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相比較而言，我們在普及工作方面做得還很不夠。盡管各類選注本層出不窮，但精品甚少。很多學者不屑于做普及工作，認為體現(xiàn)不出研究水平；即便有水平的人去做，也很難得到同行認可。這樣一種偏見，必須改變。

　　從學術發(fā)展的歷史看，真正在學術史上確立地位的學者，都與其盡心致力于學術普及工作密切相關。漢代對于經(jīng)典的注釋、唐代對于古注的疏證以及清代乾嘉諸老對于歷代經(jīng)典的重新闡釋，其出發(fā)點多是普及經(jīng)典知識。現(xiàn)代學術研究又何嘗不該如此？即以我供職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為例，六十多年前剛剛籌劃建立文學所的時候，最初的工作主要就是選注歷代文學經(jīng)典作品。近來翻閱《王伯祥日記》，里面詳細記載了鄭振鐸、何其芳等人如何精心策劃《詩經(jīng)選》《史記選》《漢魏六朝詩選》《三曹詩選》《唐詩選》《宋詩選注》的工作，印象深刻。每一部書的編纂，從篇目的確定，到注釋的推敲，都經(jīng)過反復打磨。然后內(nèi)部油印，送到國內(nèi)相關研究單位、高等院校，廣泛征求學術界同行的意見。經(jīng)過這樣幾個回合，才最后定稿，公開出版。這樣的書，闡釋經(jīng)典，其本身也成為一種經(jīng)典，多數(shù)印行在數(shù)十萬冊以上，在社會上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而這些作者的名字和聲譽，也逐漸走出學術圈，為廣大讀者所熟知。前輩學者的工作給我們很多有益的啟示。

　　啟示之一，我們必須對文學研究的普及工作有一種正確的認識。處理好普及與提高的關系，說易行難。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指出：“人民要求普及，跟著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這種提高，不是從空中提高，不是關門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這種提高，為普及所決定，同時又給普及以指導。”學術研究真正服務于人民大眾，首先就是要做好普及工作。沒有普及，何來提高？但提高的最終目的仍然是為了更好的普及�，F(xiàn)在，不少學者寧愿躲進象牙塔中做專精研究，也不愿意做點文化普及工作。這種觀念值得商榷。毫無疑問，專精研究當然應當鼓勵，給予尊重，社會也確實需要一批很專精的研究者，去做專業(yè)性很強的研究，盡管這種研究可能對社會現(xiàn)實沒有直接作用，但是對我們整個文化發(fā)展來說又是必不可少的。這個道理不言自明。但同時，我們更需要一批人出來宣講傳統(tǒng)文化，讓專家的研究成果盡可能地為大眾所認知。

　　啟示之二，“學術的講述是通俗講述的基礎。因為只有能夠徹底講述某物的人，才能以通俗的方式講述它”。康德這段話把提高與普及的關系講得非常明白。沒有深入的研究，哪來生動的普及？王伯祥、余冠英、錢鍾書等人的學術普及工作就是成功的典范。對學者而言，深入易，淺出難。淺出所以難，是對作者要求高，他必須真正讀懂經(jīng)典作品，才不至于把經(jīng)念歪。我們可能都有過這樣的體驗，專注于某一學術領域，遇到不懂的地方，偷懶的辦法就是繞過去，而要講給大眾聽，就無法藏拙。因此，做好普及工作，僅有良好的愿望是遠遠不夠的，必須積學儲寶、研閱窮照。只有這樣，我們的普及工作才會更有實效，也才會更有意義。

　　啟示之三，文學研究的普及工作，其意義還不僅僅是傳播文化知識，更是傳遞一種理念，一種理想，甚至還可以說，是在從事一項民族文化集體認同的凝聚工作。大家都認同這樣的觀點，即傳統(tǒng)文化是一個民族的命脈和靈魂。一個不知本來的民族，是絕對沒有未來的希望的。在經(jīng)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強調(diào)文化的多元性顯得尤為重要。人類歷史的發(fā)展告訴我們，物質(zhì)文化可以全球化，而精神文化卻有其強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文學研究工作者，有必要深入總結(jié)我們民族的傳統(tǒng)特性和現(xiàn)實追求，并把這種特殊的文化基因固化為人民大眾的行為準則和共同夢想。這樣的民族是不可戰(zhàn)勝的，將會永久地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由上述幾點啟示來看，商務印書館策劃出版的這套“古代詩詞典藏本”，恰逢其時，其意義自不必多說。編者的態(tài)度是認真的，他們以“闡釋經(jīng)典本身也要成為經(jīng)典”為追求，其選家皆術有專攻，在其所選評方面具有相當?shù)膶＞芯颗c學術影響，從而保證了選本的專業(yè)性與權威性。

　　正是由于每位選注者的研究領域、研究特點不同，因此“古代詩詞典藏本”最大的特點就是不強求整套叢書風格整齊劃一，而允許一選本有一選本之個性特色。這里僅舉數(shù)例：李山教授的《詩經(jīng)選》，仿佛帶領讀者做了一次重回“詩經(jīng)世界”的新旅——重新審讀其字句、篇章，重新考訂其創(chuàng)作年代，勾勒其禮樂背景，體味其文化意蘊，欣賞其風雅藝術，考察其歌唱方式……《王維詩選》的作者王志清教授認為，王維詩乃詩之哲學，亦可謂哲學之詩。故其選評，敏于感悟，精于賞玩；其評賞文字，巧于切入，工于辭采。《李清照詩詞選》的作者陳祖美先生，在歷代學術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更貼近窺見了李清照的種種內(nèi)心隱秘，從而䌷繹出易安的十余種“心事”——幼年失恃、黨爭株連、婕妤之嘆，以及終生無嗣的莊姜之悲等等，提出了許多新人耳目的獨到見解。

　　無須贅言，只這幾本書的簡略介紹，即已充分顯示出選注者的學術個性。在大的統(tǒng)一的原則下，保留各個選本自己獨特的面孔，這一點，近于文學所編寫經(jīng)典讀本的傳統(tǒng)。錢鍾書先生的《宋詩選注》，就特別強調(diào)自己“注”的特色，而與其他選本略有不同。希望這種不拘一格、力避匠氣的文風與學風，貫徹叢書始終，從而涌現(xiàn)出更多的既擁有學術品位又文采斐然，既不乏前沿理論、自出己見又深入淺出的精品選本。

　　六十年前，文學研究所推出的經(jīng)典讀本，以著者自己研究為基礎，廣泛借鑒吸收前人成果，取得空前成就，影響至今。我們相信，商務印書館推出的這套“古代詩詞典藏本”，也一定能在學術普及工作方面推陳出新，為廣大讀者所認可。（本文系作者為新近出版的“古代詩詞典藏本”〔商務印書館〕所作序，本刊略有刪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