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廣泛地運用于各國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實踐之中。盡管對于法治的認識存在著差異，對于法治的效用卻有一定共識。法治能夠維護安全，促進公正，有助于人類提升和諧秩序，亦是適合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治理方式。全球治理所依賴的法治，既包括國內治理所依托的國內法治，也包括管理跨國事務或應對全球性問題的國際法治，而且兩個層級的法治相互作用。

　　國際法治和國內法治在治理對象、發(fā)展路徑、表現(xiàn)形式等方面存有差異，但兩者又通過“良法”和“善治”兩大要素有機銜接。國際法治與國內法治的統(tǒng)一性進一步體現(xiàn)為兩者的互動（“法治互動”）。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國家個體及國內法治與國際社會及國際法治之間發(fā)生著持續(xù)的交流。法治互動在不同場域中都有所體現(xiàn)，而且參與的主體呈現(xiàn)多樣化的特點。當然，由于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不同，法治互動存在著國別差異，而各國應當將法治發(fā)展規(guī)律和基本國情創(chuàng)造性地結合起來，尋求有自身特色的法治發(fā)展道路。

　　國際法治與國內法治的互動具有雙向性。一方面，國際法治的發(fā)展不斷影響著各國的國內法治，比如各國通過修訂相關法律法規(guī)以符合國際法治的要求。另一方面，各國也通過正向（加入、遵守、非自愿違約等）與反向（游離、有意違約、退出等）等方式參與國際制度，將自身的訴求、經驗和成果，輸往國際法治。以國際投資法為例，國際法治在此場域的載體為大量的雙邊投資協(xié)定和一些習慣國際法。一方面，為了遵循國際法治的要求，各國需要對國內的立法、執(zhí)法、司法進行相應的調整與完善。另一方面，國內法治中的優(yōu)秀成果也不斷被移植至國際法治的載體中。比如，公平公正待遇原則核心要素（正當程序、保障合理期待、穩(wěn)定且可預期的法律與商業(yè)環(huán)境、透明度、善意）的凝練即源自國內法治之智慧結晶。當然，法治互動并非簡單的直線往返，而是通過一定的溝通機制，周而復始形成循環(huán)，呈現(xiàn)出螺旋形的上升趨勢，互動的水平不斷提高，互動的空間不斷拓展。

　　國際法治與國內法治的互動具有多種模式�；诨拥纳疃�，可以分為深層與淺層的互動。根據互動的方式不同，可以分為直接互動與間接互動。此外，根據不同的治理場域（安全、環(huán)境、經濟、文化等），互動模式又可以進一步細分。舉例而言，對于跨國公司違反人權的規(guī)制就充分呈現(xiàn)出互動模式的多樣性：既包括軟法（如聯(lián)合國推出的“全球契約”），也包括硬法（如東道國和母國的法律法規(guī)）；既有徑直對跨國公司進行規(guī)制的相對直接的方式，也包含國家出于遵守國際規(guī)則通過出臺相關法律來落實監(jiān)管等相對間接的方式。很明顯，不同的互動模式在規(guī)模、效率等方面存在差異。

　　國際法治與國內法治互動過程中，推力是綜合性的。除了國家之外，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學術團體等都對國際規(guī)則的完善產生著影響。推力綜合性是利益多樣與復雜的體現(xiàn)，也是國際法治與國內法治良性互動的特征和要求。無論是經貿、環(huán)境、人權還是其他領域，法治良性互動都需要各方合力。

　　國際法治與國內法治互動也呈現(xiàn)出節(jié)奏的漸進性。一方面，國際法治作用于國內法治經常會面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阻力，相應的理解與融入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多樣性、國內政治抵制、國際社會的接納等都可能導致國內法治向國際法治的表達與溝通需要一定時間，故而法治互動過程必定呈現(xiàn)漸進性的特點。比如：在氣候變化治理領域，由于各國的激勵與能力存在不對稱，全球共識的達致必有困難，漸進主義路徑成為具有可行性的解決方案。漸進主義措施具體多表現(xiàn)為國內單邊措施（比如：碳邊境措施、碳排放交易措施等）。然而，部分單邊措施有可能是變相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反而可能成為全球氣候變化治理的“絆腳石”。因此，精準識別出具備“墊腳石”性質的漸進主義措施進而尋求各國共識與國際合作的努力必不可少，而對這些努力必須假以時日。事實上，法治互動的漸進性在解決其他具有全球性的挑戰(zhàn)與問題（如安全、反腐、經貿等）上都有所體現(xiàn)。

　　中國應當準確把握法治互動中的雙向、循環(huán)、多樣、綜合、漸進等特點，在法治實踐中做到取予結合，既要借鑒國際法治的優(yōu)秀成果以切實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又要積極貢獻于國際法治進程。

　　一方面，我國需要充分借鑒國際法治的優(yōu)秀成果，掌握法治建設話語權，有力維護中國的核心利益，努力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確立中國法治強國的國際地位。

　　另一方面，我國需要積極貢獻于國際法治進程。作為聯(lián)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在世界范圍有影響的大國，中國對世界的和平與發(fā)展理應有較大的擔當。隨著綜合實力的增強，中國應更加積極地參與構建新型國際秩序并推動國際法治的發(fā)展。歷史上，中國貢獻于國際法治的事例相當豐富。例如，中國提出并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體現(xiàn)出中國智慧；中國創(chuàng)造性提出并成功落實了“一國兩制”理論，為世界處理類似問題提供了成功范例；韓德培先生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一機兩翼”的國際私法理論，進而構建了新中國國際私法的理論體系。

　　國際社會的變化與發(fā)展，呼喚著一個以國際法治為基礎的國際新秩序，也為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發(fā)展中大國投身于國際秩序的重構提供了機遇。比如：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比如妥當界定新興發(fā)展中國家的責任）、海洋法（比如建立大陸架與專屬經濟區(qū)重疊區(qū)域的科學劃界方法）、“一帶一路”的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清晰刻畫等方面，都需要提出有中國特色和氣派的理論。中國對國際法治的貢獻可以表現(xiàn)為提供國際制度公共品，也可以表現(xiàn)為提供可復制、推廣或借鑒的范本。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需要整合推力，并注意以合適的節(jié)奏推進。（作者單位：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