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主席在致第二十二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賀信中指出：“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承擔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使命�！边@一重要論斷，高度概括了歷史學的崇高使命和重大責任。

　　馬克思、恩格斯曾經(jīng)這樣說過：“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睂τ谶@一論斷的含義，是否可以作這樣的理解，即人類的一切活動都在歷史范圍之內(nèi)，而對人類活動的種種研究都不能超出歷史研究的范圍。至于自然界也有歷史，但那是人類為它記載和撰寫的，從根本上說也是歷史科學的一部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們不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類社會中，人類社會同自然一樣也有自己的發(fā)展史和自己的科學。因此，問題在于使關于社會的科學，即歷史科學和哲學科學的總和，同唯物主義的基礎協(xié)調(diào)，并在這個基礎上加以改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頁）在這段話里，恩格斯認為，“關于社會的科學，即歷史科學和哲學科學的總和”。這就是說，歷史科學在“關于社會的科學”領域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皻v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的命題，正是明確地反映了歷史科學的這一重要地位。

　　同時，歷史研究還“承擔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使命”，這是從另一個方面說到歷史研究的重要地位，即承擔崇高的使命。大家知道，“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漢書·司馬遷傳》），是司馬遷認識歷史、撰寫《史記》的宗旨。司馬遷所說的“天”，沒有完全擺脫“天意”的影響，但他在《史記》中所表達的天人關系主要是歷史形勢、社會環(huán)境與人的活動及其命運的關系；他所表達的古今關系，一是社會歷史是在不斷進步的，這從《史記》諸表的序看得比較清楚，從有關的本紀、書和列傳中也可以看得清楚；二是“古”對于“今”來說，具有借鑒的價值和意義，即所謂“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一部《史記》，總結了歷史上前人留下來的豐富的經(jīng)驗和智慧，尤其是秦漢之際的歷史經(jīng)驗，給了后人許多啟迪。

　　習近平同志在信中引用司馬遷的這兩句話，寓意深刻：一方面表明對這位偉大史學家撰述宗旨的尊重和繼承，一方面又賦予這一宗旨以現(xiàn)代的含義和生命力。當今，人類歷史已經(jīng)進入到關注生態(tài)并致力于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時代，對“天”即自然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理解，人類的活動與自然的發(fā)展應在和諧的關系中前行。而“人”，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隨著社會的進步，人越來越得到自由的發(fā)展。在改革開放歷史形勢下的中國，“以人為本”成為時代的主題，人的平等成為社會建設的目標之一。可以說，在21世紀新的理念下的“究天人之際”，仍是歷史研究的重大課題。

　　司馬遷說的“通古今之變”，在“古”與“今”前后用了“通”與“變”的概念，即不僅僅是考察古今關系，而且要在“通”與“變”方面作出解釋，這是司馬遷歷史思想之深刻的表現(xiàn)之一。他給后來的史學家、思想家和政治家提出了極恢宏的思考空間，促進了人們在古今關系和通變思想方面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如宋朝史學家對唐初令狐德棻關于撰寫前朝歷史的建議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典章圖史，有國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敗，陳諸前而為之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發(fā)其議，而后唐之文物粲然，誠知治之本歟！”（《新唐書》卷102后論）

　　習近平同志在信中賦予“通古今之變”以現(xiàn)代的、世界眼光的詮釋，指出：“世界的今天是從世界的昨天發(fā)展而來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影子，歷史上發(fā)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為今天的鏡鑒。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可以給人類帶來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開創(chuàng)明天的智慧。所以說，歷史是人類最好的老師�！边@就是當今歷史研究的使命。從人類各種正當活動的共同目標來看，當“歷史是人類最好的老師”成為人類的共識并受到真正的尊重時，那不只是歷史科學價值的實現(xiàn)，而且是人類文明的極大提升。從這個意義上說，習近平同志的賀信，是對全世界歷史科學之真諦的揭示，也是對全世界歷史科學工作者的鼓舞。

　　那么，歷史研究怎樣才能真正成為“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呢？從當前中國史學發(fā)展狀況來看，我以為以下兩點是比較重要的：

　　第一，歷史研究必須具備并大致遵循已經(jīng)形成的完整的理論方法論體系。這個理論方法論體系可以用教科書的方式表述出來，如各種版本的“史學概論”那種表述方式，也可以用結合具體研究對象作比較簡明的說明。這后一種表述方式，是繼承了中國史學上“未嘗離事而言理”的傳統(tǒng)。如翦伯贊于1963年在《光明日報》上發(fā)表的《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就是一篇講理論方法論的大文章。文中講了八個問題：如何處理歷史上的階級關系，如何處理歷史上的民族關系，如何處理歷史上的國際關系，怎樣對待發(fā)展觀點，怎樣對待全面觀點，人民群眾與個別歷史人物，政治、經(jīng)濟與文化，理論、史料與文章（文章收入《翦伯贊史學論文選集》第三輯，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9—74頁）。這八個問題中，最后一個問題是關于史學工作者的基本修養(yǎng)，其他七個問題都與理論方法論相關涉，都是結合具體研究領域闡述理論方法論原則及其運用，使人易于理解。這是從一般意義上闡述研究中國歷史的理論和方法。又如侯外廬在講到他關于中國社會史、思想史的“研究原則和方法”時，寫了這樣一段話：“總的說來，依據(j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特別是它的政治經(jīng)濟學理論和方法，說明歷史上不同社會經(jīng)濟形態(tài)發(fā)生、發(fā)展和衰落的過程；物質(zhì)生活的生產(chǎn)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以及經(jīng)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辯證關系，是我十五年來研究中國社會史、思想史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保ā逗钔鈴]史學論文選集·自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頁）侯外廬從九個方面論述了這個“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翦、侯兩位史學前輩在幾十年前講的這些歷史研究的理論、原則、方法是否已經(jīng)“過時”了呢？我以為，社會在進步，學術在發(fā)展，他們所論述的理論方法論原則，或許個別地方需要補充和修訂，但就整體來說，依然適用于指導當今的歷史研究。這是一筆值得繼承和發(fā)展的理論遺產(chǎn)。

　　第二，歷史科學的發(fā)展，需要繼承和創(chuàng)新，也需要批評和商榷。近些年來，社會提倡創(chuàng)新，學術界更是大力倡導創(chuàng)新，在這樣一個鼓勵創(chuàng)新的社會環(huán)境中，出現(xiàn)了許許多多的創(chuàng)新事物和創(chuàng)新產(chǎn)品，令人鼓舞。創(chuàng)新和原創(chuàng)，需要發(fā)現(xiàn)問題、積累問題；沒有對新問題的闡釋，沒有對老問題的新闡釋，很難做到創(chuàng)新和原創(chuàng)。同時，創(chuàng)新和原創(chuàng)，一般都離不開繼承，或受到前人學術的啟發(fā)提出新問題并作出合理的闡述，或?qū)η叭颂岢龅膯栴}作出新的解說，都是在繼承中的創(chuàng)新，而作為新的解說的“第一人”，其成果即可視為“原創(chuàng)”。為了歷史科學更大的發(fā)展，需要大力倡導積累問題，提出問題；同時也需要進一步提升對于繼承的認識，真正認識到繼承是創(chuàng)新的基礎。

　　同時，歷史科學的發(fā)展，也需要批評和商榷。侯外廬講到他治學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時，把“執(zhí)行自我批判，聆聽學術批評”作為他的原則和方法之一，認為“堅持自己的學術見解，并非拒絕批評”（《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自序》，第19頁）。在這方面，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作出了表率�？梢赃@樣說，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fā)展過程中，始終伴隨著學術上的批評和商榷。比如新中國成立以后的17年中關于“五朵金花”的討論，以及其他一些重大歷史問題的討論，也都伴隨著批評與商榷。前不久，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上，不少與會者認為，上世紀80年代，學術界還有一些關于重大問題的討論，而近年來人們更多關注的是自身的研究，很少見到有關學術批評和商榷的文章。顯然，這對學術發(fā)展是不利的。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研究的問題比較微觀，對宏觀問題關注得不夠；二是寫批評文章，說優(yōu)點怕被人說是“捧場”，說缺點怕“得罪人”，更怕影響人家評職稱；三是缺少批評和商榷的氛圍與平臺。為了更加有力地推進歷史科學的健康發(fā)展，對上述情況作出改進是必要的。

　　首先，要營造批評與商榷的良好學風。上世紀80年代，白壽彝先生在講到要關注當代人的著作和開展書評寫作時講的一些話，在今天或許還是可以參考的。他認為：“我國的文學界就夠脆弱的了，而史學界比文學界還要脆弱。缺少書評，缺少批評和反批評。有很多書是費了很大氣力才得以出版的，但出版以后，沒人過問，久而久之，湮沒無聞。這種現(xiàn)象，是有礙于學術繁榮的�！标P于書評的寫法，他講得很具體，就是：“說這書的好處，要確切指出它的優(yōu)點，而不是一般地捧場；說它的缺點，要確切指出它的不足之處，最好能提出補充和修改意見，而不是挑眼�！保ā栋讐垡徒淌谡勛x書》，《讀書》1982年第5期）他反復強調(diào)要提倡和鼓勵這種實事求是的評論和學風。

　　其次，要關注歷史研究和歷史撰述中的重大問題。史學工作者一般都有自己的研究領域和學術專長，這是史學發(fā)展所必要的。同時，對于歷史研究和歷史撰述中存在的帶有全局性或整體性的重大問題，史學界同行似應當有更多的關注。這樣的問題是不少的，比如前不久在一次學術會議上，一些同行指出，中國歷史上不存在奴隸社會，基本形成定論。我個人認為，問題可能不那么簡單。其一，此說雖久已存在，但主張有奴隸社會的觀點現(xiàn)今也還存在，不僅一些大學教材如此，就是2012年出版的《簡明中國歷史讀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本書編寫組編寫，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也持此說。以上二說如何協(xié)調(diào)？這就是一個大問題。其二，在中國歷史上不存在奴隸社會，怎樣看待原始社會解體后的中國社會，或者原始社會怎樣過渡到下一個社會形態(tài)？對此，是否也應有比較明確的說明，也還有討論的空間。此外，在關于中國古代史的著作中，有的書不知為什么對“秦帝國”“漢帝國”“大清帝國”這樣的寫法很感興趣？“帝國”是個什么含義？“二十四史”中是否有此種說法？此類問題，可以舉出不少，都有展開商榷、討論的必要。

　　再次，要有批評、商榷、討論的園地與平臺。近來，翻閱《學術界》雜志，發(fā)現(xiàn)這家學術刊物很久以來堅持每一期都設立“學術批評”欄目，所刊文章涉及文、史、哲、經(jīng)、法、文化、教育等許多領域。雖然這家雜志的影響力還不是很大，但它在學術批評方面的用心堅持是值得稱贊的。如果有更多的學術刊物也能穩(wěn)定地開設類似“學術批評”的欄目，倡導學術上的批評和商榷，并優(yōu)先發(fā)表有一定分量的此類文章，對促進學術界的“百家爭鳴”是大有裨益的。

　　作為“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的歷史研究，只要具備嚴謹?shù)目茖W精神、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就一定能承擔起這崇高的使命。（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