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中國人形成了種種血緣群體，無論是氏族或宗族，還是大小不等的家庭，皆崇尚親親之道。推而至于國家、天下，乃至天地萬物，莫非親親之體現(xiàn)。故孟子講“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可見，對于古人來說，親親不僅是一般血緣群體的基本準(zhǔn)則，而且成為遍及宇宙的普遍法則。換言之，不僅我對父母、兄弟、妻子要講親親，此為孝弟慈愛；而且，推至君臣、朋友、長幼之間，亦當(dāng)講親親，此為恭友仁忠；至于天地之間，則為民胞物與�？梢�，親親構(gòu)成了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

　　與之相對，則為尊尊的原則。大概在任何群體中，不同人處于不同的位置，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從而形成了某種等級差別的秩序。因此，家庭內(nèi)有父子、兄弟、夫婦之等差，社會上則有長幼、君臣、上下之等差。而且，古代思想要求個體安于自己的位置，安分守己，不能相逾越，由此形成了上下有等、尊卑有差的尊尊倫理。一般來說，處于尊者位置的個體，常常代表了某種集體的力量，而卑者對尊者的服從，不過是個體對集體的服從而已。譬如，就家庭而言，《儀禮·喪服》稱父為至尊，父在家庭中的這種地位，不是因為他作為男性個體的強權(quán)，而是家庭必須有一個代表，即家長，因此，家庭成員對家長的服從，不過是個體對家庭這種普遍物的尊崇。個體必須服從集體，家庭如此，國家何嘗不如此？故臣民對君王的服從，并非出于男性的強權(quán)，同樣是出于個體對崇高的集體力量之尊崇。

　　無論親親還是尊尊，代表了人類社會得以延續(xù)的兩個基本原則。親親體現(xiàn)了自然的原則，而尊尊體現(xiàn)了社會的原則。個體基于父母生養(yǎng)的自然事實，遂由此處理一切家庭關(guān)系及所派生出來的諸種社會關(guān)系，此為親親；然而，個體始終生活在某種群體之中，故必須克制自己的自然屬性，而服從某種群體的普遍要求，遂有對代表群體之個體的尊崇�？梢哉f，親親和尊尊兩大原則，對于個體與整個人類的存在，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則。

　　一

　　西周主要是一個宗法制社會，宗族雖然是一個血緣群體，但尊尊卻是壓倒性的第一原則。按照漢代公羊家的說法，周人尚文，即以尊尊原則為主導(dǎo)；而殷人尚質(zhì)，則崇尚親親的原則。殷代的真實情況不得而知，據(jù)董仲舒《春秋繁露》的說法，殷人夫妻對坐而食，葬時別居，可見，至少在飲食和喪葬的某些場合，夫妻間是相對平等的，不同于西周時那種男尊女卑的格局。此外，大部分傳世和出土文獻都認(rèn)為，殷人普遍實行兄終弟及的繼承制度，這種先兄弟而后父子的做法，在公羊家看來，正是親親的體現(xiàn)�？梢�，親親原則在殷代居于主導(dǎo)地位，公羊家認(rèn)為殷人尚質(zhì)，就是基于這種認(rèn)識。

　　到了西周以后，隨著周初一系列封建諸侯的舉措，逐步形成了宗法制度，從而宗族成了周代社會的基本單位。宗法之本意在于，把有共同血緣關(guān)系的個體或家庭團結(jié)起來。但血緣關(guān)系卻有一個特點，即隨著世系的推衍，彼此間的血緣卻是愈益疏遠(yuǎn)。因此，周人設(shè)計出宗法制，目的是通過尊尊原則把血緣不斷疏遠(yuǎn)的個體或家庭能永遠(yuǎn)凝聚在一起。換言之，周人是在血親或姻親中建立了一種等級尊卑的關(guān)系，甚至不惜讓親親之情屈從于尊尊原則，目的是為了維持血緣團體的整體性存在。

　　然而，到了春秋中晚期以后，隨著周天子權(quán)威的下降，封建制漸難得到維持，宗法原則逐漸被破壞了。司馬遷《史記》描述了當(dāng)時“以下克上”的現(xiàn)實，即“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首先是天子之尊被破壞了，然后是諸侯、大夫也不那么尊崇了，以至于“陪臣執(zhí)國命”�？梢哉f，此時尊尊原則從根本上動搖了，宗族也逐步瓦解了，取而代之的則是兩世、三世同居的小家庭。面對這種新的社會現(xiàn)實，公羊家認(rèn)為“孔子作《春秋》”，其意在救“周文之敝”。但如何救呢？對孔子來說，絕非簡單地恢復(fù)周代的尊尊原則，反而是“損周文”，即削弱尊尊的原則，而強化一直被尊尊壓抑的親親原則，用公羊家的說法，就是“益殷質(zhì)”，即強化親親之情的重要性。公羊家甚至認(rèn)為，“《春秋》尚質(zhì)”，換言之，親親才是《春秋》倡導(dǎo)的支配原則。自此以后，與小家庭的社會格局相適應(yīng)，親親取代了尊尊，成為傳統(tǒng)中國社會的主導(dǎo)原則。

　　在《公羊傳》里，儒家對“質(zhì)”的理解，主要是強調(diào)了親親之情。對儒家來說，父子之親最重，故《公羊傳》以弒父之罪為大惡，且多不忍言。此外，《公羊傳》又突出了同母兄弟之情，至于君臣之間，乃至凡人交接之際，莫不強調(diào)有親親之情。譬如，《春秋》于大夫書日書卒之類，以見君臣之情；又于劉文公書卒，則見交接之情�？梢姡寮译m立足于血緣談親親原則，又進而擴充到一般的政治領(lǐng)域，可見，在《春秋》那里，親親原則已成為普遍性的原則。因此，公羊家認(rèn)為孔子作《春秋》，正是本著親親原則對崇尚尊尊的周禮進行改造，從而構(gòu)建出一套適于以后兩千多年中國社會的基本制度。

　　二

　　《儀禮·喪服》中有一條非常重要的原則，即壓降，此原則突出反映了尊尊與親親之間的矛盾。譬如，子女為母應(yīng)當(dāng)服齊衰三年的喪服，但是，如果母先父而死，則為母服喪要受到父的壓抑，即降一等服齊衰杖期。這是為什么呢？

　　按照《喪服傳》的解釋，父是至尊，而母只是私尊，且夫相對于妻亦是至尊，因此，當(dāng)父在時，母尊是受到壓抑的，故子女為母只服到期年為止。另外，又據(jù)《荀子·禮論》的說法，“至親以期斷”，故就親親原則而言，父母于子女是至親，本該服到期年即可，若服三年之喪，則是“加隆”的結(jié)果。但是，出于何種原則而“加隆”呢？大致有兩種說法：其一，依據(jù)《喪服傳》進行推斷，則出于尊尊而加降，即父因至尊而加至斬衰三年，母則因私尊而加至齊衰三年。因此，當(dāng)母為父所壓時，只是不得伸其母尊，但親親之情并未受到壓抑；其二，《論語·陽貨》中記載了一段孔子與宰我的對話，孔子認(rèn)為子女因報恩而為父母服三年之喪，則三年之“加隆”，乃出于親親的原則。因此，如果父在為母而壓降，則是親親之情受到了尊尊原則的壓抑。

　　既然為父母服喪三年，乃后人“加隆”的結(jié)果，那么，一旦導(dǎo)致“加隆”的因素消除了，自當(dāng)回歸到基于親親而規(guī)定的本服。故就第一種解釋而言，父沒，母尊得伸，則子因至親而為母服期年，又因私尊而加隆至三年；若父在，則母子間唯有親親之情，故只服本來之至親服，即期年。然就第二種解釋而言，在西周宗法制下，親親受到尊尊原則的壓抑，其意義不過局限于家庭而已，因此，父沒，意味著親親原則不再受到壓抑，故得加隆。換言之，秦漢以后，親親原則壓倒了尊尊原則，故子女為父母服喪，應(yīng)當(dāng)無所壓抑，這種趨勢最終在唐武則天時得到了實現(xiàn)，即為母服喪不受父在的影響，皆得服三年。

　　此外，《喪服》中關(guān)于子女為出母服喪的問題，也體現(xiàn)了尊尊原則對親親的壓抑。按照《喪服》的規(guī)定，子為出母服齊衰不杖期，此種規(guī)定體現(xiàn)了親親的原則，即出母雖為父所休棄，但于子女尚有親親之情，故得服期。但是，若嫡子承重，則于出母無服。因為此時嫡子承宗廟之重，代表了整個宗族，故不得顧及母子之私情。顯然，母子間的親親之情受到了尊尊原則的壓抑。因為嫡子若僅作為一個自然個體，像庶子那樣，則可純粹因親親之情而為母服喪，但若作為宗族代表的身份，則沒有為宗族外某個體服喪的道理�？梢�，此時尊尊原則壓倒了親親，親親之情自然就無法得到伸張了。并且，按照朱子的說法，即便不是嫡子，為出母也是不服喪的，換言之，在嚴(yán)格的宗法制下，親親之情是可以斷絕的。

　　又據(jù)馬王堆漢墓所出的《喪服圖》，其中規(guī)定子為父服斬衰十三月，兄弟齊衰九月，而堂兄弟七月。這種規(guī)定頗異于傳世的《儀禮·喪服》，大概反映了加隆前的喪服服敘。換言之，在西周宗法制下，基于親親原則的喪服本不過如此，然自春秋以降，隨著宗法制的瓦解，尊尊原則逐漸讓位于親親原則，當(dāng)兩世、三世同居的小家庭構(gòu)成了社會之基本單位，遂使小家庭中的親親關(guān)系得以加隆。因此，同堂或同祖父的親屬關(guān)系皆得以加隆，即父子加隆至三年，齊衰兄弟加隆至期年，即十三月，而大功兄弟則加隆至九月。按照《荀子》“至親以期斷”的說法，父子至親最多不過服期年，然而，現(xiàn)在親親關(guān)系越出了本來血緣的范圍，逐漸成為社會的普遍原則，而原來制約親親之情的尊尊原則被削弱了，因此，父子、兄弟、堂兄弟作為家庭內(nèi)的基本血緣關(guān)系，遂在喪服上得以加隆了�？梢�，公羊家講孔子作《春秋》乃“損文用質(zhì)”，這從馬王堆出土的《喪服圖》得到了證實，由此表明，秦漢以后，不僅家庭以親親為主導(dǎo)原則，乃至整個社會、國家，親親原則都起到了愈益重要的作用。

　　三

　　西周時，宗族構(gòu)成了社會的基本單位，故出于共同祖先的親屬，形成了大宗、小宗等大小不等的血緣群體。無論是五世同居的小宗，還是百世不遷的大宗，都貫徹了親親的原則。然自春秋以降，宗族崩潰，兩世、三世的家庭漸成為社會的基本單位，至秦法規(guī)定男子成年后必須分居，則古代家庭之小，莫過于此時，而親親原則之體現(xiàn)，不過限于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而已。然自此以后，親親原則越出了小家庭的范圍，逐漸成為整個社會、國家乃至天下的支配原則。因此，孟子講“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則親親的主體，遂由家庭擴展到社會、國家，乃至整個宇宙。

　　雖然，家庭畢竟構(gòu)成了社會的基本單位，故個體囿于家庭之中，絕未有自由可言�！抖Y記·檀弓》如此說道：“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yǎng)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卑凑者@種說法，子女終其一生，自早至晚，莫不以承順父母為業(yè)，除非出仕于朝廷，則絕無自己的事業(yè)，亦無自己的喜好，可見，個體未從家庭中獨立出來，亦絕無個體自由可言。

　　晚清以降，尤其自“五四”以來，學(xué)者與媒體相呼應(yīng)，聲言家庭乃封建專制的根源，且為個體自由的障礙，于是，離家出走乃至消滅家庭，遂成為百年來中國社會、思想運動的主流風(fēng)潮。不論是康有為的《大同書》，還是后來的運動，皆以消滅家庭為理想。按照這種理想，個體不再為自然的存在，故父子、夫婦這種最小血緣群體的親親之情，皆無存在的價值，如此，個體徹底從家庭中解放出來，成為絕對自由的個體，而家庭充其量不過為個體暫時的寓所，此間作為家庭成員的父子、夫婦，實不甚崇尚親親之情。此種理想發(fā)展到極端，便是“文革”時父子反目、夫妻相訟的狀態(tài)�！拔母铩币院螅彝ブ饾u回歸正常倫理的軌道。然個體自由的觀念更是喧囂塵上，如是，不獨夫妻之間，乃至父子之間，頗近于西方的家庭關(guān)系，常以朋友之道處之，其中幾無尊尊之義可言。大致而言，基于個體自由的家庭關(guān)系，其中親親關(guān)系頗淡漠，尊尊之義更是幾乎不存。然而，另一方面，就整個社會、人類而言，則莫不有愛，“世界充滿愛”，個體的絕對自由反而使親親超出了血緣的范疇，而成為普遍的法則，這大概是親親原則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極端體現(xiàn)。（作者單位：同濟大學(xué)哲學(xué)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