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弘且平和

　　偶爾有人會問學(xué)習(xí)歷史讀什么書為好，總是遲疑著，不敢把《中國史稿》、《中國史綱要》這樣的書推薦出去，思忖再三，只有《史記》可以作答。

　　知道讀什么書固然重要，然而，知道什么書不宜讀尤其重要。

　　六經(jīng)是古人認為最重要的書，但《易經(jīng)》，孔子只傳授給了商瞿一個人。不似《詩經(jīng)》，無論男女，不分老幼，隨時可以取讀。

　　后至北宋，程頤作《易傳》，仍是這種態(tài)度，“成書已久，學(xué)者莫得傳授”。弟子張閎中問《易傳》何以不傳授，程頤說，“覺老耄則傳矣，第患無受之者爾”。游酢問《易》中“陰陽不測之謂神”一句，程頤立即反問道：“賢是疑了問，是揀難的問？”

　　古人說師者“授業(yè)解惑”，作用就在這里了�！兑捉�(jīng)》如果讀不好，就似一個陷阱，而《詩經(jīng)》無論怎么讀，都不會使人走火入魔，所以三歲小兒亦可放心去吟。

　　《史記》大抵也是這樣一部書�！蹲髠鳌�、《史記》、《通鑒》，各自代表一個時代的史學(xué)，而《史記》是最恢弘的，又是最甘和的，即如中藥里的烏頭、桔梗。

　　入學(xué)之門徑

　　但《史記》也是一部文學(xué)書和一部哲學(xué)書。

　　所謂“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記》的“史傳散文”在文學(xu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而我在十年前曾經(jīng)指導(dǎo)學(xué)生寫過一篇小文，《〈史記〉性質(zhì)的另類審視——作為中國第一部學(xué)術(shù)史專著》。因為在《史記》中，司馬遷為236人作了傳，其中曾有著作的為34人，屬于學(xué)者的有45人，約占列傳人數(shù)的1/5.統(tǒng)計數(shù)字表明《史記》并不僅僅是歷史著作，還是一部具有學(xué)術(shù)史性質(zhì)的著作。今天，我們讀儒家孔子、孟子、荀子的學(xué)說，讀道家老子、莊子的學(xué)說，《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等仍然是最切近的核心文獻。

　　讀書法

　　讀《史記》還是該讀直排繁體本，包括三家注。簡體字會丟失不少漢字原有的信息，直排可以限定閱讀的速度使之不要太快，而漢唐古注則早已與正文融合為一個整體，實際上已不可能跳過。

　　所以《史記》仍以讀中華書局的版本最為便利。它有10冊，可以先讀列傳，從第7冊讀起，回過頭再讀本紀(jì)和世家�！鞍藭笔侵贫�，比較重要，而“十表”也可以暫時不讀。也不必每冊從頭讀起，翻到哪兒都可以，各篇完整就好。

　　《史記》博大，讀之如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初讀則可以用“不求甚解法”，且不追究，讀熟就好，習(xí)慣了翻閱，漸漸有感覺了就好。

　　選書法

　　但中華書局本《史記》也有問題。

　　有人提到這個版本，稱之為“中華書局點校本”，我就問，“它有一條校記嗎？應(yīng)當(dāng)是標(biāo)點本吧！”

　　中華書局的《出版說明》介紹司馬遷，說“大概再過一二年或者三四年，他死了，卒年無從查考”。這是標(biāo)準(zhǔn)的新文化運動時代的白話文，清新流暢，但少了含蓄之溫情。

　　中華本的《史記》原是顧頡剛先生向新中國的獻禮，是在大躍進中完成。“此是毛主席、周總理所命”，“毛主席令在兩年內(nèi)將廿四史點訖”，“中華書局一定要在今年內(nèi)將《史記》出版”（《顧頡剛?cè)沼洝罚�。顧頡剛先生本人，一方面多次整理《史記》，一方面又始終對《史記》提出嚴厲批評，如說“司馬遷倉促成書，有文理極不通順者，又有事實大謬誤者”（《顧頡剛讀書筆記》），“我們翻開《史記》來，仍然遺留了不少古代的神話和傳說，而和歷史的真實不符”（《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

　　今讀中華本《史記》，至少有四項問題。其一，底本不古：《史記》有宋黃善夫本，而中華本反用清武英殿本。其二，三家注脫漏：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1934年已刊行于世，其中張守節(jié)《正義》多出1645條，中華本均未采入。其三，全書未出�？庇洠簭埼幕⒃餍Ｓ浖s9000條，張元濟曾作校記約5000條，中華本則完全闕如。其四，刪落唐人補作：司馬貞曾補作《三皇本紀(jì)》，自有合理之處，中華本則不予采納。

　　但今日讀《史記》，只有中華書局1959年這一種版本通行，所以《史記》讀中華本目前也是通行之舉，由此即可知開國六十余年來在古籍整理方面還有大量工作要做，而古籍整理正是有效繼承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的前提。

　　成一家之言

　　讀《史記》，大家都熟知太史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一語，屢屢稱引。這一句話，我曾反復(fù)思之，三十余年不得其解。《史記》上起黃帝，下至漢武，歷三千年，跨越古今，這毫無問題，但立國當(dāng)本于天之經(jīng)、地之義，又當(dāng)知“三王不同禮，五帝不同樂”，究竟如何通其變，面對文景之陋，武帝之固，是古非今，抑或是今非古，恐怕司馬遷亦感棘手。

　　《史記》有《天官書》，言星象，可連太史公自己也說禨祥不經(jīng)，“究天人之際”應(yīng)當(dāng)與此篇無關(guān)。但《史記》其他內(nèi)容皆言人事，何來天道？惟有《伯夷列傳》引用古人諺語，“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或稱“天道無私，惟德是輔”，提出了天道問題。有德行的善良的人死于非命，而伯夷、叔齊自可“求仁得仁”。這篇傳記，作為夷齊事跡的“其傳曰”不到300字，而司馬遷的史論卻有600余字，并且他的議論每一節(jié)都是質(zhì)問。太史公將這一篇排在列傳第一的位置，同時并將讓國去位的吳太伯列為世家第一，開宗明義，頗有深意。

　　“所謂道，烏乎在？”曰：“無所不在。”然而天道仍須有仁人之心方能加以體認，“天人之際”，“際”是關(guān)聯(lián)，是傳遞，是仁人之心之所感。求之則存，舍之則亡，如此才叫做“天人之際”的吧�。ㄗ髡呦岛峡萍紝W(xué)院教授、濂溪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