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從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希羅多德的《歷史》、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等著作中重新認識持續(xù)256年的雅典民主制

　　中國著名科學史家、《愛因斯坦文集》的主要編譯者、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許良英先生去世已經三年多了，他生前未能看到他們夫婦合著的《民主的歷史》問世，那其實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因吳敬璉先生等友人的催促，他在2011年夏天同意將這部書稿先交付出版，當此書2015年5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時，已是他離世二年之后。自1988年起，他和王來棣先生沉下心來，用二十幾年的時間，在人類走過的足跡中尋找未來的方向，為此耗費了余生的大部分精力。其中，他著力探尋的是民主在西方的歷程，從雅典、羅馬到荷蘭、英國、美國，他原計劃對法國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的研究未能完成。

　　這部書的形成過程也正是他自我啟蒙的過程，1988年他已六十八歲，他發(fā)現(xiàn)自己對世界文明史太陌生了，年輕時接觸愛因斯坦的思想，1960年代起在農村編譯《愛因斯坦文集》，似乎與文明世界不太隔膜，但當他意識到不僅是他，多數(shù)中國知識分子也和他一樣對世界文明史尤其民主的歷史所知甚少，多所誤解，他決心從基本文獻入手，從頭學起，為自己啟蒙。他身上體現(xiàn)出的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執(zhí)著、認真和誠懇，無疑要比他們未完成的著作《民主的歷史》更為珍貴。

　　他竭盡全力要明白人類走過的這條道路，老老實實地埋頭于經典之中，他從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希羅多德的《歷史》、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等著作中重新認識持續(xù)256年的雅典民主制，他認為雅典民主制的核心內容為“多數(shù)決定”原則（他不同意將“多數(shù)決定”簡單化地翻譯成容易導致誤解的“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但多數(shù)決定原則不能無條件應用于人類活動的一切領域，雅典人就是在這里出了問題。第一個解釋月亮由于反射而發(fā)光的哲學家阿那克薩哥拉被捕入獄并被驅逐出境。提出“人的萬物的尺度”的哲學家普羅塔哥拉被驅逐，著作被公開焚毀。哲學家蘇格拉底被處死，在公眾法庭上是以281票對220票通過的。在多數(shù)決定原則之外還要有與之平行的保護少數(shù)原則。雅典人雖創(chuàng)造了民主制，卻沒有形成人權概念。

　　循著這一脈絡，他考察了羅馬共和、文藝復興，特別是對于荷蘭共和國及現(xiàn)代民主理論的誕生，對于洛克和英國議會民主制的形成，他都有自己獨到的體悟。他贊賞格勞秀斯的天賦權利說，認為是奠定現(xiàn)代民主理論的第一塊基石，同時他為格勞秀斯否認主權在民的概念而感到遺憾。他為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彌補了這一嚴重缺陷而欣慰，他十分欣賞斯賓諾莎在《神學政治論》中的論斷：“政治的目的絕不是把人從理性的動物變成畜生或傀儡，而是使人有保障地發(fā)展他們的心身，沒有拘束地運用他們的理智；既不表示憎恨、憤怒或欺騙，也不用嫉妒、不公正的眼加以監(jiān)視。實在說來，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

　　許先生在1980年代以前也曾服膺盧梭的學說，視為近代民主思想的源頭，直到多年后才發(fā)現(xiàn)盧梭“公意”說中隱含著的危險。他的反思也可以看成是從盧梭回到洛克的一條路，他在詳細討論了洛克在《政府論》中闡述的思想之后，認為《政府論》不是書齋中閉門造車的學術著作，而是對大憲章到清教徒革命經驗的理論總結，融合了常識、經驗和理想、期望。有人在讀了《民主的歷史》以后跟我說，許先生他們的這本書似乎沒有什么讓人耳目一新的學術創(chuàng)見，如果熟悉西方文明史，他所述的基本上可算是常識。這些看法不是毫無道理，這是不了解許先生那一代知識分子走過的路，特別是不了解許先生的心路歷程所致。許先生著書的目的也不在提出標新立異的學術觀點，而是重新回到人類文明史的脈絡中，如同他談到洛克時所說的那樣，他的著作不是書齋中閉門造車，是對過去的追溯，更是對未來的呼喚，他是用生命在學習，在思考，不是為著藏之名山、傳之不朽，而是與他自己的人生血肉相連的，同樣是融合了“常識、經驗和理想期望”。（作者系近代史研究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