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市場化的經濟改革是對強國富民“復興之路”的探索，而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又是市場經濟良性發(fā)展的前提，那么中國本土的經濟學現在所肩負的使命就是增強理論自信，通過理論創(chuàng)新，在社會轉型中為經濟改革明確方向。如果說全球化及金融危機所帶來的新問題將全世界帶入了一種徘徊或迷茫的話，那么中國經濟學所要擔當的歷史責任就是解開傳統經濟學“認識上的枷鎖”。只有在上述兩個問題上形成有見地的理論體系，中國經濟學才會真正引領未來經濟學的發(fā)展。

　　“中國經濟學”的豐富內涵

　　其一，指“中國本土”。若將“中國”作為一個地域概念，中國經濟學就理解為中國本土的經濟學。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經濟學就是運用經濟學一般原理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經濟學；同時，中國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中國化、國際化和中國實踐的理論化過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理論。

　　其二，指“中國經驗”。從李斯特強調經濟學的民族性開始，大國崛起都伴隨著本國經濟學理論的創(chuàng)新，中國經濟學也必然立足于本國經濟的快速發(fā)展。隨著中國在全球經濟地位的提高，經濟研究的重心將從美歐轉移到中國，經濟學在中國的本土化、規(guī)范化和國際化將產生代表這個時代的中國經濟學。因此，中國經濟學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一門專門經濟學，其研究對象既不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生產關系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方式，也不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市場經濟的一般運行規(guī)則，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制度背景下的中國經濟改革與經濟發(fā)展。中國經濟學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在國際化的高度進行理論創(chuàng)新，形成經濟學范式的新的革命。

　　其三，指“中國文化”。當代主流經濟學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之上的經濟學，而中國是儒家文化的代表。而且，中國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爸袊比绻斪饕粋�文化范疇來看，那么中國經濟學就是中國文化傳統、馬克思主義及主流經濟學三者相融合所形成的新的理論范式。

　　上述三種理解不僅反映“中國經濟學”豐富的內涵，而且提出了不同層次的研究期望。“中國本土”強調研究中國的特殊性；“中國經驗”不僅強調特殊性，而且還要求將其上升為普適理論；“中國文化”則要求將中國的文化精髓融入經濟研究，重新補充和完善現有的經濟學理論范式。

　　從經濟中心的轉移看中國經濟學發(fā)展機遇

　　經濟學研究的學術重心是隨著現實中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而轉移的，重心的改變將決定經濟理論的發(fā)展趨勢，進而決定未來“中國經濟學”的前途，因此必須首先考察經濟中心的變化。

　　20世紀之前，經濟學研究的重心在歐洲。20世紀之后，隨著經濟中心逐漸向美國轉移，經濟學的學術中心轉移到美國。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將新古典經濟學帶入了西方現代經濟學，并由此迎來凱恩斯革命，經濟學分離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的主要內容被納入“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構建的“通貨膨脹率—利率—失業(yè)率”三角指標體系，使它成為一種解決“人—人”關系問題的“工具性”理論。由此，利益集團能夠利用這三個指標體系為其利益辯護，經濟學因而保住了它“顯學”的地位。但邊際主義仍然當道，新古典綜合派又將邊際分析變?yōu)橹髁�，貨幣主義、新凱恩斯主義等等都沒有脫離凱恩斯經濟學的分析框架。

　　然而20世紀后期開始，在技術進步的推動下，生產方式逐漸脫離了物質領域。單純的物質生產雖然產出不斷增加，價值卻不斷下降，從事物質生產的人數也不斷減少。知識生產、技術創(chuàng)新、服務交換逐漸成為經濟的主導，在發(fā)達國家，這些部門的價值及從業(yè)人數都在總量中占大部分。簡單的邊際分析雖然適合物質生產或消費領域，但到了非物質的領域其適用性就非常有爭議。因此，經濟研究的重心又有重新轉向“人—人”關系及制度環(huán)境領域的趨勢，政治選擇、產權、制度變遷等都被納入經濟分析的框架。新制度經濟學將邊際分析與制度分析相結合，進一步增強了主流經濟學的解釋力。

　　可以觀察到，經濟學學術重心的第一次轉移，即從歐洲到美國，經濟研究的重心由于現實環(huán)境的改變，也隨之從制度和社會關系的方面轉向物質和技術方面。而未來（或當前已開始），經濟學研究重心將面臨第二次轉移，即從美國轉向中國，經濟研究的重心也有重新向制度與社會關系方面回歸的趨勢。

　　中國經濟學研究要解決的問題

　　經濟理論必須能夠解決現實問題，這一本質要求中國經濟學必須立足中國實踐，解決中國問題。同時，中國經濟學必須構建出理論框架，將當前中國所處的特定歷史時期以及中國的特殊文化傳統囊括在內，形成抽象的普遍性理論。

　　首先，中國經濟學必須有獨特的思想基礎。在經濟學研究范式上，中國經濟學不能因為只強調本國的特殊性而反對抽象演繹。任何一個經濟學流派能夠獨樹一幟，其背后都有深厚的哲學思想做支撐。因此，中國經濟學必須立足于本國的哲學基礎，并且能夠為經濟學思想提供新鮮血液。中華文明五千年的文化積淀，包含了豐富的哲學思想，這是孕育中國經濟學的土壤。西方經濟學總體上屬基督教文化，雖然各流派間有分歧和爭論，但爭論也是在一個“話語體系”之中；而中國是儒家文化的代表，由于“體系”不同，即使我們與西方有許多相似的哲學思想，也無法與西方直接“對接”。因此，中國經濟學在“挖掘”傳統的同時還必須做好“對接”。

　　其次，妥善處理好工具理性與規(guī)律理性的矛盾。自然科學只研究“物—物”關系，“物”的規(guī)律是其研究對象，而人們工具性地使用這些理論的對象也是“物”。因此自然科學理論的“規(guī)律性”和“工具性”是統一的。社會科學研究的是“人—人”及“人—物”的關系，人的行動規(guī)律是真正意義上的研究對象，理論的使用者是“人”，使用的對象也是“人”，理論在被使用時本身是工具性的，這種使用是否符合“規(guī)律性”就不得而知。經濟學理論作為社會科學，同樣面臨著規(guī)律性與工具性無法統一的矛盾。筆者認為，經濟學理論可以劃分為兩種：研究客觀規(guī)律的規(guī)律性理論與為達到某種目的而建立的工具性理論�，F代主流經濟學具有強烈的建構理性特征：一方面，它秉承自然主義的分析思路熱衷于一般均衡模型的構建和分析；另一方面，主流經濟學熱衷于基于效率原則的功能分析，并以此為社會提供政策建議，試圖如自然科學般地對社會領域進行改造或指導。因此，現代主流經濟學理論很大程度上是被當作規(guī)律性理論創(chuàng)造出來的，而被工具性地使用，主流經濟學也因此落入“困窘”：一方面，經濟學家自認為其理論表現了“真理”，大眾使用其理論因而達到了實踐目標，并且可以通過大量實證得以檢驗，經濟學家們因此而“自得其樂”地贊頌或爭吵；另一方面社會大眾（經濟活動的實踐者）深知真正起作用的規(guī)律并非在經濟理論本身的表述之中（或理論只表達了規(guī)律的一部分），但這種理論可以為其行為提供依據或表達工具，因而這些理論工具性地使用，成為“解釋的科學”。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正經歷著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從“五四”至今，社會大眾的觀念經歷了多次深刻的變革，各種經濟理論也經歷了從規(guī)律性向工具性的變化。因此，作為“中國本土”的中國經濟學對于理論的規(guī)律性和工具性會有更深刻的體會與感悟。中國經濟學必定將會隨著現代社會整體價值觀念的改變而進行適應性的理論創(chuàng)新，原先的經濟理論會淪為工具性理論，而以新價值觀念的“人”為前提假設的創(chuàng)新將形成新的規(guī)律性理論。

　　結 語

　　當今中國改革所面臨的現實問題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鮮活的材料，中國的經驗也必定能推動經濟學理論的發(fā)展。事實上，在美國經濟崛起之時，美國學派也是在批判當時主流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形成了一整套保護主義的國民經濟學說和政策方針。這是一種有關落后國家特別是發(fā)展中大國如何實行經濟趕超的經濟學說， 對德國和日本的崛起也產生了重要影響。許多人認為21世紀是中國的時代，而在現實推動下經濟學理論本身也面臨新變革，因此“中國經濟學”擔負著艱巨的歷史使命，中國經濟學者必將構建出名副其實的“中國經濟學”，推動中國經濟學屹立于世界學術之林。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經濟學院，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