方憲政為評價尺度者詰難而動搖，而回避。所以，確立路徑就是一種政治觀念和政治路徑。

　執(zhí)政和革命差異很大，走出“格瓦拉困境”，很重要的是為誰執(zhí)政和怎樣執(zhí)政，而這個問題背后又是為什么執(zhí)政，為執(zhí)政而執(zhí)政就會扭曲政治制度和政治目的，就會生成既得利益集團。這時的法律也就成了執(zhí)政集團壟斷權力的手段，而不是公平正義的保護神。新的法治改革，提出了終生追究，領導干部打招呼要記錄在案，這就意味著，主要領導打著黨委領導司法的旗幟謀求一己之利不行了，就是謀取一個單位和地方的“公利”也不行了。這是一次巨大的具有政治特征的突破。

　　“全面從嚴治黨”背后的政治倫理與廓清權力。習近平一再強調“政治規(guī)矩”，是因為這是全面從嚴治黨的路徑和不二選擇。政治規(guī)矩主要反映為兩個方面，一個是制度設計，另一個是遵循權力運行規(guī)則的意識，二者缺一不可。自然的人進化為社會的人，追逐的重點之一是權力。政黨政治與社會制度的先進與否，很重要地反映在對權力的授受關系的認識上，同時反映在權力建構和運行模式上。如果研究中國共產黨的自我更新路徑，突破口在于規(guī)范權力的運行。長期以來，我們的權力出現嚴重失控現象，一方面由于缺少強有力的外部監(jiān)督，另一方面是中國的文化傳統原本潛規(guī)則重過顯規(guī)則。要改變這種情況，走西方政黨輪替和三權分立的道路是不現實的，根本出路在于自我改善，建立一黨執(zhí)政下的政治倫理規(guī)則，也就是設計中國特色的將“權力關進籠子”的模式。

　　當下中國迫切需要構建政治倫理規(guī)則，因為西方國家在政治權力之外還有宗教和法律起規(guī)范作用，我們的宗教不具有社會規(guī)范和調節(jié)力量，法治又處于發(fā)展進行時，且處于初級階段，很大一批領導干部尚未樹立法治意識，更愿意依賴政治的強力，而政治權力的濫用很容易導致權力運行失序。中國歷史上有那么多你死我活的政治斗爭，就在于科學制度規(guī)范缺失的同時，沒有形成政治倫理規(guī)則。

　　習近平建構的政治倫理系統分幾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政黨的路徑選擇。習近平堅守和傳承中國共產黨的“紅色基因”有其必然性。只有堅守才能保證其擔任總書記的合法性，也就是其權力來自全黨的委托，而不是其他政治力量的委托。因此，他一再強調“共產主義信仰是共產黨員精神上的‘鈣’”，并且著力推動了群眾路線教育活動，重視中國共產黨“優(yōu)良作風”的傳承與紅色基因的繼承，所有這些都反映在他一次次到紅色圣地去“朝圣”，等等。這實際上本身就是政治倫理使然，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有責任帶領全黨去探索，實現自我超越、自我更新，但決不能自我否定，前者可以帶來新生，后者只能導致自我毀滅。即使從其家庭出身的角度講，他也不能搞自我否定，否則就會出現對先輩的背叛，這是個倫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