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1892—1978），四川樂山人，又名鼎堂。1921年出版新詩集《女神》，為其成名之作而登上文壇。1924年6月翻譯河上肇《社會組織和社會革命》之后自謂“初步轉(zhuǎn)向馬克思主義方面來”，8月翻譯屠格涅夫《新時代》之后進一步表示“我現(xiàn)在成了個徹底的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了！”1926年3月出任廣東大學（中山大學前身）文科學長，在廣州先后與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國共產(chǎn)黨主要領(lǐng)導人見面。7月投筆從戎，參加北伐，升任北伐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中將軍銜。1927年3月被蔣介石秘密委任為總司令行營政治部主任，不久發(fā)現(xiàn)蔣的政治企圖，隨即離蔣而去，趕赴南昌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的武裝起義，經(jīng)周恩來、李一氓介紹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南昌起義失敗，郭沫若遭蔣介石南京政府通緝，1928年2月東渡日本，開始了長達十年的海外生活。

    離滬赴日之前，讀完《資本論》第1卷，逐漸轉(zhuǎn)向?qū)ξㄎ锸酚^的考察。1928年7月底、8月初寫成《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引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中“自然是辯證法的證明”的論述，認識《周易》思想。8月寫成《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與其思想上的反映》，引馬克思“亞細亞的、古典的、封建的和近代資產(chǎn)階級的生產(chǎn)方法，大體上可以作為經(jīng)濟的社會形成之發(fā)展的階段”的論述，形成自己關(guān)于中國歷史階段劃分的最初認識。1929年9月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和摩爾根《古代社會》作為“必須知道的準備知識”，寫成《中國社會之歷史的發(fā)展階段》。

    與此同時，開始閱讀王國維《觀堂集林》，并在兩個月內(nèi)讀完日本東洋文庫所藏甲骨文和金文著作。通過對一批已識和未識的甲骨文字的考釋，闡述了殷代的生產(chǎn)方式、社會結(jié)構(gòu)和意識形態(tài)，1929年9月寫成《卜辭中的古代社會》。為了讓“青銅器來說出它們所創(chuàng)生的時代”，11月寫成《周金中的社會史觀》（后改《周代彝銘中的社會史觀》）。上述5篇論文1930年3月結(jié)集為《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出版，自詡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為“向?qū)А保瑸椤都彝�、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續(xù)篇”。因此，《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被認為是第一部由中國學者用馬克思、恩格斯思想學說考察中國古代社會的歷史名著，開辟了認識中國“古代真實”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路徑。

    其間，郭沫若譯出馬克思《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節(jié)譯本——《經(jīng)濟學方法論》，載1930年6月《社會科學講座》第1卷，翻譯《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全書定稿，1931年由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

    1941年周恩來稱郭沫若海外十年“正確的走了他應(yīng)該的走唯物主義的研究道路”。新中國成立后，學術(shù)文化界普遍尊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為馬克思主義史學“五大家”（或“五老”）。1978年鄧小平在郭沫若追悼大會悼詞中作這樣的評語：郭沫若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和古文字家”。董作賓先生于1951年在臺灣發(fā)表論文《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稱“唯物史觀派是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領(lǐng)導起來的”，同樣認為郭沫若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開拓者。

    王國維的史學研究成果主要收集在《觀堂集林》卷9至卷22的14卷《史林》中，大致包括八個方面：殷周研究、司馬遷研究、歷史地理研究、古代北方民族研究、遼金元研究、漢晉簡牘研究、青銅器物、石經(jīng)、碑刻、度量研究、敦煌研究，而以甲骨文、漢晉簡牘、敦煌文書文物和古代北方民族、遼金元研究五大方面成就最為卓著，貢獻最為杰出。1925年新印講義《古史新證》，第一章總論為其思想方法的理論總結(jié)，提出“紙上之材料”與“地下之新材料”結(jié)合的著名“二重證據(jù)法”。

    郭沫若最早接觸王國維的著作在1921年5月，為泰東書局編印《西廂》，參考過王國維《宋元戲曲史》，認為“是極有價值的一部好書”。郭沫若“真正認識了王國維”是在王國維去世一年多以后，即1928年8—9月間讀完王國維《觀堂集林》之后�！恫忿o中的古代社會》一文《序說》肯定王國維與羅振玉對甲骨文的蒐集、保存、傳播、考釋之功是“對于卜辭作綜合比較研究之始”，并做出這樣的評論：“謂中國之舊學自甲骨之出而另辟一新紀元，自有羅王二氏考釋甲骨之業(yè)而另辭一新紀元，決非過論�！蓖鯂S《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卷10）關(guān)于“中國政治與文化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的論斷，是此間郭沫若以“殷周之際當即所謂”突變“之時期”的重要依據(jù)之一。

    1929年12月29日郭沫若致函容庚，表示“欲讀”王國維《古史新證》。1930年2月初連連致函容庚，急切心情溢于言表，直至2月5日夜收到。值得注意的是：王國維《古史新證》最早提出“二重證據(jù)法”，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最早系統(tǒng)運用這一方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上引董作賓的論述，第一次點明郭沫若對于王國維學術(shù)方法的繼承：“他把《詩》《書》《易》里面的紙上材料，把甲骨卜辭、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爐，制造出來一個唯物史觀的中國古代文化體系�！边@也正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與其他形形色色“史觀派”史學的一大重要區(qū)別：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代表人物的歷史研究，既有唯物史觀作指導，又有翔實的地上材料與地下材料為基礎(chǔ)，并將其“熔冶于一爐”，而只有史觀的“史觀派”如“生物史觀”、“文化形態(tài)史觀”等，既無翔實的史料，更不會將其史觀與史料“熔冶于一爐”，不論講方法還是史料運用，都不可與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同日而語！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被視為“史料派”代表人物，恰恰是他以郭沫若的《卜辭通纂》、《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金文叢考》三部著述力推郭沫若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表明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研究絕非僅有史觀而無史料！董作賓肯定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同樣認為書中“所用的舊史料與新史料，材料都是極可信任的”。

    1944年郭沫若作《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檢討自己“關(guān)于卜辭的處理”，對于王國維卜辭研究的歷史功績?nèi)匀唤o予極高評價：“卜辭的研究要感謝王國維，是他首先由卜辭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發(fā)了出來”，“我們要說殷虛的發(fā)現(xiàn)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業(yè)績是新史學的開山，那樣評價是不算過分的�！毕惹爸皇菑募坠菍W的角度評價王國維的卜辭研究，此時則提升到史學的高度來認識。在總結(jié)古代研究之后不幾年，1946年郭沫若將王國維與魯迅相提并論，發(fā)表《魯迅與王國維》一文，對二人的學術(shù)作總評之后，稱“王先生的力量自然多多用在史學研究方面去了，他的甲骨文字的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漢晉竹簡和封泥等的研究，是劃時代的工作。西北地理和蒙古史料的研究也有些驚人的成績”，“《王國維遺書全集》（商務(wù)版，其中包括《觀堂集林》）和《魯迅全集》這兩部書，倒真是”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的一對現(xiàn)代文化史上的金字塔呵！”對王國維的死表現(xiàn)出“至今感覺著惋惜”的心情，認為王國維“好像還是一個偉大的未成品”。

    1971年郭沫若寫《李白與杜甫》一書中《李白出生于中亞碎葉》一節(jié)，有“中亞碎葉，玄奘《大唐西域記》中譯作”素葉“�！梢娭衼喫槿~實為當時之一重鎮(zhèn)”一段論述，有人誤以為“資料是從馮家昇等人那里得來的”。其實，這正是郭沫若在逆境中不忘王國維的一個見證。王國維《觀堂集林》卷14《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朵考》有三則涉及中亞碎葉的論述，受王國維此文啟發(fā)，郭沫若查看了《大唐西域記》、《大清一統(tǒng)志》、《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弄清“素葉水”譯作“吹河”，知道貞觀三年玄奘在此處見西突厥葉護可汗，引用了王國維沒有引用的文字：“（自凌山）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原注：”或名熱海，又謂咸海�！鞍讣唇裰寥撕宄匚鞅毙形灏儆嗬镏了厝~水城，城周六七里，諸國商胡雜居也�！边@是1928年第一次讀完《觀堂集林》40多年后又一次查閱《觀堂集林》，足以印證郭沫若1946年在《魯迅與王國維》一文所說：“在近代學人中我最欽佩的是魯迅與王國維”，“他們的遺著吸引了我的幾乎全部的注意”，王國維“在史學上的劃時代的成就使我震驚”。

    總歸一句話，郭沫若構(gòu)筑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最初的體系，是在接受馬克思、恩格斯思想學說的同時，繼承王國維研究中國古史科學方法而確立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