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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物”與當下詩歌的境遇
羅振亞
//agustinmoreno.com2015-04-13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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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紀文壇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走出邊緣化低谷的詩歌境遇逐漸好轉。且不說呈幾何倍數增長的創(chuàng)作者,在網刊和紙媒上多點開花,每年至少推出相當于《全唐詩》總數的大量文本;諸多朗誦會、詩歌節(jié)、詩歌獎和學術研討,此伏彼起,魏紫姚黃,色調繽紛;以碎片化的準詩、泛詩形態(tài)悄然滲入手機短信、微信和廣告、卡片文化的詩歌,也不時讓日常生活“詩意盎然”,種種征候使詩壇呈現一片人聲鼎沸、熱鬧非凡的“復興”景象。僅僅是詩歌自身內在重構的努力就足以令人興奮,空前活躍的民刊、網絡平臺催生的書寫與傳播方式變革,帶來了自由和創(chuàng)造的品質,從運動情結中淡出、冷靜下來的詩人們,大多數自覺回歸詩歌本體,致力于各種藝術可能性的挖掘和打造,提升著詩歌的品位;尤其是“及物”策略的明智選擇,將詩歌和現實之間的關系調整到了相對理想的狀態(tài),甚至可以說,它是促成新世紀新詩境遇轉換的最重要的動力之源。

  說起“及物”,它的來路還頗為坎坷。1980年代中期之后,出于對意識形態(tài)寫作、宏大敘事的反感和規(guī)避,許多先鋒詩人將詩與現實的關系理解為過度貼近現實、時代寫作,或許會在短期內引起轟動效應,但時過境遷后很容易淪為明日黃花,而與置身其中的生存語境拉開一定距離,偏于人類永恒情感和精神質素書寫的文本,雖無速榮的幸運,卻也少速朽的悲哀;所以在創(chuàng)作中迷戀純詩,常常有意汰除社會層面的“非”詩因素,高蹈于優(yōu)雅、和諧的幻想和神性世界,充滿語言狂歡與圣詞的氣息,和現實若即若離。這種追求強化了詩意的純粹及技巧的稔熟,但過于玄奧超然的所指卻把一般的讀者擋在門外,懸置了詩與現實深度對話的可能;凇安患拔铩痹姼璧闹T多弊端,1990年代的“個人化寫作”則格外關注“此在”,表現日常生活的處境和經驗,只是有些詩人時而把“個人化寫作”當做回避社會良心的托詞,詩魂變輕。新世紀詩歌整體上延續(xù)了“及物”路線,但是經歷過SARS、海嘯、地震、雪災、奧運、共和國60華誕等一系列大悲大喜事件洗禮過的詩人們,知道詩歌非匕首或投槍,沒有直接行動的必要,并不意味著要取消其行動的力量,而應以藝術化的方式進行,詩如果不去關涉人間煙火、蕓蕓眾生,前途無從談起,并在創(chuàng)作中表現出新的超越性品質。

  一是詩人們不完全拒斥超驗、永恒的情思元素,可是已注意講究“及物”對象選取的穩(wěn)妥、恰切,在典型、多維的日常處境和經驗的有效敞開中,更接地氣地建構詩歌的形象美學,與當代生活的聯系更為廣泛。隨便翻開一首詩,就會發(fā)現從生活土壤中直接開出的精神花朵,“四個人席地而睡/像隨意扔在地上的幾根腳手架……一只麻雀跳下/啄烏云投下的影子/無意間啄到一個人的頭顱/他醒了,睜開眼睛開始張望/朦朧得像初生的嬰兒”(陳倉《工地小憩》)。普通鏡頭的攝取已介入社會一角,顯示了詩人對人類遭遇的關懷,腳手架與人、麻雀的生動與酣睡的死寂交錯,施以詩歌特殊的張力,底層的苦楚、勞累與艱辛不言而喻。不僅是瑣碎細微的日常生活,嚴肅重大的社會問題也走進了抒情空間,面對故鄉(xiāng)河南許多農民因賣血染上艾滋病的慘象,翟永明寫下《老家》:“老家的皮膚全部滲出/血點 血絲 和血一樣的驚恐/嚇壞了自己和別人/全世界的人像暈血一樣/暈那些針孔”,詩是對事件的直接反應,更是對人性和社會良心的拷問,冷靜的審視與客觀的敘述里,蟄伏著詩人的憤怒之火和悲憫的大愛,這種“問題詩”已有批評生活的直接行動力。并且因為詩人直覺力的超拔和感受的深入,很多作品穿越了對象的蕪雜和表層,由靈性感悟的小聰明進入了事物的本質根部,閃爍著智性之光。如羅凱的《你主宰所有的空氣》好似在掃描窗外的物象和記憶、幻覺交錯的心象,“四面的玻璃為你隔絕迷局/重新結構你身影的一部分走出四端/你被虛幻的光亮勾勒輪廓/總有疑惑從暗處推演透明”,實則洞悉了人、人性與世界的局部本質,世上很多事物都乃矛盾而辯證的存在,隔乃非隔,界而未界,人被洗澡間“隔絕”卻“主宰了所有的空氣”,身體最受限制之時也許是靈魂最無遮攔之境。

  二是沒將現實因子直接搬入詩中,進行黏滯泥實的恢復與呈現,而是依靠能動的主體精神和象征思維等藝術手段的支撐,在呈象過程中充滿靈性,獲得一定的精神提升,甚至有時還能提供出某種新的精神向度。如李琦的《下雪的時候》:“在人間逗留/見過太多的斑斕和蕪雜/這單純之白,這靜虛之境/讓人百感交集/讓人內疚”。凝視著紛紛飄落的自然之雪,詩人是在雕塑、追慕著一種氣質和精神,她癡迷的雪在心與外物的契合中已構成一種美的隱喻,那潔凈、清白、單純、靜虛之物,在貌似下沉實為上升的靈魂舞蹈中,對人生有著奇妙的清涼暗示和啟迪。侯馬從庸常事物中發(fā)現詩意珠貝的《他手記》,沒被凡俗生活的海洋淹沒,而在恢復語詞和事物的親和性的同時,讓詩性之光將對象燭照得遍體澄澈,提純了思想,如276則《老警察》:“他的妻子一生喋喋不休/他最終只好選擇沉默/那絕望的女人/無計可施/逢人便講/這老頭小腦萎縮/他默默的忍受這污蔑/嘴角浮著孩童般的笑”。字里行間的雞零狗碎、家長里短世俗平庸,可詩卻憑借圍繞在老警察身邊的日常片段、細節(jié),寄寓了悲憫情懷,測試出婚姻與人生沉重、無奈的本質這樣“莊重”的形而上內涵,指向遙深。雷平陽的云南書寫里,也不乏現代性經驗的體味,現場感很強的《集體主義的蟲叫》貌似狀寫夜宿樹上旅館時聽到森林里各種蟲叫的過程和感受,實則彰顯了詩人對自然的敬畏和從自然生命中獲得的啟示,“只有叫/才能明確自己的身份”,人亦如此,只有擁有寬闊或微弱的聲音,才能證明自己的存在及其價值。

  三是始終堅守詩之為詩的原則,決不放棄藝術性的前提。詩人們清楚“及物”說穿了只是解決了題材走向問題,文本要贏得讀者的認同還需借助藝術技巧的支撐,以完成日常經驗向詩性經驗的轉換,所以在創(chuàng)作手段上猶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人擯棄直抒胸臆方式,啟用帶有象征色彩的意象進行物態(tài)化抒情,馬莉表現對早逝朋友懷念傷痛的《我的朋友出發(fā)了》以路障、雪、雨、閃電、天空、血、藍色的眼睛等駁雜意象暗示,揭示死亡冷酷卻無法逃避的真相,“他們有一天/和我們一樣也要出發(fā)”,情感、形象和思想的三位一體,統(tǒng)一了詩的抽象力和具象性。有人嘗試借鑒小說、戲劇、散文的手段,把敘述作為維系詩和世界關系的基本手段,如李少君的《哀悼日過后,我看見的第一列婚車》,“陽光終于明亮,而且燦爛/可是我還是看不出你的表情/是憂傷還是欣喜。我只看到/長長的婚車隊伍肅穆而莊重/在大街上緩緩穿行/終于有了鮮花、鞭炮聲和紅綢帶/笑聲,躲閃于清掃與接待的忙亂之間”。詩中有個人結婚的事件,有國家遭遇災難的背景,有抒情主體的美好祝愿,場面、細節(jié)、情境、過程等敘事文學因子的穿插,將地震對日常生活的改變和影響傳達得到位而簡雋。有人以“離文化遠一點”的態(tài)度,用素樸本色的語言“直指人心”,消除詩與讀者的隔膜,如胡長榮的《在一樹桃花面前》,“在一樹桃花面前/我常常被一個詞深深地打動:懷念/在一樹桃花面前/我至今還認為/一樹的桃花中/開得最鮮艷/美得會說話會微笑的那一朵/就是我曾經深愛過的/一個叫桃花的/鄉(xiāng)下姑娘”。獨語式的語流仿佛從詩人的命泉里直接流出,拙樸自然,如風行水上,似白云出岫,把淳樸、真摯的情愛信息表現得苦澀又滿爆,讀著它即可直接走進詩人的生命內部。

  遺憾的是,新世紀的“及物”詩歌在對象選擇、精神提升、藝術品質堅守諸方面都存在著一個限度問題。比如“及物”意識的無限泛化,有時就模糊了選擇的界限,使鍋碗瓢盆、飲食男女、吃喝拉撒等題材沒節(jié)制地大量涌入,沒深入或清新的意味,也少必要的美感,做到“日常”化同時“審美”一維卻被削弱了。又如很多“及物”作品完全倚重具體質感的“此在”,淡化甚或拒絕對有著高遠境界的“彼在”世界的追逐,別說提供什么有價值的精神向度,有時連主體都徹底退場,詩無形中降格為情感偏癱的世俗現象鋪排和形而下的情思漫游,“詩歌何為”的終極問題被擱置了。再如有些詩藝術上態(tài)度散漫,結構蕪雜,敘事枝蔓啰嗦,“及物”詩歌蛻變?yōu)闊o難度寫作和配合時勢的簡單膚淺的“應時”、“應景”,或空洞,或矯情,很難引起讀者共鳴。雖然詩歌境遇的真正轉換,需要社會、讀者、詩歌的“合力”作用,但主要還得依靠文本自身的良性運行,從這個向度上說,也正是由于“及物”及其限度的存在,新世紀詩歌的境遇獲得了明顯好轉,只是距離真正的繁榮還任重道遠。看來,在怎樣的前提下和范圍內“及物”,應以什么方式“及物”,“及物”過程中該避免哪些問題,還需要詩人們慢慢思量。(作者為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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