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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東坡稱贊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講的是從司馬遷之后到韓愈,算起來文章衰弱了八代。韓愈的文章起來了,憑什么呢?就是“道”,就是文以載道。我們要通過文藝作品傳遞真善美,傳遞向上向善的價值觀,引導人們增強道德判斷力和道德榮譽感,向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
——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10月15日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文章,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中華文化以文字呈現(xiàn)以來,就從來不是一件隨意的事,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這個大道主要就是靠文字、文章來承載。中華兒女最引以為豪的數(shù)千年綿延不絕的文明,就流淌在經(jīng)史子集、諸子百家、文章典籍的字里行間。
據(jù)《淮南子》,昔者倉頡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有人將此解釋為窺伺了天機,此言多有不經(jīng)。但是文字的誕生,必然是在高天厚土的滋養(yǎng)中,對著山川地理、鳥獸蟲魚、月露風云以及人文的喜怒哀樂、生老病死,而倔強頑強地從泥土縫隙里萌生出來,并一發(fā)不可收拾,浩浩無涯,所以古人說“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宮神武門外立著一座牌樓,上書四個大字:大德曰生。
于是這破土而生的青苗,茁壯成長,夏商周,蔚為大觀。至春秋晚期,禮崩樂壞,王綱解紐,同時也出現(xiàn)了百家爭鳴。這時候出來一位以仁德禮儀匡扶世道人心的孔丘,周游列國,沐風櫛雨,孜孜不倦,時至今日,我們依然可以想見其弘毅篤行的光輝,哪怕是露立蒼茫。衛(wèi)公孫朝問孔子的弟子子貢,你老師是從哪里學得的知識?子貢回答:“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這句話,我們看到了一個為了接續(xù)正道、傳播大道的堅毅行者。
孟子對春秋戰(zhàn)國的評價是“春秋無義戰(zhàn)”,天下擾攘,諸侯爭戰(zhàn),至秦“奮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nèi)”,天下一統(tǒng),四海方寧。漢承秦制,儒法并用,禮刑兼濟,出現(xiàn)了一個博大精深的兩漢文化體系。那是一個在原始生命情理并重基礎上生發(fā)出來的煌煌盛世,漢代文化飄揚著一種蒼茫沉實、健樸勁朗之感,如高祖劉邦的《大風歌》和武帝劉徹的《秋風辭》。故而,后人每每追憶漢代,總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這份帶有民族色彩的文化歸屬感成了我們的文化性格。至此,文化步入昂首闊步上升時期,文化意識的自覺自信不斷抬升,所以后來有了漢魏六朝文化之繁盛。
魏晉南北朝,政治和軍事上雖是多事之際,文化上則更加豐滿和成熟。所以陸機敢說“籠天地于形內(nèi),挫萬物于筆端”。李白評曹魏建安時期的詩文有“蓬萊文章建安骨”之說,建安風骨由是聞名,骨力遒勁。等到杜甫《春日憶李白》詩中,則以六朝的庾信、鮑照來稱贊李白“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指其意境清新、風格超逸。六朝文風詩風,多了流麗飄逸,也出現(xiàn)了綺靡柔弱之氣,其典型代表就是“齊梁體”,注重音律精細,對偶工整,辭藻巧艷。到“初唐四杰”則開始改變萎靡浮華的詩歌風氣,賦予詩以新的生命力。后來陳子昂高揚漢魏風骨,紹續(xù)建安傳統(tǒng),復歸風雅興寄,此時迎來了以“風骨”、“氣象”聞名于世的盛唐詩國高潮。
在文章上,韓愈倡導發(fā)起“古文運動”,反對六朝以來講求聲律、辭藻和排偶的浮華駢文,因其徒逞文飾,精雕細琢、于事無補,這是對文風、文體、文學語言進行的一次革命。實際就是以文明道、文以載道,所以蘇東坡說韓愈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這是文以載道的典范,古文運動涉及唐宋古文八大家:韓愈、柳宗元、蘇軾、蘇洵、蘇轍、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詩文發(fā)展的陳舊面貌為之煥然一新。無獨有偶,與韓愈差不多同時代的白居易,也提出過“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文章要接地氣、有內(nèi)容,因為“石壕村里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百姓的疾苦遠比詩文歌賦要厚重得多。
中華文化的骨力、丹彩、血肉、精神,至此可謂粲然賅備,宋元明清沿著這條大河的河床,大其流而揚其波。這份文化上的銘心刻骨,經(jīng)歷數(shù)百年的綿延與醞釀,到了清末,被西方列強欺侮所激蕩,就似一把火迎著西風熾烈地燃燒了起來,成為民族復興、振興中華的精神偉力。
數(shù)年前筆者曾經(jīng)撰文講道,中華文化具有跳脫、通透、不拘執(zhí)、不拘泥的靈動、活泛特征。受此影響,文化性格傾向于整體性思維,偏重于直覺,具有知、情、意相互融會貫通的特點,非;钴S,想象力豐富,具有較強的創(chuàng)造性。
但是這樣一種處世哲學、行為方式,如果缺乏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生活目標而沉淪于日常的庸俗中,則會“降解”、“銷蝕”成為“得過且過”、“茍且偷生”的庸俗實用主義,所以清末在面臨西方列強時表現(xiàn)出不戰(zhàn)自敗、不攻自潰的積貧積弱的現(xiàn)象,自然招架無力。
近日讀晚清以降的歷史,自洋務、至維新,包括舍生取義的六君子,再到中山先生等締造民國、力倡共和,既有鐵肩擔道義,也有妙手著文章,都是面對這數(shù)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做出的救亡圖存之舉,其間各方雖時有抵牾,但無不是在以生死肉身擔當著家國大義。通過他們的文章意氣昂揚之中,可以看到他們聳立天地間的茫茫悲憫與蒼然之感。國事蜩螗之際,李大釗慷慨寫下:壯別天涯未許愁,盡將離恨付東流。何當痛飲黃龍府,高筑神州風雨樓。那時,這樣有擔當意識與濟世情懷的文章屢現(xiàn),道不遠人、道不遠文。
而當全體國民的意識被集中起來,上下一條心、擰成一股繩,有了統(tǒng)一的目標和崇高的理想,就會形成龐大無比的合力,高奏凱歌。披拂過歷史的蒼茫煙靄,我們看到前輩們用熱血精魂照亮沉沉暗夜中的古大陸,播撒下火種。終于,煙雨迷蒙中,南湖上的一條游船,用紅光漫漫照徹了茫茫九派。從南國到北疆,西涉流沙,東極大海,我們用星星之火,燎亮了古陸大原。
中華民族自清季輸于西方,歷民國之紛紜,顧自新中國肇造60余年之輝煌,令世人矚目,探究這番大落大起沉浮枯榮者多矣,其原因眾說紛紜,各擅一詞,都有發(fā)伏之見。其實從文化的角度,就能窺見端倪:靠的是宏愿與法度,換句話說就是理想和紀律。
中國共產(chǎn)黨是靠革命理想和鐵的紀律組織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紀律嚴明是黨的光榮傳統(tǒng)和獨特優(yōu)勢。這就解決了我們“一盤散沙”的無序狀態(tài),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偉大的成就不容忽視,燦爛的輝煌不容詆毀,走向未來時面對的最新挑戰(zhàn)更是無可回避。人生有竟時,事業(yè)無窮期。在歷史的大時空中,你我作為個體,如同一把火,風雨交加時很容易熄滅,可是如果火把與火把連成片,互相撐持,哪怕風再大、雨再疾,也不會熄滅,而且是愈挫愈勇,將無盡的光照亮茫茫的夜!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說文以載道的“道”,是人間正道,是數(shù)千年來葆有良知的國人國士在面對國族國土時的道義擔當、文化擔承。從來沒有一個民族,經(jīng)受過這么多的苦難;也從來沒有一個文明,創(chuàng)造出如許的輝煌。中華民族是古老而沉重的,更是常為新的,積健為雄,深邃莊嚴,一直秉懷著博愛與隱忍黽勉前行。
自鴉片戰(zhàn)爭始,170余年來的力挽狂瀾,90多年來的悲壯行旅,立國60多年來的山長水闊,有過淋漓的鮮血,有過鮮花與掌聲,也有猜忌和質(zhì)疑,但我們一直在人間正道上堅毅前行。
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節(jié)點上來看文以載道,可以這樣說:我們不僅是在為一國人民謀福祉,更是在擔起世界的道義,為人類發(fā)展蹚出一條文明之路。用梁漱溟先生對毛澤東諸公的評價即是:“因為他們的胸懷都是卓然向著全人類的!
中國的天,中國的地,中國的文化,更為難能可貴的是這幫有血有肉的中國人,在書寫中國的歷史。幾千年來,葆有良知的國士,心中對這片國土的掛牽,從未因滄桑陸沉或是山長水闊而有絲毫改變。此念即存,國魂即在。
肩,未必如鐵,卻須臾不舍人間道義;
筆,未必生花,卻孜孜不倦此生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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