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輿論場激辯了一周后，“人販子一律死刑”的議題得到了回聲——

　　全國人大常委會24日再次審議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草案二審稿將收買被拐兒童可免追刑責情形的規(guī)定，改為滿足一定條件可從輕處罰。這意味著，今后收買被拐兒童的行為擬一律被追刑責。

　　具體說是這樣的，現(xiàn)行刑法第241條規(guī)定：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按照被買婦女的意愿，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初審稿將對上述行為的處罰修改為，“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懲罰收買者，這是打拐的正確方向：“從輕處罰”，也遵循了刑法的謙抑性原則，針對由市民階層設置的人販子該不該死刑的議題，法條能給出的回應也就是如此，哪怕是“從輕”二字，在刑法里出現(xiàn)，也不是小事兒了。不敢說這種修改之前沒有動議，但這一周的全民激辯肯定有明顯的推波助瀾作用。

　　坦率說，“人販子一律死刑”的話題，只是市民話題，并不值得嚴肅的法理討論，上周爭論中鮮見法學界人士長篇大論，就是這個原因。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法學界就有針對強奸案量刑的爭論，因為強奸動輒重刑，反而誘人殺機，結果把受害者置于了更加危險的境地，今天對人販子的量刑也是同理。在強奸案司法實踐中已經(jīng)矯正過的問題，肯定不會再出現(xiàn)在拐賣兒童的量刑上。只不過，在爭論中，人們很快就發(fā)現(xiàn)，簡單的法理解釋，并不能回應“人販子一律死刑”內(nèi)含的豐富表達內(nèi)容，也沒有考慮到這種朋友圈示威的溢出效應。

　　朋友圈的“人販子一律死刑”，與其說是在表達觀點，倒不如說是在表達一種示威姿態(tài)；與其說是想修改某一法條，還不如說是想刺激社會機制運轉起來。在參與公共決策渠道有限的情況下，以矯枉過正的邏輯、刺人眼目的觀點將某一問題，尤其是那些社會治理痼疾變?yōu)楣米h題，幾乎是解決該問題成本最低的方法。這個過程未必需要經(jīng)人策劃，參與者也大多是下意識的，只是方法的便捷、低成本天然適合急切的情感表達。

　　這是一種原始樸素的民聲，和其他渠道有限的民意表達比起來，這種表達更純粹也更有信息量。它當然會遇到質疑、辯駁，就像過去一周在輿論場上的遭遇一樣，但它并不可能、也沒有義務展現(xiàn)出無可置疑的“正確”和“理性”。至于分析、消化這種表達的內(nèi)容，并導出公共政策的合理方向，則應該是決策者和治理者的任務。從朋友圈的“人販子一律死刑”，到“收買被拐兒童擬追刑責”的刑法修正案，正展現(xiàn)了這種民意表達被吸納的過程。

　　由刑法修正草案的出現(xiàn)，回看一周的爭論，或可給出關于公共討論的另一個觀察角度。對于那些大面積傳播的所謂“不理性觀點”，簡單反駁可能反而是最反智的，至少是粗暴的。這背后的情感訴求和豐富信息，需要被不斷的解碼和表達出來，并通過這個過程反映到社會治理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