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見梁任公

　　1920年3月21日晚，梁啟超好友林長民在家招待梁啟超和胡適，這是他們的第一次見面，胡適日記僅寥寥數(shù)字：“宗孟（即林長民，作者注）宅飯”，“初見梁任公（即梁啟超，作者注），談�！彪m然，這是他們第一次面對面的交談，然而，他們卻早已是“心有靈犀一點通”了。兩年前，胡適撰《墨家哲學》時所表露的創(chuàng)作思路，便得到梁啟超的嘉許。胡適知道梁啟超對中國哲學頗有造詣，早有拜訪求教之意。1918年11月20日，胡適在來天津南開大學講學前，給梁啟超去信說：“適近作《墨辯新詁》，尚未脫稿，極思一見先生所集材料；唯彼時適先生有吐血之恙，故未敢通書左右。近聞貴恙已愈，又時于《國民公報》中奉讀大著，知先生近來又復理文字舊業(yè)。適后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將來天津南開學校演說，擬留津一日，甚思之懷，一以便面承先生關于墨家之教誨；倘蒙賜觀所集‘墨學’材料，尤所感謝，適亦知先生近為歐戰(zhàn)和議問題操心，或未必有余暇接見生客，故乞振飛先生為之介紹，擬于廿三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趨訪先生，作二十分鐘之談話，不知先生能許之否？適到津后，當再以電話達尊宅，取進止�！�

　　此時，梁啟超正全身心地投入游訪歐洲，為在巴黎和會呼吁中國的獨立和主權的準備工作之中，不久，便動身離津出國，他們當然沒有時間相會。然而，對于《中國哲學史大綱》，梁啟超在其《清代學術史概論》中，還是予以肯定的贊許：胡適“用清儒方法治學，有正統(tǒng)派遺風”。

　　梁啟超結束歐洲游訪回國后，很快便與胡適相見，可見其心目中，胡適占有著多么重要的位置。自此，他們有了直接學術交流的機會。他讀完胡適的《墨辯新詁》手稿，便去信鼓勵，希望能早日整理出版。同時，還將自己的《墨經校釋》一書，交與胡適校閱，并請其作序。讀過胡適的序文后，梁啟超既對其治學方法予以辯正，又認真誠懇地采納他的一些意見，這點令胡適尤為敬佩，稱贊道：“這是先生很誠懇的學者態(tài)度�！�

　　在此之前，他還讀過梁啟超的《清代學術史概論》稿，寫出心得和意見交與梁啟超。梁啟超在正式發(fā)表時，其中修改和補充的內容，都是胡適的心得和意見。胡適認為這本書盡管“亦有短處”，但是，在總體上還是一本“聰明的著述”。

　　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

　　他們之間的來往逐漸多了起來，可是，1922年3月5日，梁啟超在北大哲學社的一次講演，卻使胡適始終不能釋懷。這天，北大三院大禮堂內座無虛席，濟濟一堂。梁啟超要來北大講演，主題是：《評胡適的〈哲學大綱〉》，如此指名道姓、大庭廣眾的評點是非，且是在胡適任教的北大進行，看來也只有心直口快、全無世故的梁啟超做得出來。胡適當然心中不快，說：“這是他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本可以不去睬他�！�

　　梁啟超的講演分兩天，每天2小時左右。胡適本不愿參加，卻經不住好友張競生的勸說，于第二天前去旁聽。這是場饒有興味的講演會，梁啟超的批評言簡意賅、順理成章，那帶有濃郁粵腔的京語抑揚頓挫、余音繞梁，令聽者無不聚精會神、沁入心脾，覺得梁啟超說得很有道理。

　　第二天，胡適當場答辯，短短的45分鐘內，他恰如其分地評說梁啟超的批評，指出：“中國哲學史正在草創(chuàng)時期，觀點不嫌多”。所以，梁的觀點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同時，又對梁啟超的一些觀點，予以不矜不伐、不蔓不枝的批評。于是，聽者又完完全全地為胡適的言說所打動。這場演說會，當時在北大傳為美談，聽者無不“如醉如狂”。胡適后來在日記上記有此事時，也說：“在大眾的心里，竟是一出合串好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