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P

重慶合川釣魚城CFP

　　如今，700多歲城齡的釣魚城，略顯落寞地端坐在三江交匯處的重慶釣魚山上。炊煙從薄刀嶺下的農舍里直直升起，在古城墻前的秋日余暉里裊裊散開。

　　這座創(chuàng)造了中外戰(zhàn)爭史奇跡、影響世界中古歷史的古老軍事要塞，現(xiàn)在就如一位英雄遲暮的巨人，靜靜駐足于長竿釣江的山巔。

　　川渝鎖鑰 獨釣中原

　　釣魚山地處四川盆地東部華鎣山弧形褶皺群的西南支脈，位于嘉陵江、渠江和涪江交匯處，海拔高度在91.22米至186米之間。釣魚山得名于當?shù)氐囊粍t民間傳說：遠古時代，三江洪水泛濫，逃到山上避難的災民饑餓難耐，此時一位巨人從天而降，立于山頂巨石之上，手持長竿，從山下江水中釣起無數(shù)鮮魚賑濟災民。人們感念巨人救命之恩，將山頂巨石稱作釣魚臺，這座山也因此得名釣魚山。

　　釣魚山三面江流環(huán)繞，僅東側與陸地相連。巨大的鉗形江流，構成了一道長約20公里，江石崢嶸、水情險惡的天塹，陡峭的山岸和開闊的環(huán)境，又為這個并不算高的臺地平添了“倚天拔地，雄峙一方”的險峻之勢。

　　1240年10月，塔海率蒙古軍攻入南宋據(jù)守的四川，連破西川20城。四川大門洞開，夔門岌岌可危。南宋理宗決定任命戰(zhàn)爭經驗豐富的余玠主持四川防務。1243年春，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重慶知府余玠采納冉琎、冉璞兄弟的建議，按照“城塞結合、軍政結合”的戰(zhàn)略防御思想筑城釣魚山，將合州和石照縣的治所遷入城中，屯兵積糧，廣納賢才，拉開了釣魚城長達36年的守城序幕。

　　余玠將“西通嘉定，東引夔府；上臨劍閣，下負重慶”的釣魚城作為四川抗戰(zhàn)的前線指揮中心，親自坐鎮(zhèn)指揮，以不足5萬之兵與蒙古軍展開攻防戰(zhàn)，取得了1243年7月至12月“四川大小36戰(zhàn)”、1246年春抵御“北兵入蜀”等一系列戰(zhàn)斗的勝利。

　　1254年和1260年，南宋守將王堅和張玨先后組織對釣魚城的大規(guī)模完善和維修。歷任守城者從長期抗戰(zhàn)的需要出發(fā)，采取了江防要塞與山城結合、內城與外城結合；墾田積粟與長期戰(zhàn)守結合、補給通道與藏兵運兵暗道結合。釣魚城成為攻守兼?zhèn)涞能娛轮劓?zhèn)。1260年后的釣魚城，攻防設施完善，生產、生活與軍事區(qū)域分布井然有序，給養(yǎng)、給排水設施自成體系，是迄今為止研究和展示中國古代戰(zhàn)區(qū)城塞筑城體系的重要例證。釣魚城內1000余平方米的九口鍋遺址，是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兵工廠遺址。城內還開鑿了總積水面積超過80萬平方米的14處天池，現(xiàn)存的大天池水面仍有30余畝。據(jù)《合州志》《無名氏記》記載，宋蒙釣魚城之戰(zhàn)中，張玨曾命人從大天池中“取魚二尾，重三十斤，蒸面餅數(shù)百”送到蒙古軍中，說：“爾北兵可烹鮮食餅。再守十年，亦不可得也�！�

　　迷霧中的釣魚城之戰(zhàn)

　　1234年，金朝滅亡，宋蒙戰(zhàn)爭揭幕。1251年蒙哥汗即位，釣魚城下的戰(zhàn)火愈演愈烈。1252年2月，王堅領兵擊敗二十四路便宜都元帥汪德臣率領的蒙古軍；10月，王堅率釣魚城精銳參加余玠指揮的嘉定會戰(zhàn)，解除了汪德臣等人對嘉定的圍攻。1254年6月，王堅、曹世雄等率部擊退都元帥帖哥火魯赤和汪德臣等統(tǒng)領的蒙古軍；7月，王堅升任興元都統(tǒng)制兼合州知州，成為釣魚城的主將。

　　1258年，蒙哥汗親率主力南下，11月初沿嘉陵江東下，兵鋒直指合州釣魚城。據(jù)史料記載，蒙哥汗率領的蒙古軍總兵力超過20萬人，參與攻城的皇室成員及載入史冊的將領便有118位。而當時的釣魚城中，只有4600余名興戎司駐軍是南宋的“正規(guī)軍”，其他則為地方軍、民間自衛(wèi)武裝和各寨“寨兵”，總兵力僅約2萬人。

　　1259年2月，蒙哥汗下達進攻命令，正式打響釣魚城大戰(zhàn)。雙方激戰(zhàn)至4月初，合州連降暴雨20天，蒙古軍被迫暫停進攻。宋理宗下詔嘉獎釣魚城軍民，贊揚王堅“嬰城固守、百戰(zhàn)彌堅，節(jié)義為全蜀山城之冠”。

　　進入夏季后，蒙古軍因不適應當?shù)爻睗裱谉岬臍夂蚨J氣大減。盡管如此，6月間南宋四川制置副使呂文德率戰(zhàn)船千余艘，溯嘉陵江而上增援釣魚城，仍被蒙古軍三戰(zhàn)三捷擊敗。援軍雖不至，釣魚城仍然堅城難下。7月，蒙古軍繼續(xù)猛攻釣魚城。不料，蒙哥汗于陣中被宋軍石擊中，隨即身亡。

　　失去最高指揮的蒙古大軍迅速回撤，“皇子阿速臺以軍事付統(tǒng)將渾都海，自隨柩還蒙古”，釣魚城守軍一戰(zhàn)功成。

　　重慶市合川區(qū)歷史學會秘書長、釣魚城風景名勝區(qū)管理局副調研員池開智介紹說，關于蒙哥汗的死因，文獻有多種記載，大致可以分為“非戰(zhàn)斗死亡”和“前線戰(zhàn)死”兩大類。“非戰(zhàn)斗死亡”的記載分別見于《四明叢書》、黃震《古今紀要逸編》、畢沅《續(xù)資治通鑒》等典籍，具體死因包括“憤死軍中”“因染疾死”“溺水而死”“驚悸而死”等�！扒熬�戰(zhàn)死”一說，其記載則分別見于邵遠平《元史類編》、屠寄《蒙兀兒史記》之《蒙格（哥）可汗本紀》、馬可·波羅《東方見聞錄》等，具體死因又分為“中飛矢死”“中而死”等。

　　關于蒙哥汗的死亡地點，目前發(fā)現(xiàn)的也有“釣魚城下”“釣魚山”“軍中”“前線”“合州城下”“金劍山溫湯峽”等6種不同記載。已故著名歷史學家、臺灣大學教授姚從吾則認為，基于當時蒙哥率兵圍釣魚城的史實，“釣魚山”“合州城下”“軍中”，實際上都是指釣魚城。

　　大戰(zhàn)后的余波

　　1259年9月，率軍進攻南宋的蒙哥汗的弟弟忽必烈得到了蒙哥汗去世的確切消息。隨后他又得知，留守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正調兵遣將，圖謀奪汗位。

　　1260年3月，忽必烈率軍返回開平，宣布即大汗位，建年號為中統(tǒng)。1個月后，阿里不哥也稱大汗。一場為爭奪最高統(tǒng)治權的蒙古內戰(zhàn)就此爆發(fā)。直到1264年，阿里不哥向忽必烈投降。

　　著名蒙古史學家、德國柏林大學教授傅朗克在其著作《中國通史》中說：“蒙哥汗的死，恰如十八年前窩闊臺大汗的死相類；蒙古帝國的現(xiàn)狀為之一變；南宋因此獲救�！�

　　池開智認為，蒙哥汗之死導致了蒙古戰(zhàn)爭政策的改變，蒙古人在此后逐漸改變了傳統(tǒng)的屠掠政策，采用了比他們更先進的屬國的語言、宗教信仰和文化；蒙哥汗之死也加速了蒙古貴族統(tǒng)治集團的分裂，大蒙古國由統(tǒng)一走向分裂。蒙哥汗戰(zhàn)死在釣魚城，對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的發(fā)展進程和當時世界格局的改變，也有重要影響。

　　“最后城塞”落幕

　　釣魚城之戰(zhàn)的勝利使南宋王朝暫時擺脫了滅國之禍，但南宋王朝沒有抓住這個良機。

　　1260年，王堅被“置之閑地”，后來又被貶為和州（今安徽和縣）知州，1264年郁郁而終。忽必烈于1260年即位后，對釣魚城采取了“筑城圍困，以軍事爭奪為主”的政策。1264年，釣魚城守將張玨組織軍民擊退了蒙古都元帥李忽蘭和總帥按東等人的多次進攻，但此時渠江沿線的大良城、得漢城已相繼失守。

　　1271年，忽必烈改國號為元，次年定都于大都（今北京市）。為策應元軍進攻襄陽，忽必烈隨后對四川境內的南宋山城發(fā)動牽制性進攻。除沿江幾個山城和川東部分州縣外，元軍占領了四川三分之二的地域，對釣魚城形成步步緊逼的攻擊態(tài)勢。

　　1274年，元軍攻陷襄陽。1276年正月，元軍會師南宋都城臨安城下。盡管如此，釣魚城守將張玨為牽制元軍南下，仍不斷出擊。6月，張玨派王立等率軍一舉奪回瀘州城，隨后又收復了夔州和涪州。12月，張玨改任重慶制置使，釣魚城由其部下王立繼守。

　　1277年4月，仍在堅持抗元的南宋城池已僅剩釣魚城一座。此時合州已連續(xù)兩年大旱，糧食顆粒無收。1279年正月，守將王立開城投降，釣魚城長達36年的守城戰(zhàn)史宣告結束。同年，陸秀夫背著南宋最后一個皇帝趙昺投海而死。

　　釣魚城為何能堅守36年？池開智認為，釣魚城城塞的軍事功能完善，以險筑城，城塞一體，防御陣地堅固，有田池林木可供長期駐守；以城塞為點，以江河為線，形成了點線結合、網狀分布的防御格局；以重慶為大本營，以釣魚城為屏障和支柱，既有梯次配備、重點部署，又有一定戰(zhàn)略縱深。

　　今天，立于釣魚山前，看三江合流，在這里歷史曾經一度很糾結，像一尾咬鉤的巨魚般掙扎，攪得波浪淘天。如今，浪濤平息，魚已潛游。漸行漸遠的刀光劍影，早已淡沒于汩汩長河之中。（本報記者 張國圣）

　　釣魚城之戰(zhàn)的幾個影響

　　近年來，重慶釣魚城的考古發(fā)掘工作持續(xù)推進，值得一提的是釣魚城一字城遺址的發(fā)掘工作。在此之前，對于北一字城是否存在，史學界一直存有爭議，而新的考古發(fā)掘成果，證實了北一字城確實存在。南、北一字城能將整個半島封閉，形成一個完整的防御體系。

　　釣魚城是冷兵器時代城堡防御的典范。蒙古大軍南侵過程中，南宋很多兩面臨水或者一面臨水的城市，都很快被攻陷，釣魚城是為數(shù)不多的蒙軍久攻不克的城市。釣魚城三面環(huán)水，有內外三層防御體系。半島上修建的防御體系，一直延伸到江心，可以有效防御江上進攻，同時，外圍防御體系和主城墻之間形成夾角，形成交叉火力點，讓防御更加有效。此外，釣魚城內水位較高，水源豐沛，這也為長久性的防御提供了基本物質條件。

　　對于釣魚城之戰(zhàn)的意義，應該分幾個部分來看待，我這里僅試舉一二。

　　首先，對于南宋來說，釣魚城之戰(zhàn)的勝利，有效阻擊了蒙古大軍，帶來了寶貴的喘息機會。釣魚城的堅守，也拖延了蒙古大軍南下的步伐，從一定意義上說，這也使得南宋滅亡的時間往后推延了數(shù)年。

　　再者，放眼世界范圍，釣魚城之戰(zhàn)的結果也間接影響了當時北非和歐洲的戰(zhàn)局。釣魚城之戰(zhàn)中蒙哥汗“意外”身亡，誘發(fā)了蒙古內部忽必烈和幼弟阿里不哥之間的可汗之爭，而此時在外征戰(zhàn)的旭烈兀已經攻陷了敘利亞大馬士革，正打算進軍北非，聽到兄弟爭奪汗位后，他便帶領蒙古軍的主力東歸。主力東歸之后，留在西亞的數(shù)萬部隊后來在埃及被圍殲，這一戰(zhàn)的失敗，較大影響了蒙古軍隊的銳氣。

　　蒙哥汗死后，蒙古人的戰(zhàn)略部署也發(fā)生了變化，王室成員把注意力放在了汗位爭奪上，也間接牽制到當時蒙古軍遠征俄羅斯和歐洲的軍力，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說，釣魚城不僅影響到了北非的戰(zhàn)局，也影響到歐洲的戰(zhàn)局。

　　隨著全球化的推進，現(xiàn)在的釣魚城研究，也被注入更多全球史的目光。釣魚城在世界歷史格局中所處的地位，也越來越受到學界的注意。此外，我認為，釣魚城作為防御體系的典范，可以和世界上其他的軍事城堡進行比較，進而推動軍事史的研究，并取得新的成果。（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教授 張 文）（本報記者張春雷采訪整理）

　　釣魚城得以堅守的多重因素

　　如果從蒙古軍初入四川的1227年算起，到釣魚城1279年降元為止，宋軍守四川長達半個世紀，其中堅守釣魚城36年。從軍事的角度看，宋軍在川蜀的防御相當成功。這一成功背后有多方面的因素。

　　在憲宗蒙哥汗即位（1251年）以前，蒙古人的征服方向主要是中亞、南俄、東歐及中國華北地區(qū)，尚未開展對南宋地區(qū)的全面征服。蒙哥即位后，派弟弟旭烈兀西征波斯，派另一個弟弟忽必烈總理漠南軍國事務，這兩處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富庶的地區(qū)。

　　這其中，忽必烈負責經略征伐的對象應是整個南中國，1252年他受命征服云南——從側翼包圍四川。值得注意的是，蒙哥時代及之前蒙古人征南宋，采納的是金降將的策略，即先取四川，順流東下，以平江南。在這種戰(zhàn)略下，四川始終是主要戰(zhàn)場，長江中游與云南、兩淮都是策應，因此1258年蒙哥親自率軍進攻川蜀。

　　釣魚城頂住了蒙哥汗的大舉進攻，得益于孟珙、余玠所建立的“藩籬三層”的山城防御體系：第一層是最外圍的小城，充當警戒、阻滯作用；第二層是主要防御地帶，這其中釣魚城是中堅；第三層則是以重慶府為中心的后方地帶。這種山城防御體系，被臺灣學者黃寬重稱為“南宋賴以生存的王牌”。

　　1259年蒙哥死于釣魚城下，忽必烈在奪得大汗之位后，采納了南宋降將的建議，不再以四川作為突破口，而是以長江中游作為突破口。1273年，困守襄陽的宋軍守將呂文煥出降，隨后元軍勢如破竹，1276年宋亡。而釣魚城，直至1279年才降元，為宋王朝堅守到了最后。

　　釣魚城具有世界史的意義，主要是因為蒙哥汗死于此地，大蒙古國暫時停止了向東、西方征服的腳步。有學者指出，對于大蒙古國這樣一個草原政治體來說，大汗的選立是其得以延續(xù)的重中之重，例證之一就是蒙古第二、第三次西征或因窩闊臺之死、或因蒙哥之死而結束。

　　總體而言，宋軍戰(zhàn)術上的成功，是釣魚城、川蜀得以堅守的原因之一；而另一重要原因在于，蒙古當時采用的征服計劃及相應的戰(zhàn)略。（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副教授 方誠峰）（本報見習記者李婷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