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帝在皇太子胤礽奏折上所寫朱批（局部）

　　內容提要

　　以往清史研究中有一種忽視運用滿文史料的傾向，是不正確的。然而近年來出現了另一種傾向，即片面強調清史研究必須以滿文史料為主，似乎不識滿文就無法研究清史，這就走到另一個極端，也是不可取的。滿文、漢文檔案具有相同的史料價值，清史研究中必須堅持滿漢史料并重，才是正確的治史方法。由于與滿文史料相比，漢文史料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富、涵蓋范圍之廣泛，均遠超前者。以漢文史料為主，滿文史料為輔，互相參照，互相印證，方能得出正確的歷史結論。

　　滿文又稱“清文”，是清朝官文書通用文字。滿文史料，主要指滿文原始檔案與滿文書籍（含契約、石刻、印章等）�，F存滿文檔案約200多萬件，滿文書籍約千余種。這些書籍由漢文譯為滿文或滿漢文合璧的居多，滿文原著較少。清史研究中所用滿文史料，主要是滿文檔案。

　　滿文檔案與漢文檔案都是第一手史料。清朝史事有些僅載于滿文檔案，有些僅載于漢文檔案，還有些在滿漢檔案中均有所載。因此，滿文、漢文檔案不僅無法互相取代，而且必須互相參照，互相印證，方能得出正確的結論。由于滿文、漢文檔案具有相同的史料價值，清史研究中必須堅持滿漢史料并重。這里，筆者根據自己近四十年來在清史研究中發(fā)掘、運用滿文史料的實踐，擇例比較滿漢史料的作用；在肯定滿文史料重要性的同時，著重指出它在清史研究中的局限。

　　滿漢史料記載的三種情況

　　清史研究中有時會遇到一種情況，即史事僅載于滿文檔案。例如，清初后妃改嫁現象反映了滿洲社會習俗。滿文檔案披露，清太宗皇太極的側妃、清朝“鐵帽子王”之一和碩承澤親王碩塞的生母葉赫納喇氏，在嫁與皇太極前后曾三次改嫁。漢文和其他文本的史料對此只字未提。

　　又如，清入關前兩帝只有滿名。入關后諸帝的名字，正史所載均為漢名，滿名無載。滿文檔案顯示，清入關后第一位皇帝順治帝福臨在繼統(tǒng)前的滿名可能叫方喀拉（fangkala），意為矮小之人，時年5歲。這為考察滿人的命名習慣和特點提供了新的信息。

　　再如，康熙朝大學士明珠因把持朝政、“植黨納賄”而遭革職。明珠之子、原翰林院掌院學士揆敘，被雍正帝視為儲位競爭對手皇八子允禩之黨。故清朝官史中對明珠貶革后的事跡記載極簡。據滿文檔案所載，明珠革職后仍受信任�？滴醯勰涎财陂g，為留守皇子指定的數位顧問大臣以明珠居首。

　　清史研究中還會遇到另一種情況，即史事載于漢文史料。例如，遺存的清代天安門匾額上，有三個時期的文字痕跡。最初是滿、蒙、漢三種文字，其后是滿漢兩種文字。辛亥革命后僅有漢文“天安門”三字。天安門匾額上的文字為何由滿、蒙、漢變?yōu)闈M漢？滿文檔案無載。據《清實錄》（漢文本，下同），順治十三年（1656年）、十四年（1657年）之交，順治帝下令，壇廟門上匾額一律從太廟例，“去蒙古字，止書滿、漢字”。這是順治帝改變滿洲舊制、疏離蒙古族文化的舉措之一。天安門匾額上蒙古字的去除以及紫禁城內大部分匾額上之所以只有滿、漢兩種文字，可以在此找到答案。

　　又如，《古今圖書集成》修纂者陳夢雷在雍正初年再次獲罪的緣由，滿文檔案無載，史籍語焉不詳。陳夢雷是雍正兄誠親王允祉的老師，允祉曾是儲位競爭者之一而遭雍正帝忌恨。所以，學界一般認為雍正帝懲治陳夢雷，是要與允祉為難。漢文檔案披露，所謂陳夢雷案，是由康熙后期儲位之爭緣起，以案主杜撰天降“大位之牌”神話，偕術士進行祈禳鎮(zhèn)魘活動為主要內容，最終因案主將供奉“大位之牌”通達雍正帝而發(fā)露。漢文檔案記載糾正了史中之誤，為康雍時期宮廷政治研究增補了新的內容，并可據此對重要歷史人物陳夢雷作出新的評價。

　　再如，關于順治帝寵妃董鄂氏（孝獻皇后）的來歷，滿文檔案無載，長期以來眾說紛紜。學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她原是順治帝同父異母弟和碩襄親王博穆博果爾的妻子。然而，并觀朝鮮“謝恩使”李渲《燕途記行》（原文漢文）和德國人魏特《湯若望傳》（漢譯）的記載，可以否定上述看法。事實上，董鄂氏的前夫不是襄親王博穆博果爾，而是順治朝一位侍衛(wèi)或“內侍大臣”。這些“內侍大臣及侍衛(wèi)之妻”身為八旗命婦，照例應入宮服侍皇太后、皇后（順治十一年廢止此制），并參加宮廷禮儀活動。所以，順治帝有較多機會接觸這位有夫之婦。董鄂氏被順治帝看中后，“其夫自死”，她則成為順治帝的妃子。

　　清史研究中還有一種常見的情況，即史事在滿文、漢文檔案中均有所載，因此必須互相參照。例如，滿文檔案中詳細記述了清初宮廷女子蘇麻喇姑病重后的情況，顯示出她在宮中較高的地位以及與皇室的特殊關系�？墒�，如果不是從《清實錄》與清代筆記等漢文史料中，得知她是孝莊皇太后的親信侍女，則無法理解和運用這些滿文檔案，甚至因此而忽略檔案中珍貴的信息。只有將滿文、漢文史料互補互證，才能在撰寫清史時更好地為蘇麻喇姑立傳。

　　又如，關于康熙帝捉拿鰲拜。滿文檔案僅證實，康熙帝當時不在執(zhí)捕現場。從《清實錄》中我們進一步得知，由于原住處清寧宮（保和殿）需要修繕，康熙帝于八年（1669年）正月臨時遷至武英殿居住。因此，當年五月執(zhí)捕鰲拜時，他坐鎮(zhèn)于武英門前。另外，鰲拜案的滿文檔案僅有數件保存至今，其主要內容在《清實錄》中均有反映。鰲拜和相關人員的受審口供，則保留在僅存的一份漢文檔案中。兼用這些滿文、漢文史料，方可對鰲拜案發(fā)生的背景、來龍去脈以及該事件對清初政治的影響有較為清晰的認識。

　　再如，《清皇室四譜》根據《清實錄》的記載稱：雍正帝第三子弘時因年少放縱，行事不謹，（雍正四年）削宗籍死。由此出現雍正殺子之說，流傳至今。實際上雍正帝并未殺子�，F存滿文、漢文檔案中，分別載有雍正帝治罪弘時的同一道諭旨：四年（1726年）二月，雍正帝稱弘時為人斷不可留于宮廷，是以令其為允禩（雍正八弟）之子。漢文檔案還明確指出：弘時是因允禩獲罪株連，從玉碟中除名，交與允祹（雍正十二弟）約束教養(yǎng)。通過研讀滿漢兩種檔案，我們得出結論：弘時是因在權力斗爭中站在其父政敵允禩一方，故遭嚴懲，除宗籍，但未被殺。

　　滿文史料的局限性

　　清代，凡屬機要政務，或涉及皇室、宗室、八旗、軍事、民族、邊疆等方面的奏本、奏折及諭旨、朱批等，大都用滿文書寫。這種情況在清前期尤為突出。乾隆以降，由于漢化影響，滿文官文書雖至清亡并未絕跡，但公文中使用滿文逐漸減少，使用漢文愈益普遍。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現存滿文檔案約200多萬件（冊），漢文檔案約800多萬件（冊），滿文檔案僅為漢文檔案的四分之一�，F存千余種滿文書籍中，滿文原著較少，從史料角度看，完全無法與浩如煙海的漢文典籍相比。此外，滿文檔案自身的特點與缺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它們的史料價值。

　　第一，部分滿文檔案缺乏完整性、系統(tǒng)性。例如，存留至今的順治朝滿文檔案相對較少。雍正初年收回的滿文朱批奏折等，并非康熙朝大臣所上奏折的全部，因為上繳前或有遺失。收回后，雍正帝銷毀了對其不利的部分內容，故康熙朝與雍正初年的滿文朱批奏折遺失較多，僅依據現存部分，無法厘清一些重大事件的來龍去脈。

　　第二，滿文檔案往往未能反映各類史事之間的內在聯系。滿文奏疏及其所奉朱批、朱諭等，大都針對某一事件或某一問題，形成數件、數十件甚至數百件相關檔案。因所記內容或較瑣細，或重復率較高，難以通過這些檔案了解整體情況。

　　第三，滿文檔案的史料價值不是絕對的。即使對清朝宗室、八旗、民族、邊疆、軍事等滿文檔案存留較多的領域從事研究，依然需要滿漢史料兼用。另外，在部分清代專史（如文學史、學術史、思想史等）研究中，因缺乏滿文檔案記載，幾乎只能完全依靠漢文史料。

　　第四，滿文檔案所記史事的真實性，受到以下因素制約。一是具折人奏報時，可能對某事所知未確，或所聞本誤，或不敢奏明實情，從而影響到上報內容的準確性。二是具折人由于某種原因，在奏報時夸大或隱瞞實情。三是由于奏報內容機密，檔案所載是孤證，很難找到其他史料加以佐證。四是部分滿文檔案散佚，所記史事已無考。

　　第五，滿文奏折與封套（折封）、滿文朱批夾片與奏折的分離。例如，康熙、雍正時期不少滿文密折（包括手折和折片），沒有寫明具奏日期。裝有這些折件的封套上，有時以漢文或滿文寫有年、月、日。這或為具折人發(fā)折日期，或為清帝收到折子的日期，或為清帝閱后發(fā)回折子的日期。這種日期錯亂的情況有時很難鑒別。如果將某件奏折封套上所書時間，誤認為該折具奏日期，便有可能鑄成大錯。上個世紀20年代以來，數代人對滿文檔案進行過多次整理。整理過程中或不慎裝錯奏折封套，或將某人為某事所奏折子與清帝閱折后寫在夾片上的朱批拆放兩處。滿文檔案保管、整理中的一些失誤，增加了利用滿文檔案時誤引、誤證的可能。

　　如上，盡管滿文史料十分重要，但由于其數量上的限制和其他自身缺陷，單單或主要依靠滿文史料，無法對清史進行全面系統(tǒng)的研究。

　　滿漢史料并重：漢文史料為主，滿文史料為輔

　　由于滿文檔案的上述特點和局限，我們一方面主張滿漢史料并重，即滿文檔案與漢文檔案具有同等重要的史料價值。另一方面，在研究實踐中，客觀上只能以漢文史料為主，滿文史料為輔。例如，我們撰寫《康熙皇帝一家》時，引用了200多件當時未曾翻譯的滿文原始檔案，揭示了康熙帝家庭生活的部分內容，特別是他與幾代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然而這些檔案相當零碎，所記述的多為細節(jié)。要對康熙帝家庭的方方面面有一總體把握和認識，只有更多地依據漢文史料。書中引用的漢文史料比滿文檔案多出數倍即是一個例證。也就是說，只有依據漢文史料，勾勒出康熙帝家庭的基本框架，滿文檔案反映的相關細節(jié)才能附著其內。

　　又如，皇位繼承是清朝核心機密，滿文檔案對這一專題研究尤其重要。但是因為保存至今的相關滿文檔案甚少，我們在撰寫《清朝皇位繼承制度》一書時，雖然引用了130多件滿文原始檔案，但主要依靠的仍然是漢文史料。沒有漢文史料的支持，無法揭示清朝皇位繼承制度發(fā)生、發(fā)展和演變過程。

　　總之，清史某些領域，如內務府、理藩院、黑龍江將軍衙門以及新疆、西藏、蒙古事務等，由于滿文檔案比較集中，相關研究可以大量利用滿文檔案。然而即便如此，要在這些方面做比較深入的考察，仍需要從漢文史料中獲得有關背景材料�？梢哉f，能否充分地發(fā)掘、利用滿文檔案，一定程度上取決于能否很好地掌握相關的漢文史料，并據此了解和把握研究對象之間的相互聯系。滿文檔案所反映的多為人物或事件的具體情況。它們雖然可以補正漢文史料中的缺失或錯誤，深化對若干人物和事件的認識，但要對清朝歷史做全面考察，則遠遠不夠。

　　與滿文史料相比，漢文史料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富、涵蓋范圍之廣泛，均遠超前者�？梢哉f，有關清史的文字記載，大部分存在于漢文史料之中。僅僅或主要依據漢文史料，在考察某些史事時可能出現局部或細節(jié)上的遺漏、失實，但仍然可以對其總體情況和發(fā)展過程有比較清晰的了解。因此，在清史研究中堅持滿漢史料并重，以漢文史料為主，滿文史料為輔，才是正確的治史方法。（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