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朱慧卿

　　7月9日晚，小敏給乘坐的滴滴快車司機打了差評后，該司機編造與小敏開房的信息，發(fā)布在廣州某黃色網站，并公布了小敏的手機號碼和微信頭像。兩天內，小敏不斷接到騷擾電話和微信好友邀請，不堪受擾的她已向廣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石牌派出所報案。（7月12日《南方日報》）

　　一言不合，挾私報復。看起來是橫流的戾氣，說起來還是罰則沒脾氣。盡管滴滴公司已經對車主進行了永久封禁處理，并將其賬戶凍結；但，此事的性質顯然已涉嫌違法，而不只是“家規(guī)伺候”那么簡單。

　　網約車司機之所以膽敢“差評掛黃網”，說到底，就是因為在法治框架內，差評報復性行為多被解構成“鬧劇”，而沒有真正站在被害者人身權益的高度去審視。

　　在這個問題上，兩方責任是板上釘釘的：一是平臺方。既然差評有如此風險，從技術手段上說，莫非不能將給予差評的用戶“保護性處理”？比如從程序上差別化設計，讓差評內容“賣家不可見”。二是執(zhí)法部門。用戶差評之后遭遇的報復性行為，其實已經跟“因何差評”沒有多大關系，商家在叢林法則下選擇的所謂私力救濟，基本走的多是威脅恐嚇、人身傷害路線，遺憾的是，類似報復行為很容易被地方執(zhí)法部門界定為“小惡”，各不重視，愈演愈烈。

　　網絡差評的風險大小，在于平臺方對程序優(yōu)化的重視程度，更在于法治環(huán)境對違法行為的規(guī)制力。在網約車條例呼之難出的當下，約車約出的問題，還真不能一棍子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