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西學觀念及其話語體系大量涌入我國學界。這一方面為我國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帶來了新的啟示，開闊了研究者的眼界和思路；另一方面，由于改革開放之初研究者中國主體意識的稀薄和主體意志的軟弱等原因，對這些觀念及話語一味接受的多，批判分析的少。因此，在一些人那里，借鑒西方某種意義上就成了西學觀念及其話語體系的直接搬用和移植，以之為最高學理依據(jù)來分析、研究中國文學現(xiàn)象成為一種時尚。一些較早的西學觀念及其話語體系的“搬運工”，成為學術研究的得風氣之先者，在一定范圍內，正是這些“搬運工”站在了所謂的“學術研究的前沿”，引領著中國文學研究的方向。這使得一些中國文學研究出現(xiàn)了程度不同的西化傾向，我們的部分學術園地幾乎成了西學觀念及其話語體系的“跑馬場”。

　　一些研究者直接套用西學觀念及其話語體系闡釋中國文學經典，有意無意地扭曲、損壞了中國文學經典的原有意蘊。比如，一些人對《紅樓夢》的解讀，有的著重挖掘書中的“女性意識”和“生命意識”，有的主要論述其“后現(xiàn)代美學價值”，還有人從“西方死亡哲學”視角探究其中所謂的“死亡意識”；又如一些人對《詩經》的研究，有的分析詩中“蓮”意象的“生殖崇拜”意義，有的從“時間意識”“心理分析”“知識考古”角度去解讀，有的論述其中蘊涵的“古典生態(tài)存在論審美意識”，有的則對其展開“哲學人類學”思考。這些研究看起來新穎，實際上，都是套用西學觀念及其話語體系來剪裁文學經典，離散其整體性精神蘊涵，使之淪為碎片化的研究素材。

　　我們再來看西學觀念及其話語體系對我國紅色文學經典研究的影響。比如，對《紅旗譜》的研究，有的依據(jù)西方“話語權力理論”，著力分析“政治威權”壓力下知識分子的“依附性”，闡述“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精神譜系是如何被改寫的”；有的則依據(jù)西方“意識形態(tài)理論”，指出《紅旗譜》是“一座意識形態(tài)的浮橋”，是“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產物”，“呈現(xiàn)出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超載與繁復”；有的依據(jù)西方“契約型敘事學理論”，把《紅旗譜》的基本內容理解為契約的設立和毀約的過程，這樣的批評話語實際上是在推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契約精神，并以之替換勞動人民的革命精神。顯而易見，在這些研究中，不少觀點不僅于正確理解作品無益，反而對其思想內容和價值立場產生了一種歪曲和顛覆效應。

　　西方學術話語體系中的“身體理論”也常常被一些學者生吞活剝地搬用到一些紅色文學經典的研究中來。有學者以“家庭、身體與虐戀”來描述《紅巖》的主題結構，有人從“身體視閾”探索“《紅巖》的革命意識”，有人以“肉體與精神的雙重狂歡”分析《紅巖》對知識分子世界觀的改造，有研究者甚至從“身體欲望”視角認為《紅巖》“存在反現(xiàn)代的氣質”，還有人移植“‘政治’對‘肉身’的排斥”模式談論《紅巖》中“‘政治’對于‘真實人性’的篡改”。這些西方學術話語下的研究議題設置，使紅色經典的崇高意義和精神價值被貶低、矮化，甚至被卑俗化、猥瑣化，抽掉了紅色文學經典作為偉大民族精神的一種現(xiàn)代支撐的歷史意義。

　　在西學觀念及其話語體系影響下，還出現(xiàn)了以西學理論解讀、闡釋馬克思主義文論和中國古代文論的現(xiàn)象。有些研究者用西方“原型理論”“譜系學”“知識型”觀點對馬克思主義文論中的重要概念“典型”進行解讀，使其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上的科學內涵發(fā)生了偏移�！耙庀蟆笔俏覈糯恼摰囊粋�核心范疇，一些研究者卻從西學“格式塔”“概念整合”“精神分析”等理論出發(fā)去解讀和闡釋，還有學者從“符號學”理論出發(fā)系統(tǒng)研究《文心雕龍》，使這些范疇和著作所承載的中國美學意蘊和審美精神都被削弱了。這種把馬克思主義文藝觀或中國傳統(tǒng)文藝觀“代入”到西學理論框架的研究取向，嚴重削弱了中國文學研究的主體性，好像我們的文學觀念只有依靠西學來論證才站得住腳，才會有學術討論的意義和價值。

　　西學觀念及其話語體系還給文學研究帶來了一些不良思想傾向，甚至形成了一股股錯誤思潮。比如，西方人本主義觀念滲透文學研究帶來的抽象人性論傾向，西方“現(xiàn)代派”觀點所導致的非理性和反理性傾向，新歷史主義和反本質主義影響下導致了文學創(chuàng)作和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后現(xiàn)代解構主義思想帶來的相對主義和價值虛無主義傾向，等等。這些錯誤傾向和思潮進一步助推了西學觀念及其話語體系的散播，這也是西學觀念及其話語體系強勢滲透的一種表象。

　　可以說，西學觀念和話語體系對我國文學研究的影響是全方位的，既有觀念、方法上的影響，又有思維方式和價值傾向上的影響；既有概念、術語的影響，又有語法、句法形式和敘述邏輯上的影響，并且這些影響都不是單兵突進式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綜合性施加。比如，對西學某種研究方法的全盤接受，就必然會一并接受這一方法所傳達的觀念和思想，接受這一方法體現(xiàn)的思維方式和價值理念，接受這一方法涉及的概念術語和表述邏輯。因此，中國文學研究必須全面重建中國主體性，避免套用西方理論來剪裁中國人的審美，掙脫西學觀念及其話語體系藩籬，使之真正成為“中國”的中國文學研究。

　　明確了這樣的方向之后，那么，我們該如何全面重建中國主體性，掙脫西學觀念及其話語體系的藩籬呢？這里有三個關鍵詞，即創(chuàng)新、融入、批判，似可作為解決上述問題的三個基本的維度。我們知道，主體性最鮮明的表現(xiàn)就是創(chuàng)新，因此，全面重建主體性也須以創(chuàng)新為核心。中國文學研究需要在結合中國文學傳統(tǒng)、創(chuàng)作現(xiàn)狀及發(fā)展趨向的創(chuàng)新，特別是在文學觀念和話語體系方面要勇于創(chuàng)新、善于創(chuàng)新。文藝理論與批評要敢于提出體現(xiàn)中國思維方式、傳承中華美學精神、深入人民文學實踐的新概念、新范疇、新方法、新理念、新表述，形成中國文學研究的創(chuàng)新話語體系。西學觀念及其話語體系在這個中國21世紀的學術創(chuàng)新話語體系面前，必然相形見絀。

　　強調中國文學研究的主體性，并非是文化保守主義，并非是對西學觀念及其話語體系的一概排斥，而是要吸收西學觀念及其話語體系中的積極因素和先進因子，將其有機地融入中國文學研究的創(chuàng)新話語體系。任何的西學觀念及其話語體系，都會在其中或在其某些發(fā)展階段中，蘊涵有一定的科學因素和先進因子。吸收、轉化并融入這些因素或因子，使之成為一種滋養(yǎng)，無疑是有益于中國文學研究創(chuàng)新話語體系的建構的。融入的要義在“融”。“融”一方面體現(xiàn)為契合，即融入是他之于我的契合，進入之后才不會有“排異”反應，給主體帶來傷害；另一方面，“融”還體現(xiàn)為以我為主、以我融彼，而不能是以他為主、以彼融我�？梢哉f，前述西學觀念及其話語體系對中國文學研究的諸般影響，都是由于主體未立、不講契合、以彼融我造成的。因此，對西方理論的接受，必須堅持融入原則。

　　主體性如果沒有一種強大的主體意志，就難免會被扭曲和侵蝕。而主體意志的一種至關重要的維護方式就是批判。西學觀念及其話語體系，總體來看，是一種異質的理論，如果任其傳播，將會像“生物入侵”危及本地生態(tài)系統(tǒng)，甚至帶來災難性后果一樣，給中國文學研究帶來異化的危機，進而給中國文化安全和主流意識形態(tài)安全帶來損害和挑戰(zhàn)。因此，中國文學研究者必須拿起批判的武器，對西學觀念及其話語體系進行深入剖析，對其深刻影響下的中國文學研究狀況進行診治，對其隱含的思維方式、理念取向、價值系統(tǒng)對中國文化和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否定性傾向進行徹底的清理和清除。唯有在強有力的批判中，才能徹底掃凈“奧吉亞斯的牛圈”，為構建強大而獨立的中國主體性，為中國的文學研究觀念及話語體系的良性發(fā)展提供良好的生態(tài)系統(tǒng)和成長環(huán)境。（作者單位：紅旗文稿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