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梁啟超雖無治《詩》的專書，但他的著作和與友人論學的書信中有相當多的地方對《詩經(jīng)》進行了富有新意的論述和研究，其中有些觀點比較獨到，今天看來，仍舊頗能啟迪后人。

　　梁啟超認為《詩經(jīng)》有文學的、應用的、作為古代史料的三種讀法。讀法（視角）不同，所得也不同。他在《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中對上述三種“《詩經(jīng)》讀法”作了系統(tǒng)闡述。三種讀法之中，他最重視《詩經(jīng)》的“文學”讀法。他認為《詩經(jīng)》為我國最古老最優(yōu)美的詩歌作品，“其中頌之一類，蓋出于專門文學家音樂家所制，最為典重矞皇。雅之一類，亦似有一部分出專門家之手。南與風則純粹的平民文學也……其表現(xiàn)情感之法，有極纏綿而極蘊藉者”。所以，“治《詩》者宜以全詩作文學品讀，專從其抒寫情感處注意賞玩之，則詩之真價值乃見也”。這種還《詩》以文學真面目的讀法，啟“五四”時期《詩經(jīng)》研究中文學本位主義研究思潮之先鞭。

　　梁啟超指出，他所說的對《詩經(jīng)》的“應用”的讀法古已有之，并非新創(chuàng)。早在《左傳》所記載的春秋時代為數(shù)甚多的“賦詩斷章”的解《詩》活動中就開始了，這也是《詩經(jīng)》的最基本的解讀方法。此種解《詩》方法，一直從先秦延續(xù)到漢代。梁啟超歸納出的所謂“應用”讀法，更關注的是《詩》作為經(jīng)典對人們道德心智、情感的潛移默化式影響，而并非主要指《詩》的政治功用而言。從這一意義上說，它與傳統(tǒng)的“經(jīng)學”的讀法雖有關聯(lián)，但又有一定的區(qū)別。這是梁氏意欲以文藝改變世道人心，改造國民性的思想在《詩》學研究中的體現(xiàn)。從郭沫若、魯迅、朱自清等上世紀初期學者文人的著述中可以看到梁啟超的巨大影響。

　　三是作為“古代史料”的讀法。梁啟超非常重視《詩經(jīng)》的史料價值，認為《詩經(jīng)》“可以為古代史料或史料尺度”。因為在《詩經(jīng)》產(chǎn)生之前的年代以及《詩經(jīng)》產(chǎn)生的年代，并沒有出現(xiàn)正史，“傳記讖緯所記古事又多糅雜不可究詰”，而《詩經(jīng)》里的詩篇雖然不是為記事而作，但它“未經(jīng)后人竄亂”，因而“全部字字可信”。他推重《詩經(jīng)》史料具有未經(jīng)竄改的真實性，幾年后他又作補充修正，認為《詩經(jīng)》具體史料不可盡信，因為畢竟是文學作品，“蓋文人之言華而不實者多也”。用作史料又必須注意它的藝術(shù)夸飾。這是梁氏獨具史識的地方。

　　梁啟超提出的《詩經(jīng)》的三種讀法，重視《詩經(jīng)》文本構(gòu)成的復雜性和作品來源的多樣性，強調(diào)對《詩經(jīng)》作多維度解釋，在當時和后世都可謂卓然一家。

　　二

　　對“風、頌、雅、南”“四詩”的解說，一直是《詩經(jīng)》研究中分歧較大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對于具體詩篇創(chuàng)作背景、動機、主題和創(chuàng)作手法的揭示就會有很大的障礙。梁任公先生在此問題上的創(chuàng)新，主要在于“四詩”本義的重新解釋，雖然他的觀點并沒有得到學術(shù)界的普遍認可。

　　他搜集了大量的《詩經(jīng)》內(nèi)部和外部的有關材料，否定了傳統(tǒng)的風、大雅、小雅、頌的詩體分類觀念，認為“風頌雅南”為四體。他引《詩經(jīng)·鼓鐘》“以雅以南”、《禮記·文王世子》“胥鼓《南》”、《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象箾南籥”等材料為證，否定了《毛詩序》關于《鼓鐘》之“南”為“言王化自北而南”之說，認為“南”是與“雅”對舉的一種詩體，是“一種音樂之名，其節(jié)奏蓋自為一體，與雅、頌等不同”。他還據(jù)《儀禮·鄉(xiāng)飲酒禮》《燕禮》“皆于工歌間歌笙奏之后終以合樂”為《周南》諸篇的材料記載，推測“‘南’似為一種合唱的音樂，于樂終時歌之”。對“風、雅、頌”三種詩體的性質(zhì)與特征，他也列舉大量材料，從詩與音樂的關系上予以說明，認為“風”是“只能諷誦而不能歌者”，“雅”則為周代最通行之樂，“頌”“則歌而兼舞”�！对娊�(jīng)》的分類和入樂不入樂的問題在學術(shù)界爭論頗多，梁啟超揭示了“南”“雅”“頌”與音樂的關系，并由此出發(fā)去探求其本義，是較早涉及這一重要問題的學者。他認為“南”“雅”“頌”為合樂的詩，而“風”詩為徒歌，與前三類不同，沒有專門的音樂伴奏。

　　梁啟超的學術(shù)思想雖然有明顯的趨新特點，但也十分重視對中國學術(shù)傳統(tǒng)，尤其是乾嘉樸學傳統(tǒng)的繼承。梁啟超談到清代《詩經(jīng)》學的主要成績，在于訓詁和名物考據(jù)給后人的研究“不少的便利”，特別肯定他們“純用歸納法”“純用科學”（《清代學術(shù)概論》）的考證精神�！对娊�(jīng)》研究和其他經(jīng)典的研究一樣，首先要對《詩經(jīng)》名物進行正確的訓釋，在這方面，梁氏主要是通過對清儒的《詩》名物箋釋的充分吸取來達成的。對詩旨的揭示，則主要是從《左傳》《論語》《孟子》《禮記》《漢書》等典籍中引證材料來予以說明。他自己在研究《詩經(jīng)》時，就非常重視傳統(tǒng)的訓詁方法和典籍材料的搜集與歸納分類。另一方面，梁啟超還指出清代《詩經(jīng)》學由于“《毛序》束縛太過”，故存在“詩旨方面卻不能滿意”（《中國近三百年學術(shù)史》）的缺點，他批評《詩序》對各篇詩的題解不盡合其義旨。因此，在《中國近三年學術(shù)史》中他特別推重能超越漢宋今古之爭，獨立解詩的姚際恒、崔述、方玉潤等人，贊揚他們超越各派成見，涵泳本文而探求詩義，表達了他對《詩經(jīng)》傳統(tǒng)闡釋學的批評和期許。

　　三

　　在研究《詩經(jīng)》詩歌的基礎上，梁啟超還對中國古代詩歌的抒情方式及其特點進行了理論總結(jié)。其《中國韻文里頭所表現(xiàn)的情感》（1922年）歸納中國古代詩歌表現(xiàn)情感的方法與特點，將其大致分為三類。這種歸納從觀點到研究方法，都表現(xiàn)出一種強烈的“理論自覺”，開風氣之先。

　　梁啟超將“奔迸的表情法”，置于最高的地位，因為這類情感表現(xiàn)最真，它的特點是，毫不隱瞞和修飾，“照那情感的原樣子，崩裂到字句上”。他舉了《詩經(jīng)》中的《蓼莪》《黃鳥》等詩篇來說明。這種方法雖然很好，但他認為這類情感表現(xiàn)方法不是中國上古詩歌的主流，這種方法主要見于西方文學作品中，中國文學崇尚含蓄，后世對此運用較少。

　　第二類是“回蕩的表情法”，這類情感表達的特點是將“一種濃厚的情感蟠結(jié)在胸中，像春蠶抽絲一般，把他抽出來”。他用歸納分類的方法，將這類表情法又分為螺旋式、引曼式、堆壘式、吞咽式四種，認為在中國古代文學特別是《詩經(jīng)》中表現(xiàn)最多最完美。他以《詩經(jīng)》中的《豳風·鴟鸮》《小雅·小弁》《王風·黍離》等作品為范例進行分析，揭示所謂回蕩的表情法的本質(zhì)特點是回環(huán)往復，一詠三嘆，并說“《詩經(jīng)》中這類表情法，真是無體不備，像這樣好的還很多，《小雅》十有九皆是”。

　　第三類是“含蓄蘊藉的表情法”，梁氏認為這正是“中華民族特性最真的表現(xiàn)”。他將這第三類表情法又細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是“情感正在很強的時候，他卻用很有節(jié)制的樣子去表現(xiàn)他……這類作品，自然以《三百篇》為絕唱”；第二類是“不直寫自己的情感，乃用環(huán)境或別人的情感烘托出來”，如《詩經(jīng)》中的《魏風·陟岵》和《豳風·東山》；第三類是“索性把情感完全藏起來不露，專寫眼前實景（或是虛構(gòu)之景），把情感從實景上浮現(xiàn)出來”，他僅舉《豳風·七月》的詩句為例以說明。最后一類是“雖然把情感本身照原樣寫出，卻把所感的對象隱藏過去，另外拿一事物來作象征”。這類表情法在《詩經(jīng)》中雖然是極少見的，但卻很有特點。

　　梁啟超借助對《詩經(jīng)》作品的歸納分析，對中國古代詩歌情感表現(xiàn)方式的研究，是在受到西方詩學理論的影響下自覺理論探索，有其值得重視與肯定的方面。首先，他受西方文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影響，用歸納分類的方法，對《詩經(jīng)》和中國古代詩歌的情感表現(xiàn)作了系統(tǒng)的歸納和分類研究，這在《詩經(jīng)》學史和中國古代詩學史上都是具有開拓性的。其次，他研究的目的在于比較中西文學之短長，從而發(fā)揮中國文學之長，開拓文學表現(xiàn)的新境界，這也是富有啟示性的。再次，他談到“回蕩的表情法”“含蓄蘊藉的表情法”時，與“溫柔敦厚”的詩教說聯(lián)系起來，并充分注意到它與《詩》的情感表現(xiàn)的關系，強調(diào)它是中華民族情感最健全的狀態(tài)、民族特性最真的表現(xiàn)。這與他主張從“新民”入手而達到“新國”的目標相一致，也是非常值得重視的理論見解。因為對“溫柔敦厚”的詩教說，學術(shù)界常常只從政治教化方而來認識而普遍忽視了它與情感及人格涵養(yǎng)方面的關系，梁啟超此說有助于我們認識“詩教說”在詩學史上的價值。

　　總而言之，在梁啟超所處的時代，《詩經(jīng)》研究處在從經(jīng)學轉(zhuǎn)向文學過渡的階段。他的《詩經(jīng)》文學研究，更關注《詩經(jīng)》在中國文學史和詩學史上的價值和地位，關注《詩經(jīng)》作為中國文學的發(fā)端，對后世文化心理和審美趣味的影響和作用。他思想敏銳、學術(shù)視野開闊，善于吸收西方的新思想和新方法，再加上深厚的國學功底，論述雖無嚴密之系統(tǒng)，但仍為現(xiàn)代《詩經(jīng)》學帶來了許多方法和觀念上的啟示。（作者單位：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