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tǒng)家書信札，上至軍政要事，下至兒女情長，橫至天文地理，縱至朝代興亡，記載了人間的喜怒哀愁，刻錄了世事的炎涼興衰。某種程度上，把家書譽為一部由炎黃子孫共同寫就的“百科全書”，也并不為過。特別是，家書內(nèi)容的豐富性、客觀性、私密性和情感性，決定了其不僅能夠還原一些重大歷史事件，補充國家歷史的支脈與空隙，而且能夠從不同角度袒露塵封已久的個人史、家庭史乃至家族史，有助于后人觸碰歷史肌理、觸摸歷史體溫、觸及歷史本質(zhì)。

　　就書寫載體而言，家書文化大體經(jīng)歷了“結(jié)繩而治”、尺素竹簡、造紙術(shù)發(fā)明、書寫工具定型、互聯(lián)網(wǎng)遞嬗這幾個階段。史書記載，沒有文字的家書即“結(jié)繩而記”的實物信，發(fā)軔于西周時期。最早的文字家書肇始于秦末漢初，當時將家書稱之為“簡”或“牘”，隋唐以前“尺牘”一直是古代家書的代稱。古樂府詩《飲馬長城窟行》中的“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就是家書升級版的最好印證。這一時期，經(jīng)濟優(yōu)裕的家庭用錦帛寫作并傳遞家書，并將寫就的家書裝入鯉魚形狀的函套里，此乃以“雙鯉”指代家書的由來。

　　我國傳統(tǒng)家書作為社會變遷、文明演進的微型檔案，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標識和符碼。歷史上，家書是一種重要的家訓方法和家教形式，長輩通過家書把道德修養(yǎng)、人格風范、人生感悟、求知體會等傳授給子孫，讓后人從中汲取成長、成才的豐贍營養(yǎng)。比較著名的當屬顏氏家訓、朱氏家訓、諸葛亮誡子書、孔融家書、陶淵明家書等；清代的有紀曉嵐、鄭板橋、林則徐、李鴻章、曾國藩等十大名人家書；近現(xiàn)代的有魯迅兩地書、聞一多家書、傅雷家書，等等。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近代史上的風云人物梁啟超，一生所寫家書逾2000封，占其著述總量的十分之一強。梁任公憑借書信表達對兒女的舐犢之情，引導他們開啟心智、陶冶操守，教育他們勤勉篤學、修身養(yǎng)德，尤其是借助書信與兒女平等公允地探討政事要津和人生哲學。在父親的啟發(fā)誘導下，九個子女均學有所成，其中梁思成、梁思永和梁思禮成為享譽世界的國家級院士。

　　家書是一種感染力極強的鮮活文本，無論是閑坐屋檐下的漫漫長文，還是烽火壕塹中的寥寥數(shù)筆，都是一份拳拳思念、一份殷殷囑托、一份濃濃牽掛。僅就中國古代和近現(xiàn)代而言，眾多志士豪杰的臨終絕筆，大量文人墨客的千古絕唱，無數(shù)黎民百姓的悲歡離合，大都以家書形式流傳后世：“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洛陽城里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憑君莫射南來雁，恐有家書寄遠人”“云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江水三千里，家書十五行；行行無別語，只道早還鄉(xiāng)”……這些墨跡長存、余溫猶在的經(jīng)典詩詞，既是先賢心系桑梓、寄情親人的生動書寫，也是后人珍視美好情感、滋潤干枯心田的文化鏡鑒。

　　家書還通過古代文人的裝點狀繪，從表達情意、交流思想的專屬中，逐步遞升為異彩紛呈的藝術(shù)形態(tài)，成為澤被后世的瑰麗文化遺產(chǎn)。王安石的《答司馬諫議書》，以書信文體直抒胸臆地表達政治主張和變法態(tài)度，成為垂范后人的政論經(jīng)典；王維的《山中與裴秀才迪書》，以信函形式酣暢淋漓地傾述對裴迪的信任和欣賞，成為有唐一代的散文名篇；懷素的《苦筍帖》，以信札體裁彰顯書法作品字圓鋒正、行云流水的線條美感，成為萬世學書的重要摹本。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一部中國家書史就是一部藝術(shù)史。那些用奇妙方塊字書寫在特制信箋上的作品，其文采、線條和紙張的完美結(jié)合、渾然天成，不啻為藝術(shù)佳作和文學精品。我們現(xiàn)在瀏覽和欣賞古代優(yōu)秀家書，是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親近，更是一種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